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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过去了，75届老同学相聚，重温《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必由之路。  我的母校京西中学不在北京，在上海北京西路石门路口。1976年，学校爆出一条新闻：75届学生小姚写血书，执意要去黑龙江干革命。家里人不舍得，连哄带骗，把他带到宁波老家管起来。小姚找个机会逃了出去，沿着铁轨往北方走。小姚说：“我走也要走到黑龙江。”姚家的人急了，赶紧拦截找人；学校也急了，层层汇报上去。找到小姚了，姚家的人妥协了，静安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给小姚戴上了大红花，送他上火车。小姚就这样到了黑龙江，与先期到嫩江星火五七农场的鸣同学会合。但小姚到黑龙江后，身体不适应寒冷地带。没过几个月，鸣同学护送小姚回上海，算公费回家一趟。 
同学们在欧阳海塑像前合影
1968年上山下乡掀起高潮，上海知青去黑龙江、内蒙、吉林、云南、贵州、安徽等地。我们75届在1976年初毕业的时候，已经没有大规模去外地农村的安排，但有一部分热血沸腾的学生，立志要到艰苦环境战天斗地，我们学校就有两拨人分别去了黑龙江和淮北。 说是中学毕业，但我们75届中学生所受教育并不正常，没有物理、化学、生物课，但有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课，简称“工基”“农基”，教一点简单的物理电路和农药化肥知识。学工学农，成了开门办学的重要课程。 我们学工到灯具厂，装船舱用吸顶灯，运用到了“工基”课电路串联并联的知识。再次学工，到保温瓶厂，工人从火红的熔炉里舀出融化的玻璃团，用一个铁制大吹管边转边吹出玻璃瓶来，技术出神入化。热水瓶是紧俏商品，要凭票供应，可是工厂仓库外有一大堆玻璃瓶次品，定时有工人来砸瓶，我们听到砸瓶破碎的声音，很受刺激。又一次学工到印刷厂，那时正开展评《水浒》运动，印刷厂就在印《水浒》。印刷厂车间分等级，普通车间什么人都可以进；保密车间印内部书和文件，闲人莫入。我整天在印《水浒》的车间里，看来看去都是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锦同学在包装车间，书的品种多，还看到有《红楼梦》。 
同学们在外滩留影
学校唯一的学农点在松江城东公社车墩大队。学生下农田拔油菜花杆子，拔得手脱皮火辣辣。那片油菜地，后来变成了车墩影视基地。 学工多，学农少。我们都想进工矿，做个工人响当当。我们一批同学决定再加一次学工，鸣同学父亲在上港三区当领导，我们就到公平路码头学工。码头上放着京剧《海港》唱段：“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我们学着海港工人，戴着藤帽，挂着毛巾，做装卸工。午饭时，学生能喝一碗免费的虾皮冬瓜营养汤，觉得很满足。晚上在仓库里铺张草席就睡觉了，这叫做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火同学因为没加入红卫兵，没去成海港学工，为此她难受了许久。 可是，严酷的现实很快打破了学生的幻想。京西中学成立毕业分配领导小组，由学校领导、工宣队、教师代表“三结合”组成。那时，中学生毕业的分配去向分四档：外工、外农、市工、市农。学生并不是按品行和成绩分配工作，而是根据家庭情况来决定去向。比如，独苗可以照顾；父母去支内了，哥哥姐姐去农村了，可以照顾。 75届9班班主任彭老师戴着金丝边眼镜，人很精干、海派，被选入校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当副组长。彭老师开口说：“老大去崇明。”结果班里有不少同学在家里是老大，立马报名去崇明，因为自己是老大去农村，就可换来弟弟妹妹将来留市区。 我是老大，毫不犹豫报名去崇明长征农场。我凭一张上山下乡通知单，买了一只热水瓶，好像就是学工的保温瓶厂生产的。临走前，我想找一张黑面红心的胶木唱片《毕业歌》再听一遍。可是，含有故事片《桃李劫》中那首插曲的唱片在家里怎么也找不到。 我在吴淞码头乘上双体轮去崇明岛，抬头一看，船舱里的吸顶灯就是学工灯具厂生产的那个款式。再望船头犁开波浪，我心里咏唱《毕业歌》：“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作者在长征农场
班里有一对姐妹花士华、士芬，按政策是一工一农。两姐妹风格很高，相互争着去农村。结果母亲做主说，姐姐小时候在浙江农村待过，这次就让妹妹去农场吧。妹妹士芬就去了崇明长江农场，干了近十年，才调回市区当了公交车售票员。 秀同学是排长，苗条、清秀、骨感，昵称“排骨”。彭老师特别喜欢她，想把她留在上海，就向她支招——你人瘦，可以作病退，以后再想方法安排工作。病退要有医院证明，民间就流传几个秘方，吸黑墨水沾过的烟，可查出肺阴影；吃肥肉和猪油渣，肝指标会高。秀同学很要强，觉得自己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只带了中号旅行包，连零食也没带，就去了崇明长江农场。几年后，秀同学顶替到了邮电医院工作，成为很优秀的员工。 有的同学因为有哥哥姐姐去了农村，就可以留在上海市区工作。大华公寓一个男同学笃定分配在市区工厂，所以心情轻松，每天在窗边练书法。公寓对面楼上的女孩看过来，他人英俊，字又好，上海工厂“硬档”，所以不少人暗恋仰慕他。黄河皮鞋厂有个职工子弟，估计会留在上海工矿，就整天在天井里敲鞋钉，叮叮当，把修皮鞋拔出来的鞋钉敲直赚钱。同学们就编了童谣：“敲敲洋钉，两角洋钿。” 上海工矿又分全民和集体编制。分到市工的同学为跨进大门后进哪扇小门而担忧。有同学分到仪表局、机电局，感觉较好；也有同学分到菜场、街道工厂，觉得不满意。特别是分到饮食摊的同学，磨豆浆，煎油条，每天要起得很早，贴大饼被戏称为“热烈鼓掌”。 卢同学分到商业局，全民所有制，感觉不错。接着往下分，七转八弯，竟然把她分到石门路上的卡德池浴室。卢同学只得穿上白工作服，在热雾蒸腾的浴室里穿梭服务。过年时，浴室要排很长的队。金同学等女生借了卢同学的光，提早进入浴室沐浴。 班里有些同学是“活络档”，亦工亦农，可上可下。彭老师为这些学生分配去向绞尽脑汁。毕业分配小组那间办公室里，经常鬼哭狼嚎。有家长诉苦，哭得天晕地转，悲痛欲绝；也有同学家派出外婆、姆妈、阿哥阿姐，分“三班倒”，盯牢彭老师不放，“老鼠围攻猫”，一定要分工矿，不达目的不罢休。彭老师东躲西藏，叫苦不迭。果然，其中有同学留在市区，被安排到服务行业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及时雨，洒向久旱大地，许多同学跃跃欲试，准备报考大学。铁路局技校的小马想考大学，可是技校规定要有两年工龄以上才可以考，一批在技校学习的同学就被这条规定挡在高校门外。我们在农场，抢收抢种，开河挑泥，围垦筑坝，远比在市区工作的同学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但农场的人考大学，反而没有什么障碍。 天赐良机，靠知识改变命运，我在农场顺利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回到市区家里。 41年过去了，75届老同学相聚，重温《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必由之路。 我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当年家里的老大一定要去崇明吗？”久违的包同学透露一个秘密，彭老师生前吐露真言：“老大、老实人去崇明；喜欢的、难弄的留上海市区。”我恍然大悟，老大留上海市区的有之，“三班倒”吵来“工档”的有之，原来，当时毕业分配也有奥妙。但老天有眼，天道酬勤，老实人终究不吃亏。过去与现在，我们都不计较了，只是把75届毕业分配当作幽默故事来说，笑聊年少不懂水深。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