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年年底，离开凤阳八年多。 八年多时间中，刻骨铭心的插队记忆，无时不刻出现在我、我们的生命中。那时已决定移民澳洲，要走了，得回凤阳去看看，不管曾经的生活是否苦难，这片土地养育过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子。 坐火车到蚌埠，找到插队时的同学小何。 小何早一步上调，进了蚌埠铁木家具厂。他是同学中对文学最有兴趣并最具天赋的，我们走得近，聊得多，一起在田埂上朗诵过普希金、泰戈尔，也一起做坏事偷过老乡的鸡。他去蚌埠后，他的宿舍是我们一伙乡下知青的“据点”，谁上蚌埠，都去他那，来去上海，蚌埠转车，也去。他宿舍的门上，终年放把锁匙，任何人随到随进。有时半夜，掀开被，冰冷的身、冰冷的脚，不管不顾地往他热烘烘的被窝里钻。睡他那，还吃他那，闲时他陪，忙时，他给饭菜票，我们自己去厂里食堂。 86年，他读完电大中文系，88年，他去日本一桥大学读语言学，硕士读到博士，完了留校当博士后，专业上颇有成就，出过两本过硬的专著。 他，就是常言所称的“赤屁股朋友”。 伤心的小站 蚌埠没停留，当天小何陪我下乡。 一路谈的是写作。那时我的所有作品，写的都是插队生活。 第一篇小说《黄土》，开头第一句： “火车钻进了茫茫无际的黄土，消失了，剩下两条亮晃晃的铁轨，阳光下静静卧躺。” 他说：“像一幅画”。 是的，一幅画。一幅刻在眼里的画。 火车把我们带来，卸下，走了，将现代文明、城市生活、连同希望，从我们刚刚起步的生命中带走。 我俩曾一起逃票去蚌埠，怕被抓，蚌埠前一小站下车，然后徒步二十里，一路问询，找过去。是夜晚，漆黑一片，唯有淡淡月色，忧伤、柔和、温暖，伴些许兴奋。翻过一座山，见城市灯光了，久违的灯光，带来的强烈亲切感，让两个长居农村的人兴奋得颤栗。 晚上，火车站长椅上坐一夜。那时上蚌埠、去南京，都在车站椅上过夜。天一亮，赶紧呼吸城市空气，捕捉细枝末节的城市记忆：柏油马路，两旁的商店，穿过树叶落到水泥地上的阳光气味，挤车的人群，汽车喇叭的鸣响，空气中弥漫的水果清香，身边来去的干净整齐的衣服...... 蚌埠坐长途，先去凤阳城。 凤阳中学的老友徐兄，上外法语系69届大学生。本该前程似锦，因文革，梦想破灭，学业中断，先下乡劳动，后被分到离我插队处十八里的地的板桥中学当语文老师。 板桥是个区，我所在大队原属大溪河公社，后划给江山公社，江山属板桥管辖。 徐兄是我一亲戚的朋友的内弟，认识后发现，我们还是远亲。插队时，每次赶集，我都去板桥中学找他。每次，他都用他的煤油炉为我开小灶，炒许多鸡蛋，然后一起喝酒，听他说很多话，说当年上外法语系的风光，说精英班的才子感觉，说黑色连衣裙的年轻女教师，说他有过的几个女朋友。曾经，他骑车十八里，到我插队的生产队看我，在我的牛屋住了一晚。他给过我精神上的支持、生活上的帮助，我却什么都给不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充当他的听众。那时他其实很痛苦，他是在用幸福的追忆驱赶内心真实的痛苦。而于我，和他交往，成了安徽生活中一个亮点，一团可贵的温暖。 离开安徽很长一段日子，老做一个类似的梦，梦中，我从上海、南京、或蚌埠回生产队，板桥车站下车后，一如既往去找他，可突然发现，他不在了，找不到了。没有了徐兄的板桥，无际空旷，无际苍凉，空旷苍凉得我发慌。 86年，和他一起分到凤阳的六九届大学生都走了，有的考上了研究生，有的出了国，有的调去了大城市，只有他，娶了蚌埠太太，留在当地。 那晚，我和小何睡在他那，聊天到很晚。什么都不敢多说，怕他受伤。他也什么都不谈，不谈调动，不谈考研，不谈离去的同届六九届大学生，只谈刚来他这住过一阵的老父亲。 安徽的冬天太冷，怕父亲受冻，他坚持和父亲睡一被窝，坚持把父亲的脚按在自己的胸膛。他说小时父亲也这样帮他捂脚，他说父亲的脚已完全没有热量，他说父亲想挣脱但他使劲按住，却同时，眼泪失控地唰唰流下，他说他爱他的父亲，很爱，从小他的父亲给了他无限宠爱……他唯一没说，他是在用他的孝道惩罚自己，惩罚自己的失败人生。 到凤阳当晚，徐兄和小何陪我一起去县农机站看望小高。 小高是我中学同校不同班的同学，非常漂亮，当年学校一二千人，她从操场上走过，目不斜视，却有那么多眼光不约而同随她而去。插队凤阳时，她和我是一个大队的知青。 一次，大队知青会上遇上，说起了话，从此，就都想再说。 后来，她来我这，我去她那，很频繁。每次她来，我都送她回去；我去，她又送我；她送了我，我当然再把她送回去。来来往往，月光下，那段乡间的路，缠绵起来。 那年冬天，和她一起回上海。我说，到南京坐船吧。我想坐船时间长。她说好。她说好时，脸上漾出了喜悦。 火车上，两人合吃一个盒饭。轮船上，趴着栏杆，望着海水，同说少男少女的话。 到上海，她来我家，然后约好，我去她家，然后再约好……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一次又一次。电影院里，靠得很近，她的鬓发，带着体香，抚弄我脸腮。我们轻轻地说话，轻轻地。 那次电影院出来，过马路，突然出现一辆车，她惊了惊，一下抓住我的手。过了马路，她还抓着。希望她一直那样抓下去……可到底，她松开了。那手软软的，很柔，从我手心手背慢慢脱离，滑了出去。 “不知道我的人生列车什么时候开出了站，只知道当我发现时，我已在车上……一个有雾的傍晚，我停靠在一个宽阔的肩膀，我以为列车已经到达终点，却不知，那不过是一个伤心的小站。” ——一首歌的歌词，歌名：《伤心的小站》。 列车还没到达终点，她下站了，在一个叫“凤阳”的小站。列车开走了，继续向前。站台上，灯光昏黄，飘着雨星，站着她孤零零一个。 她和县城一位拖拉机手结婚，留在了当地。 那晚停电，走道很黑，找到她时，她正在屋里，和两个当地女孩，趴在煤油灯前看着说着什么。见我，她吃一惊，直起身，但马上，又控制住自己，一付矜持。“回来看看呀？”她说，甚至没请我们坐下，只说了声“自便”。 我们没坐多久，坐不久。我说，走了；她说，不送了；我说不用送。 走了，可走很远，我还感觉她的目光停在我的背脊上，那目光定定的，却闪亮，晃动许多记忆、许多苦涩。 泪流满面 第二天，告别徐兄。 这一别，十八年未见。我离国时，他正调往蚌埠，因彼此变动，失去联系。很多年，到处打听，一直找他，可找不到。十几年后，我请朋友——澳洲安徽同乡会会长帮助，几经周折，通过合肥侨联找到蚌埠教育局，再通过蚌埠教育局找到蚌埠民事局，终于知道他已调回上海。然后，又通过市公安局朋友，在几个同名同姓的人中，到底找到了他。徐兄已退休，返聘在一中学当教导主任。 人生，由一路走来遇到的人和事组成，不能让一个生命中曾经如此重要的人，一个曾经给过我帮助和温暖的人，说“不见”就不见。 离开凤阳城，我和小何先去临淮关。 最后几年，我常一人步行去临淮关。回沪前买花生去那，分到棉花想弹成被带回沪，也去那，上县城，临淮关又是必经之地。那里还曾有个知青朋友，分在砖瓦厂，寂寞时，常去找他，在他那过夜，和他说说话。 汽车到站了，在街口。 路边蹲几个老人，黑衣黑裤，女的扎绑腿、挽发髻，男的提着烟杆抽烟。 迎面是条煤渣路，坑坑洼洼，一滩滩大小积水，再前面是铁轨，亮晃晃的铁轨。 刹那间，我在这路上看见了自己，看见当年的我――寒冬腊月，戴一顶海富绒方帽，两边帽沿一个竖起，一个耷下，身穿五十年代母亲穿过的羊皮棉袄，双排扣的卡其脱卸面洗得发白，破了几处……我看见自己，口喘粗气，俯首，身体前冲，肩上搭一根绷紧的绳，双手拽紧两旁车把，正在努力拖一辆板车……板车上，装的是我自己喂养的鸡，我拖它们来这，为的是把它们送去供销社卖掉，然后，用卖掉的钱，换一张回上海的火车票…… 喉咙口有大块大块东西要喷出，是“喷”！一时间，差点失控，想不管不管地扑在地上，抱住土地，放声大哭一场。 使劲忍！拼命忍！ 喉管断了似的疼，眼泪早已成线，不往下淌。 街这头到那头，来回二十分钟，眼泪，就那样不停地流，不停地沿着脸腮掉到地上…… 当年插队那么苦那么难，我没哭过；可那次，我哭了，泪流满面。 临淮关到石塘坐的是汽车。以前乡下没汽车。 一路无语，石塘到江山中学，八里地，我和小何都没说话，一句没说。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感受，相同的想说而没说的话，不用说。 看天，看地，看村庄，天认识我们，地认识我们，村庄认识我们，脚下的泥土也认识我们：“回来啦？”“回来了。”“去了很久了。”“很久了。” …… 远远，看见了江山中学几排教室。 “家败，这不是黄惟群吗？”阳光下，毛校长手遮太阳远远招呼道。 学校老师全都走了出来，惊讶，欢喜，热情洋溢。 “结婚了吗?” “结了。” “在哪高就?” “厂里。” “听说小陈混得不错，大医院当了医生。” “是的，他不错。” 问这问那，我什么都没说，甚至没说将要出国。这块土地上，感觉不该说这些。 学校借了两辆自行车，去插队的生产队，五里地的路。 队长陪我们东头走到西头，散了很多烟、很多糖果，这事以前插队时也做。西头陈姓几家屋前坐一阵，匆匆赶回江山中学，那里的老师们等着我们。 当晚睡在付老师家。回城第二年，他父亲带庄上三个社员去上海卖猪肉，晚上找到我，我和我妈让出房间，睡去邻居那，留他们住了一晚。付老师说，他父亲知道我来了，无论如何要把我们请去他家。 熟悉的夜，静谧的夜，不时几声狗吠，难以入睡。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