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青年节回家探亲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辛苦一年而日思夜盼的一件幸事。这些远离家乡的孩子们，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軀躺在床上，回味的是在家里与亲人团聚的分分秒秒，憧憬的是年末回家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时刻刻。在那亲人的熟悉的面庞里，在那亲人唠叨的嘱咐中，寄托着他们的回忆、深藏着他们的爱情，在梦中他们能露出笑脸，在悲痛中他们能战胜伤情。探亲不仅仅是回家看望白发苍苍爷爷奶奶，也不仅仅是回家探视生养自己的父母，更不仅仅是和自己的手足们相聚。探亲、回家，每年的那一刻已经成为知青生命中的不可逆转的时钟，象日月的旋转没有力量使之停顿，象人类历史前进的车轮：顺者昌，逆者亡。知青探亲象一股流动着力量，当它被卷入社会运动的洪流中时，由于它的汇入使社会的洪流运动的更加迅速、更加猛烈。在佳木斯、哈尔滨、天津和上海，你不仅能看到匆忙的人群，也能看到一张张神情焦急而面容稚嫩的面孔，他们手提脖挂、臂背肩扛；当你看到一个一米五几的上海小姑娘，肩膀上赘着两个80公分长的旅行包，而那旅行包的背带恨不能杀到她的骨缝里，但她仍然迈着颤颤巍巍的双腿走向列车时，你就真正知道了时代列车的力量…… 登车———严冬、深夜、小站。 嘟！嘟！嘟！……随着三声汽笛的长呜，伴着大地的颤抖，一辆蒸汽机车喷着弥漫的蒸汽开进了车站。在车头探照灯的白光照耀下，站台上站满了面色焦急的青年。在他们脚下、身旁堆着黄色的旅行包，放着大大小小装满了豆油、白酒的塑料桶和被撑得溜圆的麻袋。列车驶入车站，车没停下就听到列车长的喊话声，他举着手提扩音喇叭喊道：“列车停车三分钟，请大家迅速上车，列车停车三分钟……”车刚刚停住，只见十多个身体敏捷的小伙子，快速跑到几个车厢的门前，等列车员放下梯子上的登板，他们就冲进车厢，在车厢昏暗的灯光下，看到几个车厢的窗户被打开；他们扶着窗框大声喊：“快往车里递提包，快递提包……”在夜色里、在月光下、在雪地上，知青们喊着、叫着，一个个提包、麻袋、塑料桶被塞进了车窗；三分钟转眼过了两分半，又传来列车长的喊声：“大家快上车，大家快上车……”车门前还堆挤着人群，由于天气寒冷，身着棉衣，使上车的人行动笨重迟缓，有些女孩子站在枕木上连车厢伸出的踏板都上不去，还有不到半分钟火车就要开车了。 就在这时听到有人喊：“快到窗口，从窗口爬上来。”堆在车厢门口的人转身跑向窗口，窗口里的人伸出手臂拉着地上的人双手，地上的人抱起那人的腿使劲一举，一声：“走你！”一个就被送进了车窗。火车拉响了离站的汽笛，车轮缓缓地转动起来，只见地上的最后一个人猛得往窗口一窜，双手抓住车厢窗口的下边，里面的人抓住他的双臂，一声：“走！”一个大活人生生地给拽进车厢。火车开了，“哐当，哐当”有节奏的声音，表明列车正常行驶了，知青们喘了一口气，他们开始了探亲的旅途。 坐车——什么叫坐车？ 什么叫坐火车？是坐在座位上，喝着饮料或吃着零食、与朋友聊着天，在列车奔驰的行进中观看着窗外的风景吗？不是，当然不是，那叫乘火车；对于知青而言，坐火车就是在火车上。车厢里挤满了人，什么叫挤满了人？就是座位上全是人，三个座的挤四个人，二个座的挤三个人，有男女朋友关系的，女生干脆坐在男生的腿上。座椅中间的小道上全站满了人，有幸运的就是，把你的行李放在地上，你能坐在行李上，也算是“坐”火车了。两节车厢的对接处也或坐或站地挤满了人，甚至厕所也开着门，里面也站着人。这才称得上是挤满了人。 要行走，没道；要去厕所，甭想；要吃喝，自带；要睡觉，自便；要洗脸，流汗抹。什么叫堆满了行李？行李架上堆满不算，还得摞起来顶到车厢顶；座椅下的空地上一定码着提包，甚至人没有放脚的地方，脚要放在行李上，这才叫堆满了行李。人坐车能不吃不喝吗？当然能！人能不排泄吗？当然能，因为你不吃不喝吗。如果要吃了、喝了；要排泄怎么办呢？当然有办法，有的车站是大站，比如哈尔滨、长春、沈阳，停车时间长，有十多分钟，那你就从窗户出去解决，然后再从窗户进来。当然，有的女孩子实憋不住尿裤子的也不在少数。这就是“坐车”。要想“乘”车也可以，那你就年三十坐车，据说整个车厢可能就你一人，坐臥站立随你便，还可能吃上免费的饺子。 換车———什么叫换车？ 铁路上的行话叫“换乘”或叫“中转”，其实就从小县城或乡镇小站，坐车到省会城市哈尔滨，然后再转坐去北京的车，就叫“换乘”。拿我们来说吧，就是从赵光镇上车，到哈尔滨然后倒乘65次直快列车到北京。换车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到知青这就有故事了。知青探家来回要带很多行李，回家时带东北的土特产，而从家回来时又带很家乡的食品，在知青中尤其是以上海知青突出。 天津、北京的知青基本上习惯东北的生活，但是在家几乎天天吃米饭，又要做些小菜的上海知青，就不习惯东北的生活。因此上海知青来回探亲就象搬家一样。当北京知青从家带些炸酱、老咸菜时，上海知青已经家里带大米、干笋、干香肠、香油和细挂面了。然而最受益的要数哈尔滨知青，他们带得东西最实惠：一袋白面、两桶豆油是标配，有的外加一块猪肉（一块猪肉是一头猪的四分之一）还有的外加十斤或八斤的烧酒。最让人羡慕的是他们不用倒车啊！大城市的火车站上下车都要走天桥，这就苦了那些带行李里的知青，他们大包小包地背呀！扛呀！就像车站上的脚夫，有的知青干脆使上农村挑水的扁担，用麻绳把几个提包连在一起，用扁担一挑，在天挢上走来走去，他们满头大汗、敞怀露胸，就如重庆的“棒捧哥”；好在知青们不分男女，他们都经过劳累的段练，拿出扛麻包的劲来，赶火车途中的累与苦就不值一提了。因为上海不是首都，所以没有直达的火车，上海知青有两个集中转车的城市：哈尔滨和天津；后来铁道部增开了一趟77/78次直快列车，从齐齐哈尔直达上海，使上海知青们免去了许多“转乘”之苦。用现在的一句话说：别人坐火车是要钱，知青坐火车是要命呀！有件事很值得一提，我很少听到知青坐车时丢东西的，更没听说被抢劫的，只听说有拿错的……为什么呢？有一件事大概能够说明，此事就发生在赵光。 还是腊月、深夜、雪地、车站———快到春节啦，又是知青集中回家探亲的时候了。又是一辆火车驶入了赵光车站，车站上等待上车的知青比往日多出几倍，火车停下后，人们还是照样从车门、车窗尽快上车。三分钟对今天来讲确定不够用了，火车拉响离站的汽笛时，车门、车窗处都有人头在攒动，车长下了开车的指令，似乎列车要甩下车下的知青，往前驶去。突然，火车司机看到车前十多来处，站着十多名知青，他们向列车招手、高喊：“停车，停车……”司机拉了刹车，刚刚缓缓转动的车轮又停了下来。车一停，车长、乘警来到车前，他们企图赶走阻止开车的知青，于是知青们和车长发生了爭执。乘警看车长无法赶走拦车的知青，便掏出配发的手枪威胁这些知青，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愚蠢的行为激怒了愤怒的知青，当他用手枪指着自己面前的知青说：“小犊子，快滚开，不走我打断你的腿……”这时几块板砖砸到他的头上，同时几条腿在他背后揣向他的后腿窝。 图片来源网络 图文无关 乘警还没闹清咋回事便“扑嗵”一下倒在地上，在他摔倒的一刹那，他扣动了手枪的板机，“啪”的一声响，子弹飞出了枪膛射向了空中。车长见状想回列车叫人，突然，列车前二十米处传来“哒哒哒，哒哒哒”的冲锋机的射击声，片刻，十几个手拿冲锋枪的知青来到车长眼前。原来今天团警通连的知青有人回家，他们有人来送站，看到有人和车长、乘警发生冲突怕吃亏，有人赶紧一路小跑回家送信，值勤的知青得知此事，二话没说拎着冲锋枪就赶到了车站。从团部出发沿着铁路轨道跑，到车站不过二、三百米，更何况那列火车已经开出车站，离开了站台有百十米，所以拿枪的知青仅几分钟就跑到事发地。车长扶起了乘警，在冲锋枪的压迫下回到车上，叫着列车乘务员帮着大家搬行李，拿着手提扩音器说：“大家不要着急，都能上车，大家上了车再开车……”火车再次拉响离站的汽笛，然后缓缓地驶向前方，站台上一片寂静，没有甩下一个登车的知青。如果有人上不了车，他们在车站要等待二十四小时，每天只有一趟去哈尔滨的车。从此以后，你要再赶上这位车长当班，他们对知青是出了奇的客气、热情。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敢抢劫知青的车匪、路霸还没有出生呢。 扒 车 一年的冬天，我在二团的表哥回家探亲，到十二连来看我并在十二连落个脚，夜里再去车站乘车回北京，他带来一位朋友，叫金生。金生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比我们大三届；这哥儿们特别善谈，讲起自己的“光辉历程”就滔滔不绝，引得大家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惊悚万分。金生用他的话讲：在六六年大串联中曾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传播革命的火种，把文化革命的火焰四处点燃。他说他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这回来十二连就是会会哥们，交个朋友，然后和我表哥一起扒车回北京。“什么是扒车回北京”？我们不解，于是问他。金生听后，哈哈一笑说：“你们小哥们几个，怎么连什么叫扒车都不懂，扒车就是不买车票呀！咱北京人叫蹭车！这么说吧，我是年年回家，连里给报销我就买票，不给报销我就扒车。”金生的话首先引起宝兴的兴趣，宝兴凑到金生的很前说：“老哥给我们仔细讲讲，这里面有什么说道……”我感觉金生遇到了知音，他盘腿坐在炕上给我们神侃起来。 金生说：“告诉你们啊，扒车这里面学问大了去了，这第一呢是咱不怕人多不怕挤，人越多越挤越好，这样他们就不查票啦。跟你们说吧，从赵光到哈尔滨这五百多里地，打票的没多少，尤其那么当地的老乡，他们大多数都沒票；只要一查票车上的人能下去一半，所以到哈尔滨这段甭害怕，大多数时间不查票。你们想呀，赵光上车是12点40到哈尔滨，都是明天早清了，这后半夜正是他们列车員犯睏的时侯，他们也累了一天，也得歇会吧。所以大家记住了在火车上查票是有规律的：他们是停大站之前查，那样时间较充分，餐车晚饭后查，那些没票的人有地方呆，再有就是晚上睡觉前查，查完后列车员交班，上夜班的上班后基本就不查票啦，一夜直到哈尔滨。第二是你得会逃票。如果遇到查票的也別害怕，最好是三、五个有票的带着一、二个没票的走，遇到查票时让没票的先过去检票，然后再把票传回来，就能蒙混过去，如果他们发现你的票被检过，你就说刚才在前面时检的，只要你有票一般他们不追究。这第三就是你得会对付，会装穷，能蒙就蒙、能唬就唬；即便逮住了也甭害怕，最多被赶下车，等下趟车来了再上去，不就结了。告诉你们啊，扒车不能带钱，把钱放在有票人的身上，就带三、四块零钱，给他哭穷，就说工资少钱不够花，家里大人病了钱寄回家了。” 说着金生从兜掏出一封电报，打开后让我们看，只见电文处写了五个字：“父病危速归。”然后金生说：“看见没有，这就是由头。逮住了就拿出电报让他们看，跟他们磨，反正你记住两条，一是没钱，二是不下车，即使给你赶下车，从一定要从前边下，再从后边上来。列车长累了也就给你放了。”我们围在金生身边，听得津津有味。金生口渴了，喝了点水继续给我们神侃。金生说：“我告诉你们一件惊了‘天’的大事：去年我回家我跟连里的哥几个商量好，他们先去哈尔滨玩两天，然后我去找他们再一块回北京。结果我一人被送进了哈尔滨铁路局的保卫处，差点栽到那里。”宝兴说道：“因为什么呀！”金生接着往下讲道：“要说全赖我，我一个人喝多了。火车到了哈尔滨后，人都下了车，我在车上睡觉了，后来车皮进了三棵树的车库捡修，我被人发现了，被带到班房里，正好保卫处的两个干事检查工作，一查我没票呀！那哥们审我，说你那的知青啊？我说北京的。他们问我在北京住哪呀？我说长安街。正巧这俩干事里有一个老李，是从北京铁路局调来的，家也在北京，他问我长安街几号，我说没号，在石碑胡同对面……突然老李站了起来，站在我面前说：你再说一下你住哪？我没反映过来就又重复了一遍。那老李听后，脸色巨变说：你家住在石碑胡同对面的大门里吗？我说不成吗？老李二话不说和他的同事给我带到铁路局的保卫处。到了保卫处立即向处长汇报，处长问他说：住哪怎么啦？ 老李告诉他们处长，那是中南海的正门，叫中华门，而且现在许多中央首长的子女也下乡啦……。那处长也吓了一跳，忙问我叫什么，我说老子坐不更名，行不改姓，叫毛金生。要说铁路的电话真好使，他们一个电话就打到北京，三转两转就真转到了中南海里头，结果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接的电话，告诉他们说：查无此人。然后电话那头就问发生了什么事，等了有个把钟头，那边来电话说，首长指示：不要难为他，放他走。于是我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铁路局大楼。后来你们都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表了最高指示：‘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应统筹解决。’你们说这是不是惊天大事呀！”金生的神侃深深的打动了我，使我顿时对金生产生了敬意，我觉得扒车太刺激了。当时和金生订下了一起扒车的盟约。 当夜在赵光车站送走我表哥和金生二人，在回来的路上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心里总感觉有一种力量在血液中冲动，使浑身的血液总处在快速循环的状态，我知道这就是在文学作品中的形容的热血沸腾，这时人最容易冲动。我和宝兴并排行走，虽然我们没说话，但我从他的气息中、从他的窜动的脚步中，感到他也和我一样同样想得到一样的剌激。我拉了宝兴一把说道：“慢点走，我有话说。”宝兴放慢了步伐靠近了我，我说：“你觉得金生今天侃得如何？”宝兴答道：“我感觉半真半假，有瞎吹的成分，但是他扒车回家肯定是真的。刚才我看到在车站，就你表哥买了车票，他们好几个人都没买票。”我点点头说：“我看见了。”我们又走了几步，宝兴突然问我说：“你说咱们回趟家，光车钱就得花二十五块五毛，再加上道上吃饭就得花三十来块钱，这不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吗，来回就得两个月的工资，一年十二个月合着咱们两个月白干，整天吃苦受累的，岂不是钱都给了铁道部……”我说：“对呀！要不然老职工都说咱们苦哈哈的掙点钱都铺了铁道了。难怪金生他们要扒车呢？”宝兴说：“咱们也跟金生学，看着我今年回家就蹭车，你怎样，敢不敢试试？”我很兴奋，激动地说：“什么叫敢不敢？应该是干不干！”说完后，我有些迟疑，因为我今年刚刚休完探亲假，如果春节回家要有理由才成。我父母大人双亲健在，奶奶去了上海，找什么理由呢？回到宿舍我把想法告诉了宝兴，宝兴听罢说：“这不叫事，我一哥们现在就在北京呢，我写封信让他给你发封电报，不就完事了。电文就写：祖父病故速归。反正你爷爷早就上西天了。”就这样，我和宝兴制订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探亲之扒车之旅。 那年冬至一过，也奇了怪了，连里在二、三天里收到十几封电报，其中女生就有七、八封，电文大都是：父母病重速回，爷爷奶奶病故速归，之类的内容。当然我和宝兴的电报也在其中。连长拿着电报左看右看，产生了怀疑，他不相信几天里这些电报都是真的。他心里盘算：怎么能辨出真假呢！他想了个主意：先憋二天谁着急就批谁回家。就在他憋坏主意的第二天晚上，从女生宿舍里传出呜呜的哭声，那声音忽高忽低，哭声中杂着泣不成声的话语，一会就汇聚成合声；呜呜，呜呜的声音，缓缓地传着，传出三、五百米。开始我们都纳闷，这是什么声呀！后来仔细才听明白，是离家游子想家的呻吟声。第二天，连长和指导员们商量此事，天津女指导员的一番话中了知青的下怀。 我们这位指导员姓李，她那次讲话，是知青们最爱听、最宾服（就是最佩服的）的讲话。她说：“我个人认为，这几天来的电报不算多。大家想想，现在是什么节气，是冬至啦；在赵光，在咱们老头队每年不得走个一个两个的。现在是老天爷收人的时候，咱们连男女知青一百多人，谁家都有老人，保不其家里老人就有走的……大家说对吗？所以我说就应该都准他们假，让他们回家。能看看的就看看，能尽孝心的就尽点孝心吧……”连长翻着眼皮，看了看指导员，心里想：也是啊，全连一百多知青，才有十多封电报，也不多啊。干脆就这么的吧！于是全体请假的知青一律准假。准假后，宿舍里的哭声就变成了哈哈的笑声。有人问，为什么非要批假呢？不能自己不辞而別吗？当然不能，因为那时进京需要团级的证明信，否则车站不卖你车票，因此必须拿着连里的证明到团里才能开出证明信。大家个个兴高彩烈，纷纷准备给家里带的东西，两天以后，我、宝兴和连里的八名女生登上了回家的列车，但是我们坐的不是终点到哈尔滨的列车，而是从齐齐哈尔直达上海的78次直快列车。 登上78次列车后，我发现车次变了游戏的规则也发生了变化。78次列车是专门运送知青的列车，它只在知青集中的地方停车，因此它在很多小站或是县城站都不停车，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赵光上车后，再停一、二次后就直接到哈尔滨了，然后经长春、沈阳、锦州、山海关直到天津，从天津直接南下驶往上海。我们乘的这趟列车，也是赶巧了，乘务人员都是上海人，上自车长下至餐车的厨师都讲一口的鸟语，讲起话来唧里哇啦快的很，北方人很难听懂。精明的上海人查票方式也很特殊，他们不象东北人从车尾赶着查，把没票的赶进餐车，在餐车里补票；他们是把一节车厢两头堵，从两头查，凡是在这节车厢里沒票的，谁也跑不掉。然后由专人把没票的押到餐车去补票。我们晚上八点多上车，列车又停了两次后再没停车，坐车的人几乎全是知青，尤其是以上海知青偏多。 列车很快就过了绥化，时针指到了10点，突然我们这节车厢两头有乘务员晃动，我问宝兴说：“出什么事啦？怎么那么多乘务员？”宝兴起身环顾车厢首尾，就在此刻，听到乘务员讲话的声音：“ 知青同学们，大家坐好不要动，我们现在开始检票。由于人多大家不要走动，把票拿出来我们过去检………”突然其来的查票让我和宝兴吃惊，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们就突然查票了。两头堵的方法确实很灵，没有办法只得跟着查票的人来到餐车。晚餐已经完毕，后厨的大师傅和服务人员都坐在餐车里休息，我和宝兴进来一看，车厢里已经有十多个没票的知青了，其中有四、五个上海知青，大家说说笑笑安然自得。一会，列车长带着一个年青小伙子来到餐车，二位坐在餐车收款台前，面对着大家。列车长五十来岁，中等身体，人长得偏瘦，长圆脸、嘴角带着笑纹；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像个很和善的领导。他旁边的那个年青的乘务员，看上去十八、九岁是个楞头青的小伙子，满脸的严肃、一脸的稚嫩气；看他的座相不象收钱补票的，倒象是审判的。列车长先讲了话，他说：“同学们，上车前沒买上票没关系，现在大家补票吧！”列车长说完后，半晌没人搭腔，这位领导看看大家，笑了笑，指着他面前一个上海知青说，“来吧小伙子，从你开始吧！”那个上海知青朝列车长眨眨眼说：“票太贵，我买不起，我只有二十多元钱。”说完他从棉服的兜里掏出一把钱来，放在桌子上面。那个年青的乘务员数了数桌上的钱，对列车长说：“车长，才十九块三毛，连一半的车钱都不够呀！” 那个上海知青接着说：“车长，对不起啊，回上海的车票太贵，来回一趟要一百一十二元，相当于四个月的工资，回趟家四个月白干。我家五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妈在里弄的小工厂上班，我爸爸没的早，我每月要寄十五元回家，所以我真没钱了呀！要不这样吧，给我留点饭钱，剩下的买票能到哪就到哪，如果你们不让我坐我就下车，行吗？……”列车长没有答话，看着桌子上的钱，显然是在思考着什么。在这挡口，宝兴说了话：“小伙子，这钱就不少啦，我还没这么多呢！”“你少废话，又没问你……你一边呆着，少插嘴……”宝兴一听，楞了一下，说：“嘿！你什么态度，你怎么说话呢？告诉你我们沒坐你们家的车，我们坐得是国家的车，是毛主席的车，我们是听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才去的黑龙江，才去保卫祖国，我们有钱坐车，没钱照样坐车，你别错翻了眼皮……”这时那个年青的乘务员说：“没钱就不能坐车，坐车就要给钱，你们知青不能是土匪吧？”此言一出立刻惹怒了许多人，这些没买票的知青立刻都叫嚷起来：“不许你污蔑人！”立刻餐车里乱作一团。 本来坐在一边看热闹的一位厨师，也情不自禁地讲起了话。他站在收款台一旁讲道：“小李呀！话不能乱讲的，怎么能说人家是土匪呢？现在谁家没有一个、两个的知青啊，我自己的小孩就是知青啊，也在黑龙江，车长的姑娘也是知青吗，也在东北兵团，不信，你问问车长吗？谁家都会有困难的，要搞搞清楚再讲话吗！”列车员小李忙说：“孙师傅我不是这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小李我问你，如果这个知青是我儿子或是列车长的女儿，你怎么办，你讲啊！”孙师傅的这番话显然刺痛列车长的心，列车长拍拍小李的肩膀说道：“小李你去把张小芸找来，让她收款。”列车员小李怏怏不乐地离去，一会来了一个年青的女列车员。张小芸坐在桌前，列车长说：“给他留三块钱的饭钱，剩下的钱给他打张车票，能到哪就打到哪吧。”很快就问到了我，我拿出电报让列车长看，同时说道：“列车长我爷爷死了，我突然接到电报，我还没攒够车钱呢，我们就有不到十块钱，您看怎么办吧。”列车长接过电报纸，打开一看，当然电文是“祖父病故速归”，看完后把电报纸递给我没言语，他接着问我身边的另个人，我一看这架势赶紧拉着宝兴转身就走，迅速离开了餐车。 火车很快到了哈尔滨，进站出站，然后径直南下。第二天的凌晨一点多，列车驶入天津站，去北京的知青必须在此下车，然后转乘去北京的车。列车进站后，我们帮助女生把行李搬下车，安排妥当后，顺着车厢往后走，打算从车站的后面绕出车站。刚刚离开车尾不到五十米，就看到前方站着几个人，朝我们喊：“回去！回去！走站台出站。”我们一看此路不通，只得转身走向站台出站口。来到出站口前，一位疏导员手拿电喇叭朝涌向出站口的人喊：“有票的乘客排队出站，没票的人员去补票室补票。”我听后，朝旁边一看，只见通道边上竖了块大牌子，写着：补票处。万般无奈之下，我和宝兴走进了补票处，我和宝兴商量好，在天津不能犯态度，爭取同情，打好感情牌，于是我边走边从兜里掏着我唯一的救命稻草———那封电报。补票处里已经没有人啦，我们走进屋里时，只有一位大叔在值班。进屋后，我们毕恭毕敬地站在那位大叔前。大叔看到我们说：“小伙子，从那来呀？”我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是北京知青。”“为什么没买票呀？”大叔问道。我回答说：“我爷爷去世，临时回家还没攒够买票的钱。”“到这沒钱的都这么说，怎么证明呀？”大叔继续问道。我回答说：“我有家里发给我的电报。”说完我把电报递给值班大叔。值班大叔戴上眼镜，在台灯下仔细看着，看了一会，他突然问了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他说：“你们认识李国英吗？”宝兴说：“当然认识，他是我们排长呀！大叔您也认识他？”值班大叔乐了，说：“他是我儿子。”我不由得心中大喜，心想这回好办了，我赶紧说：“大叔我们是国英的好兄弟，这回我们可找到亲人啦。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大叔指着电报正文上的小字说：“这收报地址不是建字107一营十二连吗？跟我写信的地址一样啊。”说完李大叔叫我们搬椅子坐下，聊起了家常。说到最后李大叔问道：“你们俩人什么关系？”我说：“他是我表弟，我爷爷是他姥爷。”李大叔说：“哎呀，你是姑表亲，既然这样，你们俩还有多么钱？”我回答道：“我们各有五块钱。”“你们俩必须买票回北京，不然到了北京再说没钱可不行了，他们会找你们的家里要钱的。”大叔说完，给我们办了到北京的补票，然后把我们送出天津车站。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候车，我们乘坐天津到北京的快车，在清晨六点钟左右回到北京。 时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又到春暖花开之时，知青们又要告別家人，展转回到北大荒。探亲期间，我联系到了金生，跟他讲了我这次回家的经历，他听后认为，我们虽有胆量，但过程不算曲折，于是我们商定再次冒险：扒车回赵光。离京之前，我散尽了我的川资，在四川饭店请金生和宝兴二人吃饭，那时四川饭店还在绒线胡同内，饭店里还是四合院，他们做的干烧黄鱼，真是物美价廉，八块钱一份，两条一斤左右的黄鱼，装满一盘味香可口；再有就是干煸牛肉丝，四块钱一盘，牛肉丝吃到嘴里，那麻、辣、韧，越嚼越香，至今难忘。买火车票的三十块钱，花了二十四，我准备就揣着剩下六块钱，和金生、宝兴回赵光了。 伴随着送站，我们三人买了站台票，隨着去东北的知青，在11点40分登上65次开行哈尔滨的直快列车。在北京始发的直快列车，都是凭号入座，而我们凭站台票上车的是没有座位的。于是我们三人无目的的在车厢里踱步，巧得很，当我们踱步到卧铺车厢门口时，意外的发现车厢的门没锁，推开门一看，居然是软卧车厢，更让我们意外的是，当我们扭到第二包厢时，门居然开了；我们三个人没带任何行李，每人只背个书包，于是我们毫无牵挂地、堂而皇之地坐到包厢里。 最高兴的是金生，他乐的快闭不上嘴了，说道：“哥儿们，太捧了！你们知道吗，这回咱们算是超上了，咱们坐的这叫软卧！都是给首长预备的，能坐软卧铺的至少得师或军级干部，最关键是这里它不查票呀！”软卧车厢里太舒服了，我们三人在车厢里又说又笑，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好象我们就是这里的临时的主人，由于一时的安逸使我们渐渐忘掉了自己的危险。列车在锦州车站停车、再起车后，65次列车开始查票，而我们却在软卧车厢里，自成一统逍遥自在。突然，包厢的门锁咔咔做响，门被打开，车长、乘警陪着四名军人走进包厢。车长和乘警见到我们三人不禁吃惊，问道：“你们怎进来的？”金生站起说：“我们是不速之客，见车厢门开着就进来了。”乘警问道：“你们的车票呢？拿出来让我们验验……”金生说：“我们没票，我们给你们腾地……”说完拉着我们就往外走。乘警赶步堵住车门，抽出手枪：“你们不许走！跟我们走。”我们想推开乘警夺门而出，又有两名军人也掏出手枪，把我们堵住。无奈之下，我们被他们带到餐车。 在餐车里他们先审问金生，然后分別又确定我们的身份，后来听说，他们把电话打到北京，好一通的调查，然后把我、宝兴与金生分开，留着金生一个人继续调查。很快，列车驶入了沈阳车站，那时已是深夜，乘警把我和宝兴交给了车站警方，车站警方又把我们转给沈阳市收容所。于是我们有幸在收容所里渡过了十二小时。从沈阳车站出来，在黑暗的街道上行走，几经转拐我们一行二十多人被送进一间类似大车店的屋子。 屋里没有任何家具，一溜大炕足有三十米长，炕上的炕席已经破烂不堪，多处露出土炕的浮土。大屋里只有一个电灯，昏暗的灯光象根蜡烛，屋里一股骚臭味，原来地上放了两只尿桶。我心里明白了，他们把我们当成“盲流”了，也许我们象那些盲流一样，被送回老家。再看看身边的同伴，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面黄饥瘦，衣着破烂不堪，看上去就象离了群的孤鸟，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但是如果你与他们交谈，他们那狡黠的眼神，让你不得不提防他们。现在想起来，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就在永定门车站附近，也挂着“流浪人员收容所”的牌子，也专门收容那些在车站或大街上要饭的或失助的人员，只是那个地方从来没进去过。难以让人相信的是，我在四十年前就在沈阳市的收容所里走了一糟。四月中旬，沈阳的夜里还是很冷的。屋里的火炕冰冷，坐在上面能觉得它能抽走你身上的热气，我们没穿棉衣，当你身上的汗落下去时，寒意便袭上身来，而我们必须以身体的热量来与寒气抗爭。我和宝兴商量着种种对策，估量着发生的种种可能。我们想起了与我们分开的金生，不知他的处境如何。从那些老盲流口中得知，如果人多，明天可能就遣送回乡；如果人少，就让盲流们干活，等人员凑多后，他们再遣送。我们明白了明天面临时的两种选择。在矇曚中，屋里人们被唤醒，既不洗脸也不漱口，大家排队每人领了两个窝头和一碗菜汤。早饭后，来了一位队长。这位队长，来到这些盲流跟前，转圈看了看，说：“今天人不少啊，足有四十多人，今天遣送你们回家啊。” 说完突然指着宝兴说：“那个小胖子，你出来，还有你……”其实指的是我，我和宝兴赶紧来到那个队长跟前，他问我们两个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家在哪？去哪里呀！”我们回答说：“家在北京，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赵光七团。”队长听后摇头说：“这两地我们都不去，你们俩自己想办法回黑龙江吧。这车站淨胡闹，把知青送这干什么？”我和宝兴一听，心里这个乐，像开了一朵大红花。 我们还明知故问地说：“队长，您不送我们，我们怎么回去啊？”那个队长斜眼看着我俩说：“怎么来的，怎么回去，用我教你们吗？不想走可以啊，去那边筛沙子去……”我一听忙说：“队长，我不是那意思，我们走，这就走啊……”边说边从衣兜掏出仅剩半盒“前门”烟，塞到这位队长手里，说：“您抽烟，我们立刻就走。”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沈阳市收容所，来到火车站坐上了去哈尔滨的慢车。慢车最大的缺点是，只要是站就停，连一个道叉口都要停一分钟；而最大的优点是，它不查票，乘客随便上下车。我们耐着性子坐在车上，到下午三点多终于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我们沒下车，随着火车坐到三棵树，到站后仍没出站，直接坐上去齐齐哈尔的慢车，最终在晚上十点多钟，到达赵光。 到家啦！站在荒凉的小站上，放眼望去，多么熟悉的赵光啊！熟悉的车站，熟悉的水塔，熟悉的票房，熟悉的团部前的牌楼，熟悉的邮局、团部医院；完完全全一种到家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你再也不用漂泊，再也不用流浪，这就是你的家！我们到赵光的时间，比在一起乘65次直快列车的人，晚二十四小时。对了，还有金生没说，金生真姓姓聶，他爸爸是北京军区后勤部的一位将军，他爸爸的老战友在沈阳军区，也是一位将军，他在沈阳车站跟那位两位军人盘道，最后盘出熟人。他让车长把我和宝兴放走，有什么事他承担，所以我和宝兴才顺利地离开列车。其实，什么责任也没有，一没偷，二没抢，三没犯罪；何罪之有呢？金生告诉我们说，车长说了：扒车的知青见多了，敢坐软卧的你们是头一拨。 在我一生中，就干了唯一一件冒险的事，它的意义不在于省多少钱，而是锻练了对事物的不确定性的认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