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个滑稽戏《阿混新传》上演,1984年还拍成电影,由笑星严顺开扮演的上海某饲料厂青工杜小西,在一次文化考试中,回答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谁的提问时,竟答非所问地说出“蒋介石、宋江、孔老二、陈世美”,引起哄堂大笑。那个戏的大背景,就是1982~1985年在上海各企业青年职工中,开展的文化补课的现实。 为什么要文化补课呢?据《上海工运志》记载,“文革”期间,在校学生的学习不能正常进行,很多毕业生有文凭,无水平,出现“高中牌子,初中本子,小学底子”的现象。1978年,市教育局开展职工文化普查表明:上海青年职工中,真正达到初中毕业水平的属于少数,大多数仅略高于小学的文化水平。同时,企业干部文化水平在“文革”期间也逐步降低。1982年1月,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和全国总工会等5个部门发出《关于切实搞好青壮年职工文化技术补课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上海市委和市府作出《关于进一步搞好职工教育的决定》后,青工补课工作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起来。 全上海的青工补课,分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简称“双补”。1983年初,我当时供职的复兴岛上海海洋渔业公司,为落实“双补”工作,新建了教育科。 “双补”对象,从老三届的初中68届开始,直到80届,跨年度12年。这个阶段进渔业公司的陆地青年职工——不包括海上船员,船员另有安排——有300多名需要补课。我此时从海上渔船船员调岸已2年,在公司动力科当科员。因为我是66届初中,故不在“双补”范围。 1983年年底,公司教育科负责文化班的副科长老蒋,知道我喜欢历史,看得起我,叫我也投入“双补”。我是代教育科小万的历史课,她在读电大中文系,在温课迎考的一个多月期间,她上的初中历史由我代。当时我这个“代课老师”,一节课是0.2元。历史课内容两部分,中国史和世界史,但内容比较简单。初中也分文科与理科,在全日制学校是不可能的。文科: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理科:语文、数学、物理、化学。 位于复兴岛北部的渔业公司很大,码头岸线全长1500米,教育科文化班在复兴岛北端,俗称“北岛”。北岛离公司大门口,由南向北,步行要15分钟,从我所在的动力科出发也要走10分钟。 北岛文化班在一幢长20多米的两层楼房的二楼。一楼为公司修理车间木工组,一楼木工组与二楼隔绝,但二楼的南北两头都有木扶梯,上去后踩在木地板上,咯吱咯吱的。楼上3个教室,东边2个,西边1个,还有3间教师办公室。 到文化班补课的男女青工,有各职能科室干部,车间、码头、供应、食堂等工人。上课中间休息时,男女青工会从楼梯的北端下去,那儿有一块空地,对面是公司武装部的弹药库,铁门关闭着,门口拴着一条大狼狗,特别凶悍。男青工一边抽烟一边逗狗,那狗汪汪大叫,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因为初中时班主任是历史老师,所以我历史学得不错。毕业后在船上呆了12年,在船上爱读历史书,故拿起课本再备课,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自己又去买了历史习题集,随时翻看。怕上课枯燥,我又在公司图书馆借了课外读物,晚上边看边做笔记。上课时尽量讲故事,使得气氛活跃,不冷场。 开始我尺寸掌握得可以,但后来讲着讲着就跑偏了。 王阳明,在历史课本只有一行字,明代哲学家,“心学”的创始人。这一句话如果考到,也就是填空题或选择题,分值为1分。上课前,我刚看完了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的《百花州》,是写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的。上课时,我就讲了1519年,明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叔父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想夺侄子的天下,时任汀赣巡抚的王阳明召集兵马船只,在宁王出兵沿长江北上已至安庆时,直捣宁王空虚的老巢南昌,迫使宁王回救,两军在鄱阳湖决战,王阳明水军将竹制“免死牌”抛向湖面,宁王水军抢“免死牌”大乱,王阳明趁机火攻,获大胜,活捉了宁王。谁知正德皇帝认为这次不算,他让王阳明将宁王押解到南京,把宁王从囚车放出奔逃,他在后面追着又一次“活捉”了宁王,好笑不?我讲得起劲,同学们听得有劲。足足讲了45分钟,一堂课。 这样“开无轨电车”的课,我上过好几节。如说到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是1889年7月第二国际在巴黎开会时决定的,竟被我扯到了电影《巴黎圣母院》和女主角爱丝梅拉达。这样的课竟然反映不错,老蒋还表扬了我。开始有些得意,但再一想,问题来了,我严重的跑题了,学员早晚要参加考试的,我这样不是在忽悠人吗?细思极恐,我枪头一转,上课不讲课文了,直接谈试题。否则到时候老蒋知道了真相,非得给他臭骂一通不可。 我干脆把填充题、选择题、辨析题、名词解释、问答题等一一抄在黑板上,上课时,只听得唰唰的板书声,满满的一黑板。写好后,先拍拍沾满粉笔灰的手,再拍拍白乎乎的上衣。然后看学员们沙沙地记笔记。这课有点沉闷,但算是走上正道了。 那时候的统考,有两种,一种市教育局出卷子,叫市统考;一种由我们所在的水产局出卷子,叫局统考或系统考。考前,我出了一张模拟卷子,想摸摸底,结果一个班50多人,科室干部在80分以上的,占五分之一。当工人的相对勉强,上山下乡过的情有可原,那几个征地来的号称高中生的都不及格。接着,我上课分析卷子说,建议考得好的科室干部报名去参加市统考,其余就算了。哪知一个征地来的食堂女青工当场怼我说,老师你凭什么说我就不行?我当场无言可答。 第二年开春,市统考我们班通过6位,他们就不用参加局统考了,这门课也不用上了。此时老蒋给了我一个“光荣任务”,由我出水产局统考的卷子。我出好卷子后交给了老蒋。按规定卷子是不能给学员看的。我用整整两堂课给剩下的学员讲卷子的内容,这次课堂纪律特别好。 3月,局统考安排在江浦路的上海水产供销公司,老蒋也安排我参加监考,当然不是历史而是数学。监考结束后,我才被告知,我出的历史卷被局宣教处改了40%,我顿时有些忐忑不安。还好,这考卷局里还是叫我判卷,老蒋叮嘱我,实事求是,不要作假。我老老实实批卷子,结果有2人不及格。那个怼我的食堂女工60多分,过了。事后老蒋给了我2元出卷子和批卷子的钱。这对于当时只有50多元工资的我,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星期天我请老婆女儿在老城隍庙美美地吃了一顿。事后,老蒋告诉我,局宣教处把我批的卷子随机抽了几张看,说我批卷子是老实的,可见老蒋有先见之明。 回头想想我们青工也不容易,他们中有的已经成家了,有了孩子,他们晚上哄孩子睡下后,再拿起书本温课,做习题。 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又拿起了久违的书本,温故而知新。1985年,我考上了华师大成人教育学院历史专业。此后,我们文化班也有一些青工,考进了夜大、业大、电大等成人高校。 上海的此次大面积的“双补”,据《上海工运志》统计,全市文化补课应补对象为186万人,至1985年底,考试及格者累计140万人,超额并提前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取得显著成效。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