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老于说，他离开北京前是有房住的，就在地安门附近。父亲在北京一直当小职员，在地安门附近租了一套房，共三间北房、三间南房。老于离开首都之前，父亲尚健在，母亲已然过世。房子由老父亲和姐姐一家共住。他走后，三间南房一直空着。父亲去世后，姐姐以为老于再也回不来了，全家遂搬到单位的宿舍里，把父亲租的房退了。就这样，老于失去了北京的居住权。
据说，20世纪30年代，他父亲脱离了地论顷、房成片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己到北京来闯天下。至于父亲为什么与家庭决裂，到底老家发生了什么事情，老于没仔细问过父亲，父亲也讳莫如深，这对他始终是个谜。 像当初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老于对党绝对忠诚，把从父亲那儿听到的只言片语全盘向组织做了如实交代，说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结果，福没享过一天，却沾了子虚乌有剥削家庭的挂络儿。 老于从小多才多艺。四五岁的孩子只会背五言绝句，他却能把白居易的《长恨歌》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他更有音乐天赋，曾学过几天钢琴。只是由于家里没有条件买钢琴，他才改学了二胡。到了初中，他的二胡已拉得相当出色。一曲《二泉映月》拉得如泣如诉，仿佛得了瞎子阿炳的真传。他最崇拜指挥家李德伦了，曾听过指挥家的一场交响乐，还曾做过当音乐家的美梦呢。少年不知愁滋味，没几天他又迷上了美术，参加了少年宫的美术组。 初中毕业，阴差阳错，他考取了化工中专。一年后，赶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收学员，他听说后立刻去报名。以老于的长相和对艺术的挚爱，他是完全有条件考上的，可是因为出身的原因，他最终没被录取，只能继续在他不喜欢的专业里混，毕业后被分到了化工厂。 因为年轻，不知道出身不好就不能乱说乱动，更不明白说了就属思想反动，结果竟沦为阶下囚—老于是因为“反动小集团”的罪名被教养的。他这人喜欢与有学问的人交往，不爱和那些整日空喊革命口号的先进分子及团员接触。他所在的工厂有两名右派，他觉得人家学问不错，就经常和他们泡在一起聊天儿，说话也比较随便。 1959年开始了反“右倾”，积极分子们把两个右派又回锅批斗。批判中，其中一个较年轻的右派挺不住了，反戈一击，把平日一起扯的闲篇都抖搂出来。这一上纲上线，竟惊动了公安局，老右派升级，成为反革命小集团的首领，20岁刚出头的老于也有幸成为该集团的成员，被单位除名，受到劳动教养的处分。就连那举双手投降的小右派也没能漏网，成为该集团的中坚分子。结果，两个右派被送往茶店农场劳改，老于则在1960年被送往监狱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不算劳改，属于最高行政处分。但与劳改队吃同一个伙房的饭，干一样重的体力活儿。不同只在有一面大墙把二者隔开。但是，劳改还有个期限，劳动教养则没有限期。直到1961年才给定了个限期，最高三年。可以前进去的，时间再长也算白搭了。 到1961年给老于定了个三年，他实际等于已坐够四年。比起五八年进来白白多教养三年的，他还算不幸之中万幸的。劳教的那段时间正赶上困难时期，有自由之身的尚且吃不饱，何况他们这些有问题的劳教分子。活儿重粮食又少得可怜，刚开始还讲瓜带菜，一把米能就着野菜熬稀饭喝；后来，连野菜、树皮都难找到，饿得前心贴后心；再后来，由瘦变胖，由胖变亮，人人浮肿，一个个倒下，再也起不来了。人们大面积地死亡，那些埋死人的也是气息奄奄，因而埋人的活儿干得极为浮皮潦草。老于就是在后期饿倒的。人们以为他已经咽气，将他拉到野外，浅浅地挖了个坑，掩了一层浮土就算处理完毕。也是命不该绝，郊外的冷风一激，他竟慢慢苏醒。撩撩身上的土，他悠悠晃晃站了起来。仔细一打量，发现自己竟然与众多死人为伴，不免吓出一身冷汗。这一激灵浑身有了些力气，他连走带爬又回到农场。难友们看他又复活了，都认为他命大，简直是个奇迹，便给他又是喂水又是喂汤。将息了几天，他总算真正活了过来。也亏不久困难时期终于熬了过去，要不，他兴许就第二次饿倒，再也难以复活。 1966年，老于的教养实际已经解除，却不允许回家，强迫他留场就业。强迫性的就业尚未落稳脚跟，就又赶上了支援边疆建设的动员令。兵团来的领导说得天花乱坠，还给他们放了场电影，叫《军垦战歌》。多数人看得热泪盈眶，第二天就激动地踊跃报名，只有少数人踌躇着，甚至不愿报名。 老于就是这些落后分子中的一员。他看穿了这些人的把戏，这是变着法儿要把他们轰出北京城呢！ 第二天，干部们就轮番对他进行轰炸，逼迫他报名。队长说，反正你得走。你们这些有问题的，一个也跑不了！他们这群人就这么半骗半逼地被押送到了新疆建设兵团。 老于说，当年送到新疆的支边青年大多属三类人，所谓的边缘分子、危险分子和坏分子。五十年代末期，有位领导提出了要把北京建成“水晶城”的口号。既然要水晶般透明，“社会渣滓”当然要扫地出门，送去劳动教养。这批人包括到政府机关无理取闹的，听敌台的，打架斗殴的，谩骂街道积极分子的，甚至包括无职无业、游手好闲的。 当时还没有知青这一称呼，因为他们属于三类人，领导和老支边当然不能称他们为同志，就对着他们“你们”、“大家”地叫。虽是在“文革”中，也不允许他们搞串联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他们往大沙漠一放，住地窝子，干苦力活。  记得一上来就让他们修公路。在沙地上修路不容易。他们从远处运来黏土，浇上盐水和泥，铺在路面上，大太阳一晒，就都裂开了大嘴，又加上沙子，还是不成；最后，干脆用砖铺路，可大卡车在路面一轧，砖全变成了碎饼干和一道道的沟沟壑壑。 在新疆一晃二十多年，老于干过的活儿不少，当过工人、农民，甚至还做过老师，结局却跟修这条路差不多，全部不成功。他事业最辉煌的顶峰就是当过近一年的语文老师。能够为人师表，对于曾经在反革命生死线上长期挣扎的他来说特别知足，因而决心大干一场。 不久，他在作文课上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理想》。孩子们都写的是要当工人、农民。老于在作文讲评中说，你们为什么不想当哥白尼或华盛顿呢?人都应该有远大理想，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他的侃侃而谈很快就传进书记与校长耳朵里，认为他毒害少年，从此对他印象颇坏，偷偷在心里给他记下一笔黑账。不到一年工夫，正赶上精简老师，老于虽然在老师的位置上屁股尚未坐热，却首当其冲，被轰出了教师队伍，仍旧去做他的工人。 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干过的活儿已经有些模糊，印象中清晰的唯有怎么挨整，怎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以及怎么顺着塔里木河没日没夜地逃亡。他经常会从噩梦中惊醒，梦中的他困得迷迷糊糊，却仍在举着斧子伐木；或是气喘吁吁地狂奔，后面是鸣枪的追兵，前头是拦截的卡车…… 他是1970年被打成反革命的。运动中要求自己揭发自己，每个人必须写自己的材料。他第一次写的没被通过，领导评价“太不深刻”。为了过关，他就往深刻了写，一下子刹不住车，写自己当年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认为有些冒进；甚至说自己思想深处感觉“早请示，晚汇报”是政治迷信。这回倒深刻了，竟跌入反革命的深泥坑，想挣扎出来都不可能了。  以后的遭遇像弯腰、坐飞机之类，对于他都属于家常便饭，挨打，甚至被吊起来打也不新鲜。挨打的是老于这类支边青年，打人的也是他们中的成员，北京、上海的都有。你不抡起皮带或棍子，说不定哪天早上起床，皮带和棍子就会往你身上招呼。为了生存，不少人只能把良心踩在脚底下。可这些人也没什么好下场，有的是现世报，还没积极几天，自己的问题就被揭发出来了。例如有个人带头喊他口号，整人特别卖力气，还得到过指导员、连长表扬。可惜好景不长，那人的日记本被翻了出来，里面有很多牢骚话，说社会待他不公平，他仇恨这个社会……结果被另一些积极分子反捆起来，扔到沙堆里，往他的身上砸砖头。 还有个人原本是流氓，打人最凶，甚至把拳头粗的棍子都能打折。但他在政治上没捞到任何稻草，后来也出了报应，老婆专和别人乱搞。大家都当面嘲笑他，说你老婆做得对，就得这么待你，因为你当年太缺德了！ 那时，老于被整得死去活来，想逃跑的念头从没断过，可只是想想而已。跑，往哪儿跑啊?当时失踪的太多了，有几个真能逃出虎口的?劫难中人唯一的念头就是想活下去，他只能咬牙忍着。 然而，有人却不想让他活。看管他的人不叫他睡觉，他们轮流睡，他却得白天黑夜地伐木头。目的不是干活，是“熬鹰”，恨不得把他熬垮、熬死。为了活下去，从1972年开始，他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逃亡、被抓，又逃亡的生活。这些，在他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中有着详细描述。 孙悟空似乎永远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他最终还是被送回新疆兵团，直到1979年平反，宣布他不再是反革命，可档案中的黑材料没销毁，也没补发工资，更没做任何善后工作。 将近十年的反革命生涯伴着他的青春逝去，留下的纪念是鬓角过早生出的华发，两条终日如站在冰窖中的老寒腿。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