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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父亲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英国，时任我国驻英国大使邀请父亲给留学生们讲几句话。父亲欣然接受了邀请并精心准备了讲稿，他对留学生说：“鸦片战争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了兴邦和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中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艰难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我想，这句话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映照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进道路，在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也有教育意义。
 他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被美国人称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他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孜孜追求以“两弹一星”为重要标志的新中国“强国梦”，坚信“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他就是我的父亲钱学森。 1955年，父亲冲破千难万险，带着我们全家回到祖国，落户北京。自此，父亲为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这一切我看在眼里、悟在心头。 公文包的秘密 父亲有一只用了几十年的公文包。包的提手换过新的，四周也都开了线。秘书曾经对他说：你回国后多次参会，人家都送你公文包，质量不比这个差，能装的东西也够多，这个包是不是应该换了？父亲却不为所动，他说：开了线找一个裁缝缝上就行了，包还能用。如今，这只伴随父亲走南闯北的公文包静静地陈列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里。可知道，当年这个包里曾装过多少事关我们国家科学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重要资料和文件，它也是中国航天事业腾飞的见证者。 我们家有个规矩：放在父亲书房里的这只公文包绝对不能动。小时候，母亲对我们管教很严，有时看见我往书房那靠，便疾走两步询问我干什么去。长大后，我曾经问过母亲，父亲包里的东西她看过没有。她笑着回答我：你们不能看，我不比你们强多少，我也不能动那个包，谁动你爸爸都会批评的。 一只皮包，反映了父亲极强的组织纪律性，他始终严格遵守国家的保密规定，这一坚持就是几十年。他从不会向母亲透露国家的哪个航天科研项目是他做的，以至于母亲很长一段时间连父亲具体从事什么工作都不清楚。 衡量最高奖赏的“尺子” 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技顾问基沃斯来华访问。他来华的意图之一，就是代表美国政府邀请父亲访问美国。众所周知，我父亲的回国之路充满艰辛，他曾经说过：如果美国政府不给我平反，我是不会再到美国去的。美国政府当然知道父亲的态度，却又不愿意为他平反，于是便换了一种做法和姿态，邀请父亲访美。 基沃斯说：我知道钱先生在美国期间，为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许多正直的美国科学家也无端受到迫害。在那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如此对待钱先生是很不公平的。钱先生的遭遇和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情况很类似。我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已经商定，只要他来美国访问，我们就授予他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的称号。考虑到冯·卡门教授对美国科技事业的巨大贡献，并获得了美国首枚国家科学勋章，钱先生又是冯·卡门教授的得意弟子，贡献并不比他的老师小，钱先生如果来美国，我们同样会授予他美国国家科学勋章。 院士称号是任何科技工作者毕生奋斗所期望获得的荣誉称号，而美国国家科学勋章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最高科学技术奖。但是，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不仅没有一丝心动，反而轻蔑地笑了：这是美国佬耍的花招，我不稀罕，也根本不会去。美国政府不给我平反，给我再高的荣誉，我也不接受！ 有的朋友得知这个消息，向父亲表示祝贺：这毕竟是对你几十年科研工作的肯定，虽然你不愿意接受，但是得到这份荣誉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父亲一一推谢了这些道贺，并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的话，这才是最高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巨额奖金的妙用 父亲常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这背后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爱国奉献、不计私利。 1956年6月，父亲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访苏。在苏联的一个月中，他到当地大学、研究机构参观并发表讲演。回国后，父亲主动把在此期间获得的丰厚讲演费、咨询费全部捐给了国家、捐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57年1月，父亲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一等奖，奖金一万元。当时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父亲拿到钱后，立刻响应号召，购买了当时国家发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公债。1961年，公债到期，连本带息一共11500元。公债取出后，父亲又把钱捐给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让学校购买急需的教学设备。没想到这笔钱居然很快派上了用场。1961年新学期伊始，父亲开设了《火箭技术概论》课程。他的要求是：凡是上课的人必须准备一把计算尺，以方便计算。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下一次上课时，全班竟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因为家境不富裕，买不起计算尺，从而造成做作业时间偏长。为此，父亲专门让学校用部分捐款为同学们买尺子。系里的工作人员先去附近文具店购买了一些相对便宜的计算尺。要知道，当时一把最便宜的计算尺的价格也相当于一位普通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但这些计算尺发完后，还有一部分同学没有分到。父亲听说后询问为什么不足额购买，工作人员回答已经把店里最便宜的这档计算尺都买回来了。父亲说：那就再买稍微贵一点的，一定要尽快买够，让每一位学生都有一把计算尺。1961年12月25日，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专门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 最近您慷慨赠款11500元，我们给同学买了计算尺，不仅帮助许多同学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并给同学精神上以很大的鼓舞，我们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10年前，我有幸找到当年拿到计算尺的两位同学，其中一位是当时的班长。开始发计算尺时，他把先到的一批发给了班上的普通同学，最后剩下他与班里的骨干没有分到。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二批计算尺很快就被送了过来，而且比原来的还要好。后来，这位班长留校任教，并连续18年讲授《火箭技术概论》这门课。如今，钱学森图书馆收藏了这把计算尺，通过展览，以便让观者思考如何为人师表、如何钻研学问。 主动带头减工资 1962年，我们国家刚刚挺过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呼吁全党同志共渡难关，号召广大干部主动减工资。父亲当时虽然工作关系在国防部五院，但是他的工资关系却在科学院。一天，父亲无意中听说科学院正准备为减工资作动员，他立即表示要带个头。接着，他主动给力学所的书记写了一封信，要求组织上接受他减工资的请求，把他学部委员的补贴减去100元，并将350元的工资按比例降低，最终减至331.5元。 当年父亲回国后，被评为我们国家少有的几位特级研究员之一，在工资上绝对算是高待遇。要知道，当年毛主席的工资也才只有414元。但是父亲明白，那个时候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水平也不高，一个没有出师的工人，每个月工资18元钱，一个工人师傅每个月工资36元钱，还要养两三个小孩，生活负担很重。 所以，当父亲得知减工资这件事时反倒松了一口气，他说：这几年我一直感到自己的工资偏高，总想找个机会降一降，正好这个机会来了。在父亲的影响下，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纷纷响应国家的减薪号召，院里减工资的任务也顺利地推进下去。 1987年，父亲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英国，时任我国驻英国大使邀请父亲给留学生们讲几句话。父亲欣然接受了邀请并精心准备了讲稿，他对留学生说： 【“鸦片战争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了兴邦和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中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艰难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 我想，这句话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映照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进道路，在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也有教育意义。 【察网摘自《党建》杂志2019年第9期。本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