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夫人乘飞机抵京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夫妇合影
中苏关系：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笔者在外交部工作了38年，其中20年在本部，18年在4个驻外使馆，从随员到公使、大使，借句军语来说，可谓从“士兵”升到“将军”，之后再任“元帅”。我有幸目睹中国、苏联、俄罗斯、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主要领导人的风采，亲历过许多重大事件，但见证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才是终生最引以为自豪的。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
中苏关系“半正常化” ◎邓小平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我在场听到这句言简意赅的话，真乃兴奋、羞愧、佩服“三味杂陈” 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中苏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为这次访问做准备。1988年12月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入主克宫近4年的戈尔巴乔夫，显得有点春风得意，滔滔不绝地与往访的钱其琛外长谈，其中一句话最有分量：“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感到也有过错。”我在场听见此话，甚感意外与惊讶。苏联最高领导人一共有七位，其中正式向我方承认在对华关系中有过错的，此前只有斯大林一人。此举自然受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重视。 1989年2月4日，邓小平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在上海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我在场听到这句言简意赅的话，真乃兴奋、羞愧、佩服“三味杂陈”：我们为他老人家写了许许多多参阅材料，洋洋洒洒一两万言，却顶不上这再普通不过的“八字组合”！ 邓小平有个机智小幽默，也让我印象深刻。在会见中，苏联外长提出，戈尔巴乔夫拟于5月中旬访华，称与钱其琛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打了个马虎眼，想让邓小平先确认戈访华的日期，使之成为既成事实，以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有点棘手的一些问题。但老人家已从陪见的钱外长那里得知，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分歧仍较大，尚未商定此访日期，便识破了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这个事儿由你们两位外长继续谈，“我听你们指挥”！ 打上“历史性”印记的邓戈会见 ◎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邓小平这次代表我们国家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当时听到后顿时为之一震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00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9：35，邓小平在女儿萧榕(即邓榕)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他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中方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邓小平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3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遵钱外长之嘱，我除了要一字不落地记录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外，还要记下老人家在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我这是第一次“零距离”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我心里在想，老人家也许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9：45，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俗称“总统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砖头”步话机传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邓小平，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他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两次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 9：55，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点差一两分钟，邓小平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足有八九米的天花板。 10：00，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乱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10点过了三四分钟，宾主入座。邓小平安详地坐着，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还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邓小平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回顾了近一二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他谈及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邓小平这次代表我们国家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当时听到后顿时为之一震，亲身感受到老人家的实事求是和光明磊落。“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我认为，这句断语意味着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那场“真假马列”大论战中，有些话说得并不对，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批错了，因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许多做法，与毛泽东当年狠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立意，完全是两码事。 12：00，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邓小平此时谈兴正浓。过了大约四五分钟，萧榕递上了一张纸条。我坐在老人家后面的椅子上，纸条上写的五六个字看得一清二楚。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老人家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人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活动呢，而且还是一环紧扣一环：下午1时邓小平午宴，2时戈与中国总理会谈，5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 12：20，萧榕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兴奋地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邓小平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12：30，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两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谈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写到这里，我还想略为介绍一下戈尔巴乔夫的当场表现。他进入东大厅后，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我坐在他的后面听得一清二楚。他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见此状，我不由得一笑：在邓小平这位“历史巨人”面前，紧张乃人之本能。戈尔巴乔夫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坐在邓小平这位曾震撼过全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看着坐在前面只有半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在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后来，我听一位苏联朋友说，在钓鱼台国宾馆，出发去见邓小平之前，戈尔巴乔夫对陪同的苏方官员说，他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要“多听少说”。 会见当天晚上，我立即将邓戈交谈内容还原成会谈记录。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借用季羡林赞姜椿芳语)。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这位中国领导人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我精确地算过，当天自己站在和坐在他老人家旁边的时间，总共有两小时55分钟，这是一生最大的光荣。 中苏关系由冷转暖 ◎经邓小平审定的这三句话，把落脚点放在要看苏方的“实际行动”上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42年零86天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0年全方位友好，到10年意识形态对立，再到10年军事对抗，直至兵戎相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由于“冷战”转入“热战”，盟国成了敌国，“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一二十年，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勃列日涅夫，从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如何缓和绷得过紧的中苏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借举行一个庆典之机，选择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改善对华关系是其核心内容。邓小平一下子就听出了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弦外之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为此，时任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虽只讲了短短三句话，总共才77个字，但讲得很妙，给人留下了不少回味的空间。与中方对苏方立场长期持“揭”、“批”、“顶”、“斗”的态度截然不同，经邓小平审定的这三句话把落脚点，放在要看苏方的“实际行动”上。从此，中苏双方开始长达将近10年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磋商。双方慢慢地相向而行，两国关系“绝处逢生”便露出一点曙光。 经过邓小平与苏联四任最高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山重水复”达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中苏双方商定：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中旬访问中国，与邓小平举行会见，这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对几个问题的处理办法 ◎两国最高领导人见面时“不拥抱”，但长时间握手 一、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 1989年初，钱其琛外长交给我们一项任务：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对于苏方人员的称呼办法提出意见。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与之后，中共与苏共均以“同志”相称，毛泽东曾诙谐地说过，我们同苏联人是一家，都“姓马”(指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就严重恶化了，对苏联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称，便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对苏联人还是可以用“同志”相称，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在讲完“结束过去”后说：“目的是让苏联同志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理解我们是怎么认识‘过去’的。”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便成了我们称为“同志”的最后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二、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邓小平曾特别交待：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我当时领会，老人家这个指示很有深意，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我们把“不拥抱”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立即将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醒”，只与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不过两人握手的时间相当长，有位朋友看电视实播时掐着手表算了算，整整35秒钟。 三、口译工作的特殊安排 1989年元旦一过，钱其琛外长就对我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2月初来访时，邓小平要见他，可考虑安排一位精通俄语、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翻译，同时也让一位年轻有为的翻译在场“见习见习”。他还指定了这两位高翻的人选。 大约在3月下旬，钱外长又特地把我叫到办公室，说邓小平2月初与苏联外长交谈时，听苏方主翻百订林讲的汉语感到比较费劲。他让我想个办法，使老人家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听对方的话不再感到费劲。我当即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邓小平说的话由苏方译员翻，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则由我方译员翻。这种口译方法最大的好处是，一方领导人听本国译员用母语翻，容易弄得明白，在50年代初并不罕见，但后来很少用了。况且，我担心苏方译员译邓小平的话时，翻得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 另一种方案是：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所说的话，由我方译员一个人翻译。但苏方未必会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在国际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国领导人相互交谈时，如遇语言不通，则“各翻各的”(由本国的译员翻译本国领导人所说的话)。在近20年中苏会见、会谈的口译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无一例外。 钱外长赞成后一种方案。他说：要努力与苏方人员沟通好，讲清楚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与苏方人员几经沟通后，对方终于对这种“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钱外长便指定外交部俄语界的后起之秀宫建伟作为邓戈会见的唯一翻译。邓戈会见前，苏方主翻百订林在东大厅见到我时，故作怒状，操着一口并不生硬的京腔说：“我知道是你这小子使的坏，剥夺了我今儿在头儿(指戈尔巴乔夫)面前显摆(指当翻译)的机会！”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