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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五十年前，阿波罗号把宇航员送往月球；也就是这一年，知青专列把我们送往北大荒。 现在知道这叫艰难探索，那个时代的我们却视其为正常，就如《流浪地球》小说中说的，地球刹车以后出生在北半球的人，以为永远的黄昏和酷热是很自然的事。何况少年不识愁滋味，虽然岁月未必静好，倒也有自己的乐子。比如当时各单位争先恐后排练演出革命样板戏，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段欢乐时光。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的宣传队可说是人才济济，排出了全本的《沙家浜》。那个在舞台上翻出一串跟斗的陆金良，若干年后成了国家技巧队领队；还有那位县委派来的郎中，戏份不多，演员却叫濮存昕。 我所在的十八连是个边远山区小连队，条件比不上人家，但也排了几场《智取威虎山》折子戏。安排角色时，座山雕和他手下的八大金刚，还有小炉匠栾平以及那些小匪，不费吹灰之力便各就各位，化了装对着剧照一看，还真像！大伙说，即便座山雕手下有十六金刚，咱们这伙人也还有富余。本人因天生缺少文艺细胞，便给派了个押解小炉匠的解放军小战士的角，技术含量不高，毕竟能量还是正的。 1969年底我们上山伐木时部分知青和排长的合影，就这人设，出演威虎山土匪都不用化装吧？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我们十八连版的革命样板大戏《智取威虎山》隆重推出，闪亮登场。 演出的盛况，那是相当的空前。轮到我出场了，喝一声“走”，端起枪雄赳赳气昂昂地押着小炉匠来到台前，接受少剑波和杨子荣的审问。不想这小炉匠演得过于出位，一连串噱头笑爆全场。作为革命战士，我在旁边本应庄重而严肃，无奈场下效果太强，一忍再忍，到底还是没HOLD住，索性与台下观众一起纵声。 及至杨子荣打虎上山，来到威虎厅，剧情进入高潮。只见杨子荣拔出盒子炮，对着头顶的灯盏甩手一枪。——这桥段我们是设计好的，舞台上方挂着盘子，上面立着蜡烛，盘子上有绳子顺下来，牵在旁边的小匪手中；杨子荣一开枪，小匪便拽绳子，蜡烛倒下熄灭，造出击中的效果。谁料此时那蜡烛偏不配合，枪声一响，绳子一拽，蜡烛就是不倒。杨子荣和座山雕也无可奈何，只好任那继续燃烧的蜡烛在头顶上晃来晃去，台下已是哄然一片。 笑声中杨子荣唱到了“座山雕也要听侯专员调遣”，那座山雕“啊”的大叫一声，蹿到虎皮交椅上，片腿转身，想不到人影一闪，刹那间座山雕和他的虎皮交椅便都杳如黄鹤了，只见前排的几个人匆忙跑向台前，场中登时大乱。原来那位座山雕演得过于投入，转身时用力过猛，连人带椅一起栽下台来。所幸台下有人接住，无甚大事。于是座山雕和交椅重返舞台，继续与杨子荣周旋。而此时台上台下全体笑翻。 还有一乐是梦中惊起游仙客，大抵因为阶级斗争形势紧张，半夜紧急集合去抓阶级敌人。一次据说是有人企图越境投修，上级要求设卡阻截，结果长夜蹲守一无所获。另一次是全体出动追捕潜逃的“贪污犯”——其实就是小卖部的老职工，有人揭发他多吃多占，关起来审查，逼供之下趁月黑风高溜之大吉。一夜搜寻本来也要一无所获了，想不到天亮鸣金收兵时，那“贪污犯”竟一丝不挂赤条条从河滩灌木中钻了出来，惊得女战士们尖叫着四散奔逃，仿佛她们自己成了逃犯。当时年纪尚小，玩一场夜半梦醒追逃犯的游戏倒也开心。虽无月下吹箫的雅致，然而近听蛩韵，远看流萤，相伴着半峰残月一溪冰，再加上投身阶级斗争的亢奋，似乎还蛮有诗意。 记得我们刚到连里就被告诫说，阶级斗争复杂呀。那时村里还没通电，晚上早早吹了蜡烛在被窝里吹牛逼。我躺在西面的炕上，遥望着窗外的东山头，听先来的老三届知青说，苏修特务常在这里发射信号弹，他们也曾半夜起来去抓人，却始终抓不到。 正说着，陡然间东山头上亮光一闪，我清清楚楚看见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在山前划过一道耀眼的弧线。我毛骨悚然，不禁叫道：“信号弹！”但是谁能相信天下竟有如此诡异的巧合，说曹操曹操就到？而且偏偏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这一幕，大家都认为我是借着信号弹的话题起哄。马上有人警告我，别瞎说，谎报军情不是闹着玩的！我不敢再吱声，知道怎么辩解也没用。于是乎这个不被人相信的真实便长久留在自己心中，直到今天。这使我明白，即使是真相，在某种特定情境下，未必会大白于天下。  几年以后，艰难探索好像不再那么艰难了。副统帅折戟沉沙，能灭的阶级敌人灭得差不多了，没暴露的阶级敌人按照七八年来一次的轮回规律尚不及跳出来；一些落难者获得了解放，诸神渐次归位，形势相对宽松起来，我们在农村也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一些内部出版的书籍。这时我看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书中说，第三帝国的青年学生参军前要去农村锻炼一段时间，因此英美的少爷兵在战场上不如德国兵能吃苦。我这才知道自己真的孤陋寡闻，此前一直以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呢。 四大名著这时也重印出版了，知青家里有的寄来《三国》，有的寄来《水浒》，大家便相互交换着阅读。我从别人手里借了一套四卷本的《红楼梦》，放在宿舍里每天看几回。这天回到宿舍，发现《红楼梦》少了两卷，突然想起刚才进门时与一个分到我连的河南转业兵擦肩而过，隐约见他怀里揣了什么东西。赶紧追出去拉他回来，果然在他的怀里发现了一本《红楼梦》。 我向他讨要另一本，他则矢口否认拿了两本。一言不合动起手来，旁边的知青拉偏架，把他按到炕上，我顺手抓起个手电筒当头砸去，脑瓜立马见了血。伤者家属将我告到领导那里，其时我已在学校当老师，好歹算是连里有些脸面的人物，分管治安的副连长客客气气地跟我说了句以后有事好好商量，也就过去了。 岂料这天连里开大会，领导正在台上作指示，那个被我开瓢的转业兵突然跳上台去，面向台下来了个大鹏展翅的亮相。领导吃了一惊，忙唤来人，几条壮汉上来架起此人，但见他双腿离地，口中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将全体革命群众惊得目瞪口呆。 这使我大感无趣，没来由的和这样的患者打了一架，又不知他这症状是否要由我那手电筒负若干责任，心下不免惴惴。好在后来他渐渐的正常起来，见了我也相安无事，反倒令我对他生了些同情与歉仄，只是那本《红楼梦》从此泥牛入海了。 这时已到了1976年的5月，连队学校要举行运动会，我们几个知青撺掇校长组织升国旗仪式。因为我们知道，升国旗就要奏国歌，而连队有唱机却无国歌唱片，我们便可借买唱片之机溜出去玩两天。结果去佳木斯市买唱片的任务，便派到了我和另一个知青的头上。 对于我们这些长年生活在山沟里的知青来说，去趟场部就算进城，到佳木斯这等大城市出差，绝对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于是5月16号一早我俩兴冲冲出发了。 下了汽车换火车，从佳木斯火车站出来已是傍晚时分，首先要解决的是住宿。然而住招待所要查看边境证，那个知青随身带着，我的却不知丢到哪去了。跑了几家招待所，结果都一样，没有边境证不能住宿。那位知青不肯扔下我自己去住，我们只得又返回佳木斯车站，打算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对付一夜。 5月中旬的北国之夜寒气袭人，我们又没准备在外过夜的行头，躺在车站的长椅上饥寒交加。但这丝毫不影响跳蚤们在我身上开晚饭，片刻间我已是通体搔痒难耐。 就在这时，车站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为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严厉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火车站从现在起戒严清查，任何人不得随便走动……”话音未落，候车大厅里就冒出了一群荷枪实弹的民兵，56式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寒光凛冽；大门被严密封锁，阶级敌人插翅难逃。此情此景令我心怀鬼胎，又寒又栗：我的边境证呀…… 果然，清查的民兵来到我们面前，要求出示证件。那位知青掏了出来，我只有解释说忘带了。这解释当然没有说服力，民兵把枪一举：“走！”我站起身来，同行的哥们儿一点不含糊，也跟着站了起来。就这样，我俩被带到了车站的地下室。 地下室面积不小，我们进去时，地上已是男女老少黑压压蹲了一片人，足有一二百号，人群前摆着一张条桌。民兵用枪指着我们：“蹲下！”我们便蹲到人群中。后面陆陆续续又进来许多，一律在刺刀指挥下蹲成一团。 待得伟大成果全部到位，持枪的民兵在身后列成一排，条桌后便坐下三个人，此时中间穿军便服的那位开口了：“我不能说你们都是坏人，但是，也都不是好人！”这是我平生上的第一堂逻辑课，所以记忆犹新，只是至今没有推论清楚他话中的逻辑关系。 那军便服继续说道：“今天是文革十周年，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复杂激烈，你们往左后边看——”蹲着的人一起扭头往左后方看，只见管道上半吊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看上去不满10岁。“那就是流窜盗窃犯，你们再往右后边看——” 蹲着的人又一起扭头往右后方看，管道上同样半吊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成人。“那就是教唆犯，就是他教唆盗窃的。现在，我们要开始审查了——” 蹲着的人便都扭回头来看着军便服，接着就有持枪民兵，逐个将蹲着的人提到条桌前，接受军便服的审问。 军便服审问之下，认为属于不能说都是坏人的，当场开释：那些看来属于都不是好人的，蹲到条桌的后面去，继续由民兵看押。人很多，审问得也很细。此时我偏偏内急起来，实在忍不住，便举手要求允许方便。那军便服同意了，指定一个民兵跟着我。 我在刺刀拱卫下穿过候车大厅时，吸引了全部目光。曾几何时，我还是样板戏舞台上持枪押解小炉匠的解放军，此刻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果，被人持枪押解去WC了。不过那时没想这些，想的只是那民兵的枪里是否真有子弹，万一走火可就…… 在人群中足足蹲了四个小时，这才轮到提审我俩。站到条桌前，军便服问得很简单：“干什么的？”我们的回答也很简单：“知青。”军便服的结论更简单：“GO！”——这就是我们在刺刀下蹲了四个小时的结果。 走出地下室，天还没亮。伸伸蹲麻的双腿，突然后悔起来：还是蹲在地下室里暖和呀。  （附记：与我同蹲地下室的哥们儿后来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老兄谈起这段经历，比谈起出版社的码洋还津津乐道。）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