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北京1969届初中毕业生，—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人们习惯把“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称作“老三届”，即那时1966年、1967年和1968年在上初一至高三的学生们(我的哥哥姐姐就分别是老高三和老初三的)，唯独把1969届置于其外而不称作“老四届”，这种界定不知何故。当时北京69届也是几乎整届全体被“发配”到了黑龙江和内蒙古，之后北京就再没有知青下乡到外地了。1969届这届“知识”青年是文化程度最低年纪最小的一届知青，而其承受的经历与艰辛、人生的磨难与苦楚并不逊于其他任何一届，更由于没有受到基本的文化知识教育而造成了终生的缺陷与痛处。 1969年我们作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初中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且没有完成生长发育就远离了亲人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在食不果腹的生存环境下，做着成年人需承受的各种重体力劳动，有些人把生命都留在了那里，历尽艰辛活着返城后又受限于文化知识的缺乏，没有水平和能力参加高考来改变人生命运，总是处于社会边缘的边际地带，数次成为机制变革的对象，继续承受着社会进程与改革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承受着付出与牺牲。但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保持着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为了生存继续拼搏奋斗，努力完善自我，舍己奉献社会，进而逐渐成长为那个年代我们工作的单位乃至社会的一支重要的中坚抵柱。 现在我们都已经退休，安度晚年。正逢去东北五十周年之际，回顾以往，既感慨又自慰。闲来随笔几句以作纪念。 东北十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长，却是人生中需要长身体、需要学知识的最美好的青春十年，无私地都奉献给了北大荒，甚至连同生命。辰清十年，如幻如梦，如徨如煌，写下人生难以忘却的一页。回首往事，一切还历历在目：辰清十年，有苦难，有艰辛，有悔恨，有挣扎，还有无奈；有欢欣，有喜悦，有拼搏，有奋进，还有回味；有酸甜苦辣，也有欢歌笑语，有岁月蹉跎，也有人生悦趣；有为幼稚、为生存、为念想的付出，还有三次与死神的擦肩而过，可为壮哉，亦为幸矣！说是无怨无悔，那是那个年代所处无奈之境地，相信每位亲身经历过的知青都有同感。转瞬五十年，知青已成为历史概念，上山下乡也只是我们经历过的时代记号，现在感慨这段历史，追忆人生轨迹，更思念辰清那留有自己泪水、汗水、血水和青春的黑土地，那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记忆，才真是令人无怨无悔———它塑就了我做人的品质，耿直坦荡，诚实勤奋，任劳任怨，感恩宽容。更基奠了我此后的一生。映应了那句台词：有辰清十年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记得1966年5月的一天，当时还在上小学且没有完成毕业考试，“516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接受正规教育就此结束。那年我12岁。在社会上闲置了近二年，1968年1月“复课闹革命”，按片就近入学，分配到北京**中学，然而在此中学18个月的学习时间里，学校教学没有教纲，老师教学没有教案，学生学习没有教材，只有一个64开本270页的小红本，同时还有四次去农村的“学农”活动和五次去工厂的“学工”活动，就是去东北的下乡动员会(应该是通知会)也是中断了在农村的“学农”连夜步行几十里路赶回学校北操场席地而坐接受的。对学校和老师已没什么印象了，只依稀记得第一位班主任老师王*(女)老师，齐耳短发，戴副眼镜，和蔼可亲，对班里每位同学都一视同仁，并尽可能地传授些知识给我们，也记得带过我们的刘*(女)老师和李**(男)老师对待班上在“文革”中家庭受到冲击或出身不好的学生时的嘴脸……临了，北京**中学发给了我们一份《初中毕业证书》，回到家我就把它撕了。我们这届算是完整地接受了小学全课程的文化教育，因未进行毕业考试都没得到《小学毕业证书》，现在却给中学的，笑话，悲哀。
北京69届可能是建国以来北京乃至全国绝无仅有的一届。我们身受其害。“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们继续接受文化知识学习的权力，却赋予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接受改造的任务。1969年9月1日上午9时许，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站台上，爸爸妈妈望着远去的火车，在“文革”中正受到批判和冲击的他们无奈地送走了自己身边最后一个孩子(按当时北京的知青政策，哥哥和姐姐都已经去东北兵团，我是可以留下来的)。那年我十五岁七个月。 9月3日中午北京开出的知青专列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地图上都找不到有铁道线路的火车站上——龙镇站(再往北就没有铁道线了)，下火车改乘敞篷汽车继续向北，一路荒无人烟，见到沿途的景象同学们也渐渐无语了。 下午四时许到达一个有几间土坯房子的地方，后来知道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终点：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四营(之后由于建制变更为一师六十四团，一师三团)所在地——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孙吴县辰清镇。暂短休整后我们继续北行，这会儿就全靠自己的双腿了，摸黑行走在泥泞的“三级战备公路”上，十八里山路与泥水相伴与蚊虫为伍，大家相互搀扶，四个多小时后到达辰清一连的驻地。我庆幸当初从北京出来怎么就穿的是双球鞋而没穿平时喜欢穿的“片懒”(布鞋)，不然鞋早就留在泥巴里人会更惨的。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饥寒交迫，双腿跟断了似的，累的不愿再多走一步。由于行李还没拉到连队,，当晚被安排在一位上海知青的铺位上睡下，终于可以躺下了。谢谢这位上海战友。 第二天走出睡觉的土坯房四下望去，全都傻眼了，泥泞的土地上除了几间破泥土房子，几件农机具外，再就是扑面而来轰都轰不走的蚊虫小咬，与当初动员我们来时的“宣传画面”截然不同：一楼二楼电灯电话，大米白面管够吃……。许多人都哭了，有同学去找北京同车护送(实为押送)我们来的学校军宣队的人员，可他们昨天到营部后就返回北京了。记得有同学向管训我们的新兵排长大声哭诉：我们是被骗来的放我们回去！ 我在北京时听信宣传，在本就不大的帆布箱子里，还带来一副八磅的哑铃和一副玻璃材质的围棋，它们既重又占去了箱子近一半的空间。可以想象当时自己是多么天真且对这里的生活充满了憧憬。此事在连队里一直是个笑柄话题。这里是新建的开垦点，无房无地更无粮，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自己双手创造，哈尔滨的老知青们1966年进驻后住马架子住帐篷，开荒建点，才有现在的模样，我们才有房子可住（要向先于我们到此的所有辰清垦荒英雄们致敬），但能吃上粮食还需假以时日，现在连肚子都填不饱哪还有力气去玩哑铃呢。  辰清一连的知青们 记得最艰苦时连队无粮可吃，冻土豆、外调过来已发霉发酵的黄豆和高梁米都是好东西，喂牲畜的饲料豆饼那是“特供”，每当从营部加工连分配到一些八五标准粉时(百斤小麦磨出85斤面粉为标准粉)是连队最幸福的时刻，但加工连奉命还要在标准粉中再添加许多麸子或糠皮(自然是比15斤要多许多许多)来充加数量以解决缺粮问题，用这种面粉做出来的烤饼不小心掉在黑土地上你找都找不到，这已是最好食物了，每人5个(约500克)是全天的口粮。所以这副哑铃只是从箱子里取出时拿玩了一下就再没有碰它了。那副围棋在日后倒为贫乏的生活增添了点调味。 现实就是这样只能面对。在新兵排管训后北京兵将分配去各个班排，辰清一连是战备值班连队，配有轻重武器(我们所驻之孙吴县北边百余公里的黑河市对岸就是前苏联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市（161年前为中国领土海兰泡），向南一马平川无地势屏障可通达北安市、绥化市后直抵哈尔滨，孙吴县地处小兴安岭南麓战略地位和地理位置都十分重要，日本人侵占东北时称此地是“大大地孙吴县小小地黑河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此地更甚，孙吴辰清沿线公路都建有连队)，我因家庭原因不受信任不能入战备值班的班排序列，被分配去了马号班。 马号班有五人，孙吴县当地人老张头张照兴和曲玉琛，哈尔滨知青姜泽民和米宏亮，上海知青徐玉华。工作简单：每天先是跟着老张头铡马草，大铡刀十几斤重，用力抬起再用力铡下，无数次的重复这个动作，“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这是老张头常挂在嘴边的话。铡完草就去清除马圈里的粪便马尿，冬天天寒地冻零下几十度，要先抡大镐刨松动后再铲出去，溅的身上脸上嘴里和内衣里面全是粪尿冻块，夏天气味冲天蚊虫巨多，除了趟在齐脚面的粪便汤中清理外还要防御大马蝇的攻击。天天如此，常年得到熏陶，全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污垢的味道。 放马是个轻松的活，饲料缺乏和开春后就骑上小青马到连队西边的“塔头地”草甸子上去放马。但就是这最舒服的活差点要了我的命，是我第一次大难不死：那是1970年6月的一天下午，天气突变，电闪雷鸣不断，要下大雨了，马群还在草甸子里吃草，我赶紧骑上小青马进甸子去轰它们回圈，不一会儿雨就下起来了，当时也顾不上淋湿的衣服只想着快点把马群都轰回去，突然天空一闪，感觉就在我左前方十几米处有一闪电自天而降，只见一个闪亮火球把一棵细小的桦树树梢劈断了，着实把我吓死了，若没有那棵小桦树，这闪电该是打在我的头上了。当时整个草甸子上只有骑在马背上湿透的我和一群不愿意回家的马。 再往后开始赶大车了，那个年代马车是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之一，进山拉盖房子用木材和冬天取暖树木，下山去辰清镇拉送各类物资和人员都离不开它。一匹马居中驾辕三匹马前面拉套，长杆大鞭子一甩那叫一个神气。 感谢马号班的每位兄长与战友，他们关心我照顾我。这是我从学生走入社会的起点。 可能是接受再教育和改造还可以，1971年开春我被调去了机务排上五号车(洛阳东方红75马力履带式拖拉机)。机务排长哈尔滨知青邢德水和老大哥(可能与我哥哥同龄)常平，五号车的车长哈尔滨知青武福元和程起海，支常权和贾作云，北京知青孙一杰和张增海，赵学光和赵全贵，上海知青张国贞和沈根富，还有后调来的德都县青年李德全，还有…还有机务排的所有人，他们都给予了我无私认真地传授，真诚友爱地帮助，我喜爱这个大家庭。1974年我已成长为五号车车长，又调我去开康拜因(开封4.9牵引式联合收割机)。这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的生死瞬间：那年麦子长的特别好，连队三台康拜因一台自走式二台牵引式，收割季节时恰逢连里四台拖拉机有三台出现临时故障趴窝了，我那台4.9也算是收割主力，时节不能等，团部秋收指挥部从二连(或四连)临时调来一台拖拉机支援我们一连，牵引我这台康拜因。 那天是在二号地，当时我发现机器脱粒效果不好麦穗裹粒过多，在示意前面的牵引拖拉机停车后，我钻到康拜因底下去调整滚筒瓦板间隙，就在调试完成准备钻出来时突然感到整个康拜因有晃动，直觉告诉我不对，赶紧弓身往外撤，只觉腰部一阵巨痛，但也顾不得了，赶紧就势倒地向外一滚，滚了出来，眼见那轮子都有人高的庞然大物慢慢地从我身边碾过。我呆呆傻傻地坐在麦地上望着还在继续向前晃悠的康拜因，躺了下去，康拜因尾部吐出的碎麦茎雨一般地撒在我身上。车停了，赵全贵和那位拖拉机手跑了过来，扶我坐起来，只见那位驾驶员嘴在动，不停地在说，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或许是我的康拜因与这台拖拉机之间没有配合过，或许他不清楚牵引车的操作要求、起步规定，或许各个连的机与车之间的配合操规不同，或许……，当时我什么话也没说，只庆幸我动作还算灵活，滚了出来，人还活着。康拜因交给了赵，让他们继续。我又躺下了，脑子里仍是一片空白……。这时后腰的疼痛凸显起来，用手一摸全是血，原来是在车底弓腰后撤时，动作过猛腰部抬的过高被转动中的传送轮轮毂划了个大口子。到现在我的后腰上仍留有一块伤疤痕迹。作纪念了。 这前二次大难不死都是在无法预知中发生的，而第三次却是在众人眼皮底下出的事。那是1976年1月8日上午，秋翻秋耙早已结束，农机具也检修好了，进入冬季又该修桥修路了。那天我开着二八车(沈阳28马力轮式拖拉机)拉着拖斗车送战友们去大沙坑拉沙子修路。那时二八车还没安装驾驶室，已是零下三、四十度的寒冬天气，车开起来一会儿人就冻透了，我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还特意戴上了妈妈新给我做的连指棉手套，挺厚的可暖和了。大沙坑在连队至辰清镇的路途上东边的一个坡地处，面积很小且已使用多年因此取沙已不方便了，为找到一个既容易取沙大家装车又便利的位置，最后将拖车停在了一个靠近沙堆的斜坡处，停好拖拉机并将脚制动踏板锁住后我就从车头上下来了。天气太冷车不能熄火还要大点油门轰着，装满一车斗沙子需要些时间呢。此时少了关键的一个动作：没有在拖车轱辘下行方向放块大石头“打上眼”，也是没跑过运输没有经验，否则就不会出事了。 随着沙子越装越多拖车的重量也越来越重，就在快要装满时出事了：因是停在坡地上重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在惯性作用下拖车突然开始滑动，并推着二八车头一起向坡下慢慢滑行，可能是车油门调的大了车头自身的震动抖动加大，致使脚制动踏板松开了，加上重力在斜坡上的助推力，车头连带车斗正在往下缓慢地滑动，而且会越来越快，若滑出沙坑冲过公路就会掉下路侧几米深的大沟中，车就完啦。见此我赶紧跑过去登上拖车牵引架再往车头驾驶座上爬，好爬上车头重新控制住拖拉机。因穿戴过多过厚，人的动作就笨，登上牵引架后手已摸到了驾驶座的后靠背，但由于戴着棉手套抓的不牢，关键是整个车的下滑速度和晃动在加剧，一个没站稳，我就感到自己的右侧身体碰到了二八车的驱动轮大轮胎上，接着我的整个人就被大车轮裹带着捲了下去。应该是头向下掉下去的，当时还听到了战友们的惊呼声，之后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觉得人好象飘在空中…等我醒过来已躺在辰清卫生队了，头特疼。 事后听战友们说：见我爬上去了以为没问题了，但人一晃悠靠蹭到大轮子上跟随着车轮就掉下去了，接着见我从拖车的两个轮子中间露了出来，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都以为我完了。拖拉机已被战友控制，赶紧开车送我去了营部卫生队。这次事故真算我命大，满满一车沙子骑身而过竟没有碰着我，辗着头或胸口就是死，辗着其他位置就是残，奇迹就是发生了。但头朝下掉下去摔到了脑子，万幸当时摔下时帽子没掉还戴在头上也救了我一命。之后去了孙吳县医院，再之后就回北京了，各大医院检查看病，都确诊是脑震荡综合症。在京治病期间，妈妈天天给我吃天麻来调养脑子。之后慢慢地恢复如初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命运就是这样，老天不想让你死你就得好好地活着。在辰清的日子里虽然艰辛甚至有死亡的陪伴，但生活中也还是有欢欣、喜悦的时候，春天山花遍野、生机无限，夏天进河套抓水鼦、到水泡子撈嘎鱼，秋天进山採木耳寻猴头、还可采遍地的黄花菜，冬天进山套兔子、猎捕黄皮子。 闲暇时下下围棋，打打蓝球，踢踢足球，与兄弟连队约场比赛乐趣无穷。爸妈为我们三个下乡的孩子每人都买了一台“红旗8402双波段”半导体收音机，那个年代能有一台这种双波段的高级东西可是宝贝，在全连也是“稀罕物”。它陪伴我度过了漫漫长夜。 最高兴的事是冬闲时可回京探亲啦！东北兵团是发工资的，孙吴又属边境地区有9.86元的边境补贴，我们每月可得418.6大毛的工钱，在全国下乡知青中算是财主啦。这钱在辰清足够用，买蜡烛和香烟是大头，肥皂牙膏洗衣粉花不了多少，剩下的除了寄给家里就全都铺到铁道线上了。 东北十年回京探亲八次全都是在冬季，而且绝不逃票次次全程全额买票，龙镇站至哈尔滨(三棵树站)的365/366次普列，哈尔滨站换乘牡丹江至北京的165/166次直快。绿皮车箱内我们被迫做(座)过各种姿式和位置，挤压肉饼，金鸡独立，架上君子，厕所包厢，最舒服的贵宾席在硬座底下，这些我们都享受过都无所谓啦，也就四、五十个小时一咬牙就过去了，因为回到北京能见到亲人！ 1978年，在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年留给北大荒之后辗转回到了北京。8月份被分配到**区一个街道集体所有制的电子医疗仪器厂，机加工车间做钳工学徒，工资26元。在车间里除钳工外车、铣、铇、磨、冲压都干过，再往后车间主任、厂生产调度、厂生产股长也都干过。干是干，但始终有一事我没有忘记，那是1971年回京探亲与爸爸交谈时他对我说的话：要找时间找机会学习，学文化知识，学本事。记住技不压身，学到的东西是装进自己的脑子里的，不怕多。有了本事，掌握一门或几门技能，到什么时候都会有用。没有知识就是一个废人了。 1978年已恢复高考了，那年我刚回北京没有犹豫也参加了，知道底子差根本没戏也还是试了一把，数学才考了14分。不觉得丢人，在最需要学习、最好学习的时光却在东北修地球呢。抓紧时间补功课吧，白天工厂上班晚上夜校补习，初中的高中的，文言文古汉语，解方程微积分再加上ABC，抓住任何可以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补上点是点。就这样，一直这样，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后也一直这样，再往后又换了两个工作单位也没有放弃补充自己。 1981年取得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精密机械专业)《中专毕业证书》，1986年大专毕业，1997年本科毕业，2000年读完了企管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全部课程结业，为申报高级职称在45岁时还参加了全国英语统一考试成绩及格。所有这些证书都留存了下来。没有撕掉。 现在想想真是不易。通过自身的努力让自己学到些知识和技能并在工作中应用，对供职的单位对社会还算是做出了贡献。这一切的动力源非常大的程度是来自爸爸对自己“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叮嘱，而它的基石乃是辰清十年的历炼与磨难，有这碗酒垫底可拒任何艰难险阻，咬紧牙关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 我们东北的兵团战友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与奋斗，全国所有的下乡知青都是这样抗争命运、吃苦耐劳、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地走过来的，我是其中一分子反映了一个小缩影。我们共同形成或者说是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知青精神。 1997年9月到东北出差时专程回辰清去看了看， 28日一早坐黑河市至龙镇的长途车路过孙吴县城没下车直接到辰清镇，回到了28年前下乡的地方。经打听整个辰清镇当年的老人只剩下2人，不巧那天又都不在。我独自一人沿着十年间走过无数次的山路向连队住地走去，中途路过1976年大难不死的大沙坑，停下休息会儿，现场又回映了一遍。再走下去是五座桥、小溪和水泡子、当年的一号地、二号地、四号地，18里路走了约八、九十分钟到达一连驻地，跟当年的行进速度差不多。 山上连队当年大部分的旧址旧房依然存在，连队整个规模和轮廓并没什么变化，旧麦场、旧仓库、旧水井(现在还在使用)、旧农具(四铧犁.缺口耙.圆盘耙.镇压器)、旧东方红75拖拉机、旧康拜因、油罐等都在，旧洪炉铁铺遗址、旧马号遗址、当年放马的草甸子、蓝球场位置、连部位置、食堂位置……等等都依惜可辨。当年我在机务排时住的房子还在，进屋看了看，火炕居然还在原位置处保留着 (因为有人住房子就倒不了)，在炕上坐了会儿，我在此睡了6年。当年各地(哈尔滨、上海、天津、北京、当地)知青1979年走光后连队就空了，后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取消。目前这个地方属于黑龙江省农垦局北安红星农场德都分场，现在住的都是从德都县迁过来的人，他们见到我并知道我身份后很是客气，没想到当年的知青还会千里回来看看。他们感谢我们知青当年在此开荒种地盖房子，使他们有现成的房子可以住，有开好的土地可以耕种。 不过因人少我们当年开垦出的耕地已有一半都荒芜了，目前都各家各户承包了。中午在农民家吃了饭，下午用摩托车把我送到山下辰清镇。辰清已修通龙镇到黑河这段的铁路，是在原来小日本和苏俄时期原有路基的基础上复建的。当晚在辰清车站坐上火车，沿当年的路径又演绎了一遍，经过龙镇、北安、绥化到哈尔滨后回北京。当然条件好多啦。不用做杂技动作了。  阔别多年的辰清一连 那次回到阔别19年的地方，触景生情，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许多情景依然清晰如昨天……必竟我们把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十年奉献在此地。很是留恋这段经历。 现在也只有我们这代人还在回忆这段历史，讲述其各自所谓的动人心弦或可歌可泣的故事，现代的年青人对此根本不感兴趣。知识青年作为历史概念逐渐被人遗忘，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下乡知青，去问一百个一千个当年的下乡人，会有百个不同的回声与感悟，千个各异的理解与诠释，他们是无知无助无奈的代名词，也是有情有义有担当的时代儿女，是泪水与汗水的记忆，也是热血与生命的抗争，是酸甜苦辣辛五味杂陈的一壶老酒，一言难尽，更是共和国同龄人用青春年华换来祖国改革发展的腾飞，无怨无悔。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