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十年前，我从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变成了国有企业的职工，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是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只是有了一个好爸爸，幸运。因为我不是凭着自己的本事进入一家国有企业的。当年为了解决大批滞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城，出现了一个政策：老子退休，儿子顶替。 假如说，没有大规模的知青大返城，我也许会在“广阔天地”里一直到老；假如没有“顶替”的政策，我也许与许多知青朋友一样，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加入到失·业大军的行列。命运啊就是这样在捉弄人。 从云南农场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带着渴望新生活的激动就去厂里报到。一到工厂，映入眼帘的是从四面八方走来的知青大军。 这是某某人的儿子，这是某某人的女儿。他是从黑龙江回来的，他是从江西回来的等等。也有从未离开上海的小弟弟小妹妹。中学毕业，家长们迫不及待地让子女顶替。这毕竟是国有单位呀，全民的，响当当的工人！谁肯放弃这样的机会。有人甚至说，还读啥书啊，弄不好再来一回上山下乡咋办？  我希望休息几天。回到上海了，心里高兴啊，可以到处去走走，看看这些年来上海的变化。看来看去，还是老样子。搞了十年的“革命”，江河依旧啊。 干啥呢，还是像在云南农场里度日一样，靠读书来打发时光。我躲在家里看看书，心里却在惦记着从云南寄回来的书。 书，那是我在上山下乡寂寞时刻打发时光的“粮食”。 离开云南农场的时候，我什么也没带。我唯一的东西就是书。托运吧，又是汽车又是火车很麻烦。我就跑到邮局，把自己的书都寄回去。当时的寄书算作印刷品，人民币三分钱一斤，多好呀。 打包，送到乡村邮局寄出，多余的送给留守在那里的朋友们。轻轻松松地整装待发，想象着回到城市的新生活，多美。 当1976年10月以后，我突然发现有着读不完的书。先前的十年看戏只有八个，读书只有《金光大道》一类“高大全”的书刊。虽然私下里阅读了不少知青朋友传阅的“禁书”，仍然感到不解渴。 1976年10月以后，书店里再也不是领袖著作“撑门面”了。一大批曾今被列为“封、资、修”的“毒草”迎来了开禁的一天。所以，人民从心底里会发出“春天来了”的赞美声。那时，我把工资的大部分用于购买“解·冻”的书刊。对于一个“小学本科毕业生”而言，如同老鼠掉进了米缸，真的是如饥似渴啊。 一天邮局的投递员来到我家说，你从云南寄来的书到了。我问他，书呢？他说，太多了，自己到邮政总局去拿。他把一张通知书交给我就完事了。 没有办法，我只好去借了一辆黄鱼车，跑到四川路邮政总局取书。满满地装了两车书回来了。妈妈唠叨：你们弟兄两个都是书，这家里怎么放的下？爸爸出主意：两个人的书对照一下，重复的就送到福州路旧书店卖掉。 好主意，我和弟弟忙了整整一天，把书理清楚。多余的书都处理了。 书也回家了。我实在是很高兴。要知道，是这些书陪伴着我度过了那些艰苦的岁月。对于书，我有着特殊的感情。从我们所经历的学习过程来看，数理化是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文科方面的知识可以靠自学。在农场的岁月里，除了干活，我就埋头读一些文科方面的书籍。以至于今天，在知青聚会的时候，一位好友说我，那时看你很傻，就知道看看书写写字，现在想想你是对的。其实，不是我先知先觉。我去农场后，父亲每次来信都关照我要好好学习，多读些书。数理化是需要有人教的，历史、地理、哲学等文科知识可以自学。弟弟来信与我的交流大多数是谈谈学习上的体会。久而久之，在农场枯草无味的文化环境里，我自己开辟了一片绿地。天天播种，总会有结果的。 等到上班的时候，我到财务科报销回城的费用时遇到了麻烦。出纳看了我的邮寄书刊的费用后，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她叫来财务科长请示如何处理。财务科长听完我的讲述后，问道：你真的有这么多的书？我说你如果不信，可以到我家里去看。 财务科长笑了笑说，我早就知道了，相信你的。 原来，他是与父亲一样的“难·友”，1957年的时候一起戴了顶“扩·大化”的帽子。他和蔼地对我说，你们这批顶替进厂的人，十年没有读过书了，可惜啦。好好读书吧，国家开始搞“四化”了，需要知识啊。 出纳很快为我办理了报销手续。我记得当时还跟她“算账”：如果我把这些书托运回来，费用会很高。寄回来，麻烦了邮局，也算是为企业省下了费用。 一段插曲而已。不久，厂里的人知道了有一个“奇怪”的知青，书多。 工会主席找到车间，让我帮着写几位先进生产者的事迹材料； 劳资科长找到我，让我帮忙起草厂里劳动纪律大整顿的规章制度； 宣传科长找到我，让我为厂里的黑板报写稿……  我的师傅一看这些人来到车间，会立马把难活交给我说，这个模具制作很难的，好好学本领。 父亲婉转地说，你是模具钳工，这可是技术活，好好学。 以后谈恋爱结婚了，老丈人也是干模具钳工的。他告诫我，手里有了一门技术，走遍天下有饭吃。 唉，结果呢，我都“违背”了他们的愿望，走上了一条与文字打交道的“不归路”啊。那是后话了。 我怀念八十年代，怀念那些个与书相伴的日子。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