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源小学，,2008年重返时摄） 我有过许多学生，有大、中、小学的。那么多年过去了，大部分都记不住姓名了，可四十五年前当知青时在农村教过的那些乡下孩子，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却特别深，他们的模样至今还会在我眼前晃动。其中有个叫小梅的女孩子，让我难以忘记。 小梅长得瘦小单薄，皮肤白白净净， 细眉细眼，梳两条细细软软的辫子。她文静乖巧，十分懂事，胆子特别小，见到谁都怯怯的。我教了她三年，刚教她时她只有一年级。上课的时候，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听，从不举手提问或回答问题，但你可以感觉到她分明都听懂了。她是个很有灵气的女孩子。她的作业就像她相貌一样，非常整洁。她写的字一笔一划很工整娟秀，而且默写生字几乎从不出错。她的作业本上从没有红叉。用“五分加绵羊”来形容小梅再确切不过了。 虽然我自己童年时代也被认为是“五分加绵羊”，可我只是比较听老师的话；而在同学们中间，我还是爱唱爱跳爱热闹的。可小梅和我比，却要斯文安静多了，说话细声细气，老是端坐着，象一只小绵羊。下课了，孩子们又叫又跳挤着抢着往教室外跑，小梅常被恶作剧的男生推搡，她从不反抗，默默地让到一边，等别人先走。 按说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孩子，从不惹事生非，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可小梅偏偏很倒霉。校里校外，似乎谁都可以欺负她，歧视她，责骂她。原因很简单——七十年代初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小梅不幸出身在一个 “剥削阶级家庭”，从生下来就注定要倒霉。按说流源在峡江县属于偏远山乡，可那里也充满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火药味。 听村里人说小梅的爷爷在旧社会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老中医，曾治好过许多人的疑难病，手上有不少祖传秘方，有钱人为活命免不了重金来求医。战乱年代有这样一门手艺， 养家活口是不成问题的。小梅爷爷便置办了些田产，土改时刚巧够格被划为地主。建国初期，小梅的爷爷就死了。以后逢“运动”来了，每次斗地主，只好拿小梅的父亲来当靶子 。其实小梅的父亲是青年人，也没享受过剥削生活 。 我们下乡那年，1969年小梅的父亲也才三十岁不到。他经常被大队、生产队喊去训话，与其他所谓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起低头认罪。我们知青班的住房，也是大队干部强行让小梅父母让出来的。他们原先是存放谷物和关牛的。 下乡第二年，知青们已经不像在学校时那样盲目地冲冲杀杀，可小梅的父亲还多次被脖子上挂小黑板，拉到大队部挨批斗。小梅连爷爷长什么样也没见过，却要为爷爷背黑锅。 上学路上，总有几个调皮的男孩子恶作剧欺负小梅。他们喊她“小地主”，“地主崽”，用石块扔她，砸她；上课时，坐在后排的男同学扯她的辫子，推她，惹她哭；有的还肆意撕她的本子，把她的作业本扔在地上，用脚踩，然后幸灾乐祸地大笑，以满足自己的胜利者欲望。 人性中邪恶的一面在这看似儿戏的争斗中充分发挥了。善良无辜的小梅常常委屈地抹眼泪，但从不敢大声反抗。她拾起作业本小心翼翼地擦干净，收好，默默地回到座位上。 我不免气愤不已。对一个与世无争的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我不能容忍那些对小梅的侮辱，便多次制止同学们的这种恶作剧，跟他们讲道理。我对同学们说，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不要欺负弱小，不要打人骂人。可这种批评根本无济于事，对恶少顽童的行为没有任何制约作用，恶作剧者根本没有收敛，因为村里大人的作为早已让孩子们善恶不辨。孩子们走出校门便不再理会我的话。 再说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敢严厉批评指责那些欺负小梅的学生。我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在文革中都遭到了批斗。下乡后我入不了团，没资格上调工矿或被推荐上大学。让我到小学教书也是因为我刚下乡第一年就患重病回沪做过手术，大队开会讨论后给予照顾的。在那样的环境里，我必须谨小慎微，否则会被批判“阶级立场问题”，丢了这份工作。 看着小梅流泪的样子，我有同病相怜的感觉。我父亲大学时代因英语成绩优秀，曾作为在校生被重庆美国领事馆聘用选拔去为前来支援中国抗日的美军空军地勤部队当了七个月的英语翻译。这本是抗日救国的正义行为，可在文革期间却被打成“国民党反动派，历史反革命”。我家的住房被强行夺走，父亲被毒打致伤。我读初中时的文革运动中，班里的红卫兵命令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不准从教室的前门出入，勒令我们必须从后门而且从桌子低下钻进钻出。还叫我们每天必须低头请罪。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羞辱，就叫母亲写了请假条称病回家，不去学校了。我第一批下乡后，父亲一再写信要求我认真劳动，努力改造。虽然我同情小梅的遭遇，可我怎能再惹事生非呢。可眼看小梅一次次受委屈，道德和良知还是使我不顾自己的处境一次又一次阻止了学生们继续胡闹。 在所谓的“革命小将黄帅”大闹课堂的那阵，公社组织公办和民办教师办学习班斗私批修，让我们挖头脑中的封资修根子。报上也经常出现一些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斗争的学生典型，把教师们弄得人人自危。因为流源小学的老师们，除了一个大队派来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其他的全是地主、富农出身，早已经被斗怕了。他们平时对那些盛气凌人的大队干部子女就畏避三舍，怕得不行，于是老师们一再提醒我，那些干部子女惹不起。我作为一个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又进了“臭老九”的队伍，不能被人认为是站在反动立场上，不可以为一个地富子女去得罪“贫下中农的后代”。 小梅很懂事。她知道我这个老师是对她同情呵护的。她看我砍柴不熟练，就在班级勤工俭学上山砍柴劳动时，多砍几根，小声地说，老师，给你。然后很快离开。我也从没敢去家访，在她的父母面前表扬她。 小梅的父母是本分的老实人，他们任劳任怨地、逆来顺受地平静地生活着。他们的住房让给我们知青后，一家人搬到了一座更加破旧、不避风雨的屋子里，也从未对我们知青表现出什么不快、反感或厌恶，仇视，而总是对我们很有礼貌地点点头或打个招呼，对知青显得很尊重。 小梅的父亲知道很多中草药知识，常常帮人看病。我也找他看过。大热天，我下地干活，由于日头太毒辣而脸部得了脓包疮发高烧，肿得眼睛睁不开，小梅的父亲见了，弄了几片植物叶子磨成药粉给我敷，几乎没花钱，仅仅三天就治好了我的脓包疮。 小梅的父亲和母亲经常同进同出一同干活。小梅母亲读到初中，在村里女人中算文化高的。那时我们公社有个富农子女，因为长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多次挨批斗，精神受到刺激，终于在一个大雪天，在队里派他单独上山守夜看林子时自杀了。相比之下，小梅的父母是坚强的。他们默默地承受生活给他们带来的不公，辛勤地劳作。这样的父母让小梅知道忍让，知道默默坚持，学会了自我保护，不去得罪别人。幸好，林彪事件以后，抓阶级斗争没有那么厉害了，小梅的父母也没再挨斗了。 后来我病重被送回上海，小梅和全班同学舍不得我走，一起大哭了一场。老师们要把我的东西托运回沪，小梅抢着搓草绳，搓了好几卷，多得用也用不完。 从此以后再也没见着小梅。近年几次重返第二故乡助学，遇到很多当年学生前来看我，却没见她，也许远嫁他乡了。算来小梅今年也有五十出头了，这么多年来，不知生活得怎样，她那细细的眉眼，软软的黄头发，白净的小脸，委屈的神情，一定改变了许多吧。 回去支教的过程中，常常看到长得跟小梅年龄相仿的孩子，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没有任何压抑惊恐，他们多幸福欢乐啊。  （进流源村的山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