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冲刷了许多记忆，熬干了苦涩泪水，唯剩下刻骨铭心的伤痕，任怎样打磨，也无法抚平。

  在我下乡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连队里，有一位北京男知青，叫泉，下乡那年仅16岁，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很讨人喜欢。泉1969年初中毕业，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却很有才气，至少当时我们都承认他。在他小小的行李箱里，却赫然放着中共中央的《九评》，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大论战的产物，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政治、哲学、文字和论辩水平。当我们众多知青闲来无聊堆在一起胡侃的时候，他却一人默默研读《九评》和《红旗》杂志。他那稚嫩的脸庞与那摞沉甸甸的报刊所隐含的哲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

    泉果然很有才，有口才，有文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写点什么洋洋数千。他的文字之逻辑性、语言之犀利，令我们佩服有加，都说他把《九评》吃到肚里去了，才能如此出口成章。然而他又那么和蔼，整天笑嘻嘻的，从不和别人红脸，即使和别人争论什么，他也不会板脸，只是开口一笑，飞出一串连珠妙语，让对方老老实实称臣。

    泉家庭出身不好，那年月，出生好是一张金牌，入团、入党、提拔；反之，就乖乖干活，少惹事，才能不生是非。泉深知这一点，在养猪班勤勤恳恳工作，脏活累活抢着干，任劳任怨。挑水挑最大的桶，一挑就是几十担；常常光着脚在猪圈里起猪粪，用最大的锹，一撮一大堆，憋着劲往车上装。慢慢的，在连里出了名，作为出身不好的典型，被评上了“五好战士”。

    泉很有人情味，别人有难，他会倾其所有帮助别人。记得那年冬天我要回沪探亲，发愁没有象样的棉服。下乡时发的棉服好像棉花筒子，在下乡的京津沪知青堆里，数上海的棉服最难看。大家都说，大上海的东西样样都好，怎么棉服会这么难看。可是我们人人都只有这套难看的棉服，两个冬季下来，污迹斑斑，一个个活象海边被石油污染了的“胖企鹅”，如何能穿回上海去见父母亲友?泉知道我要走，便主动要把他还未穿过的军大衣和一双崭新的翻毛皮鞋借给我。我又惊又喜，再三推辞，他却执意要借我。当我穿着他的新大衣、新皮鞋坐在回沪的列车上时，真是从心里感谢他的慷慨无私。不料在回家路上，这双崭新的皮鞋不幸被刮了一个口子，返回连队后我向他道歉，要赔偿他。他笑了笑，只说道:这点小事，咱哥们儿！。而那时一双皮鞋的价格要花去半个月的工资。这件事时至今日，我仍愧疚不已。泉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有着极好的人缘。

    泉下乡一年多后，因超负荷的劳累与恶劣的生活环境，不幸得了肾炎。由于治疗不及时，继而转成了慢性。不得已，只能上半天班了，同时也意味着只有病假工资，每月仅不到20元。后来他的病情加重，连、营、团的卫生所、院不胜医治，一层层往上推，最后推到了师部医院。每次就医，他必须从连队搭车30多里到团部所在地赵光镇，再花5角钱坐火车到北安县，然后步行八里地，才能到师部医院。从此他每月两次往返于连队与师部医院之间。有时实在赶不回来，只得在外花三角钱找个简陋的大车店住一宿。连队照顾他，安排他干点轻活，以便维持生计。尽管如此，他钱囊羞涩是可以想象的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沉默寡言了，出头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知青们各自在苦海中挣扎，维系着自己的生命之链，渐渐地淡忘了他，只知道他依然每月两次跑师部医院。

    1971年夏季的一个深夜，我在睡梦中被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喧闹声惊醒，耳边只听到：“泉出事了！”我打了一个冷颤，睡意全无，急问：“出什么事了？”有人答道：“团部刚才来电话，泉从火车上掉下来，死了！”我浑身一震，脑海中一片空白，昨天他还代表连队在全营召开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大会上发言，慷慨激昂，落地铮铮，余音尚在萦绕，怎么就……？怎么会……？不可能啊！第二天，很多人要去医院看泉，连长不让，只允许去几个代表，说要化悲痛为力量，促生产要紧。就这样，泉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凄惨、那么孤独、那么让人难以接受。

    因为泉的亲属怀疑是歹徒谋财害命,团里成立了调查组，最终找到了几位同车的农村妇女，才算真相大白：泉从医院返回时没有买火车票，而是扒乘了货车，恰巧货车没在赵光站停留，泉慌了，趁货车途经车站减速时纵身一跳，却不料身上的背包带被车门刮了一下，一头栽了下来，脑袋着地。吓得原本也想跳车的几个妇女再也不敢乱动。因为天色已黑，无人看见，直到铁路巡道工发现后才根据身上的病历卡通知了团部。至于他为什么没坐火车而去扒货车，是因为没钱买票，还是误了火车急着赶回，以便第二天上班，便永远是个谜了。

    又过了三年，我有幸被选送到哈尔滨上学，以后的事是听战友们后来告诉我的：过了几年，政策有所变化，出生问题不再是紧箍咒。泉的哥哥，一个任职于国家某部委的科技人员开始上访，一直到了兵团总部。要求追认弟弟为烈士，理由是弟弟的病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使然。几年上访被层层驳回。连长在大会上说，泉不买车票是无政府主义，头一天刚批无政府主义，第二天自己就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追认烈士呢？听说这是组织上最后的鉴定。

    泉仅用了5角钱的代价，便挣脱了束缚自己的羁绊与桎梏，打开了天国之门，去寻找他的无限希冀与企盼，寻找属于他的那份幸福去了，却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深深的哀痛与绝望。快三十年了，人间沧桑，不知泉的灵魂在天国是否已经安宁、泉的清澈大眼是否已经瞑目。

    泉，你安息了吗？

 （此文作于2001年清明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