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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本文作者周锤是北大子弟、原北大附中高68届4班学生、独立学者周舵的妹妹。周锤当年在学校是人缘极佳的好学生，学生干部，可惜几年前因病去世。
沈因立的父亲是北大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名教授。沈因立在山西插队多年，对前途极度绝望后，他选择极其独特的方式自杀：将电线连接身体，中间连接闹钟做开启装置，然后吃安眠药，在睡梦中被电击身亡。沈因立的自杀当年震惊了北大子弟，40多年后依然令人难以释怀……） 似水流年，人生几何，不经意间，已到了“满目青山夕照明”的年龄，有时内心总难免有世事沧桑，人生迟暮的苍凉。  回想起当年在北大附中的读书岁月——“文化大革命”中的风风雨雨——老三届上山下乡插队的艰苦生活，直到今天各自的人生之路。同窗学友们的风云际会直至风流云散；各自的生死沉浮直至曲终人阑。无论是铁马金戈的豪情，还是春雨落花的忧思，终如雪泥鸿爪，渐行渐远，被历史的足迹所覆盖。 如今写下这篇小文，希望它不要像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常常想起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我写它，正是为了忘却而纪念，希望我们的经历不要再有人重演。 我在这里写下插队生活中最深刻记忆的一位人和事。 初识沈因立，已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沈因立，北大附中初二（4）班的学生，如果活到现在，当是五十几不到六十的年纪。作为男士，作为专家学者，正是收获丰硕成果的年富力强之时。 每当思及至此，内心总感深深的痛惜。我们之间的交往不很多，但他在我心中一直留有清晰、深刻和良好的印象，甚至对他有一份如姐姐对弟弟般的感情。 记得是在插队的那几年中，因我父母是海外归侨的知识分子，“文革”中因莫须有的“特嫌”罪名双双被捕入狱。那时弟弟只有11岁，也随我与哥哥一起下乡插队。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之传染，弟弟患了肝炎，病得很重，只好由我带他回京治疗，由哥哥在农村劳动挣点工分艰难维持生活、治疗费用。 在照顾生病弟弟的那些日子里，我读了很多当时知青之间流传甚广的书籍，因与沈因立同是北大子弟，又同是北大附小、附中的校友，很自然就熟悉起来，互相之间也交换、传抄了不少书籍。 我想是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沈因立很有教养，总是谈吐有致，进退有据，如君子，如绅士。这在崇尚“革命”“暴力”“造反有理”的年代里，那样的年轻人是很少见的。 每次来我与弟弟的住处（当时是不足七平米的一间小屋），都是轻轻地有礼貌地叩门，不像有的人干脆就破门而入。开门后见他总是温良、谦和、有些局促地微笑着在门口驻足，待我热情请他进来，他才入室。 正如鲁迅先生描写柔石：他有一双孩子般的“无邪的双眸”，一看就知他是个内心纯洁的人。他对各种问题都很有自己的见解、看法，总能侃侃而谈，娓娓道来，谈得最多的，就是他对钻研学业的体会。 他那时利用插队回京的间隙时间，准备系统地攻读完初中、高中的全部文化知识课程。他制定了完整的学习计划，按部就班地每天给自己上课，很正规地完成着被迫中断的学业。 他希望自己的文化修养、文明教养——如父辈（他父亲是留学美国归国的北大心理学教授）；他还挤出时间练习花样滑冰，而且滑得很好，他学了许多有一定难度的技巧动作；他注意培养自己对西方古典交响音乐的鉴赏水平；他还在学习乐器…… 他孜孜不倦，勤奋好学，是个一心向上的谦谦学子。他本可以把自己打造得十分完美和优秀，为祖国做出许多贡献。使我为之感动和常常怀念的，还有他的心地非常善良。 那时我与弟弟因已无北京户口，在京治病期间一直没有粮票，无粮票就常常面临断炊的危险。沈因立本身处境也很困难，父亲在文革中自杀身亡，他又已经插队，哪来多余的粮票？ 我从未向他提到缺粮票的困难，但在交往中他多次不声不响地从口袋中掏出数目不小的一叠粮票，放在我的桌上。可能因是“天涯沦落人”，他感觉我们会有同样的困难吧。 我欣赏、赞赏沈因立。他高贵、文雅、一尘不染；他勤奋好学；他善良、纯真——这也正是他崇尚、追求的价值观。而在那个被扭曲的年代，主流价值观却成为“读书无用”，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为青年楷模；粗鲁、野蛮，连女生说话都带脏字成为流行时尚；同情弱者的善良、爱心本是高尚品质，却成为“没有阶级观念”的代名词被践踏、啐弃。 承袭了种种传统美德、传统文明教养的沈因立，在那种社会大环境中自然就成为另类，而他那些秉性又是根本的、骨子里的，自然与那个社会环境格格不入，无法融合。也正是这点，造成了他后来的悲剧。 过了不久，沈因立返回插队的山西农村，又过了不知多久，我从熟人处听到了他在插队的地点触电自杀身亡的噩耗。自杀前他还把可能触电的地方一一注明，谨防他人会受到伤害——他的心地是多么纯良啊！ 初闻此讯，我惊呆了，内心的痛楚难以言表。他是如此钟爱人生；眷恋学业；顾及自己喜爱的姑娘；他还在期冀着拥有希望的未来，却在花季的年龄，悄悄陨落。 为悼念他，我曾写过一首悲恸的长诗。这长诗后来在乡下的灶间，当作是他的灵前我祭拜焚化了。 对他的死，我有着深深的追悔。在他死前不久，我在插队的农村曾接到过他的一封来信。信写得很平静，以致我丝毫没有察觉他的精神危机。 信中写到，插队的同伴都已各奔前程，只剩下他一人，他不知该何去何从，该如何生活。他又不能回到北京，因为他妹妹在北京养病，母亲处境也不好，家境十分困难。 现在想来，他是否在向我请求帮助？如果我当时向他伸出援手，想尽办法，帮他转到我们插队的地方，大家对他也会有个照应。同时有理解他的精神世界、内心感受的朋友，他一定会渡过生活和精神的难关。 而接他此信时，我自己也已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实在是自顾不暇。时至今日，天人永隔，追悔莫及，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曾有人说，沈因立软弱：那么多知识青年在农村插队都过来了，他为什么活不下去呢？ 我想，谁都不应苟责他。是的，他的精神过于贵族化，他是精神贵族，他有精神上的洁癖。他不会害怕体力的劳累，物质生活的贫苦，但他恐惧愚昧、落后、没有文化的恶劣精神环境。 他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有些学究气，有些古板，有些迂。他只喜读书，也只会读书。出了象牙塔，他会茫然失措，他不知如何应对这个复杂的社会，错综纷纭的人际关系。 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深厚的精神内涵，优秀的文明教养。他与终日辛勤劳作尚不足温饱而毫无精神文明生活的世界实在没有结合点，切入点，对那些他实在无法认同和归属，因为这两个环境落差太大。 每个人都有他的软肋，都有他致命的缺陷，这往往不可避免。每个人都有他的心理承受力的底线，千万不要挑战这个底线的阈值。沈因立恐惧没有文明气息的生活，恐惧孤独地承受这种生活，这些在他底线的阈值以下，他倒下了。 但是我想，沈因立仍然是只鹰，“鹰有时飞得比鸡还要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他虽然在荒僻、落后的农村倒下，但如活到今天他一定会是“哈佛”的优秀学子，会作出骄人的成绩，绝非一般人所能及。 当一个人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平静地选择死亡，也未必不是坚强。我想到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特莱》那段著名的独白：“活着，还是死去？”我想，沈因立在临走之前大概也这样严肃地拷问过生命，而他不愿乞求于人，他不愿苟活，他宁愿保持自尊地死去，这体现了一个人的勇敢和尊严。 正如古人项羽，在四面楚歌时，他慨然乌江自刎，从而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千古名句。刘邦虽然登上了成功的顶峰，在人格上却是个蝇营狗苟的小人；项羽虽然惨败而死，但他却是“失败的英雄”。 我想，古人云：“不以成败论英雄”很有哲理。沈因立在与现实世界的冲突中，虽然失败了，但他在人格上，在精神上是卓越的，他虽死犹荣。 而我们活过来了，如今已走过了大半的人生旅程。在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几十年生活中，诸多的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加之种种的心理创痛，也曾有着被边缘化的另类人生。但是，可以告慰的是，我始终告诫自己：要精神不垮。 每一次磨难，要使它成为新生的洗礼，如“凤凰涅槃”，是生命在此中得到升华。毕竟，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罗曼.罗兰在《三巨人传》中，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已深植我心中。 尤使我感悟的是美国名作家海明威的小说名篇《老人与海》，它用寓言式的故事向世人揭示了一条重大的人生哲理。它所描写的老人圣迭亚哥，在与所钓到的巨大马林鱼和追赶的鲨鱼的连续数日的搏斗中，坚韧、顽强、不屈不挠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最后他只拖回了一只巨大的惊人的鱼骨架，但他在精神上始终是勇士，是强者，他是失败了，但他仍是英雄。 生活中，即便失败、失意，但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努力、拼搏的我们都尽力去拼搏了，我们就大可宽慰，就问心无愧，因为我们是生活中的强者，我们就是精神上的英雄,虽败犹荣。 诚如古语：“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自强不息，创造期待着一个“桑榆重晚晴，为霞尚满天”的人生晚年。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