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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入党”——打入国民党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初到重庆的我和明之，与来自祖国各地的流亡青年和政治精英聚集在一起，被这里的政治气氛所感染，很快适应了重庆的气候和生活，并融入了浓厚的抗日氛围之中。
(责任编辑：日升)重庆，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当时日本军队已侵占了大片中国土地，兵力已十分有限。1938年10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不久，中央党部的速记同行告诉我，我“特别入党”的手续很快就要办妥了。他还告诉我，10月下旬，要召开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我会继续担任会议速记。我和明之意识到，马上要进入秘密的特殊斗争，明之也不能再参加公开进步活动了，于是便悄悄退出了歌咏研究社。 我和明之明白，此时最要紧的是与党组织接关系。于是我再次去了八路军通讯处。我已经有了在浙江省政府做秘密情报工作的经验， 为了安全、保密，我身上连一张纸片也没带。到了机房街70号我党“通讯处”门口，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确认周围没有中央党部的熟人，于是就用草帽半遮住脸，溜了进去。这一次，我终于见到了刚刚到达重庆的董必武。 我向董必武汇报了我和明之在西二街22号“庚款会”的临时住处，以及我打听到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组织和人事情况，最后说：听同事讲，我的所谓“特别入党”或叫“直接入党”的手续很快就要批下来了。 我特别强调“所谓”二字，董必武听了，明白我的用意，高兴地说：有了这个“特别入党”就可以顺利进入中央党部了嘛！你要注意了解国民党的动向，有重要情况及时报 我点头说：明白。 董必武又叮咛道：你转告明之同志，叫他不要到“通讯处”来，组织上会派人到你们的住处和明之接党的关系。并约定联络暗号为有节奏的敲门声： 嗒—嗒嗒—嗒。 我从董必武的房间里出来，在走廊上意外地碰见了邓颖超大姐。我高兴极了，像上次在王汝琪家一样，邓颖超热情地拥抱了我，紧紧拉着我的手，找个地方坐下，关切地问：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 我回答：是董老让我和明之一起搭参政会的包船来的。 接着，我向邓颖超汇报了在武汉时董必武和周恩来要我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情况，以及来到重庆的近况。邓颖超认真听着，嘱咐道：今后你担负着特殊秘密工作的重担，一定要注意保密。千万要记住啊！ 我使劲点头，表示记住了。邓大姐讲千万要保密，我想起在长沙时我不保密的一件事，便向邓颖超检讨说：今年春天在长沙湖南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时，因为找党心切，我悄悄地向同宿舍的罗叔章大姐讲了自己参加秘密工作的事，没注意保密，罗大姐当时就制止了我。 邓颖超严肃地说：就是自己的亲人，你的地下秘密工作身份也不能随便讲啊！保守机密是严肃的纪律，你要找的目标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你的身份只有到那里才能讲。 我想起刚到武汉和重庆时的经历，继续说：刚到武汉、重庆时，抗日气氛很浓，我和明之忍不住先后参加了进步团体读书会和歌咏研究社。自从党组织交代我今后仍做原来的秘密工作，我和明之就停止了这类公开进步活动。 邓颖超说：这才对！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斗争很复杂。你如果暴露了进步面目，就有可能成为今后情报工作的隐患。 邓颖超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小沈，你要好好努力呀！ 我连连点头说：我一定努力！ 几天后，我加入国民党的“特别入党”手续办妥了，是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和另两个中央委员三人联名介绍的。党证编号前标有一个“特”字，这在国民党内很吃香。“特别党证”一批下来，朱家骅亲自指示机要处长张寿贤，安排我正式成为机要处的机要速记员。此时是1938年10月。自此，我就天天在位于上清花园的中央党部秘书处办公楼内上班。 机要处原有一个老速记员叫徐漂萍，年纪比我大十几岁， 正需要年轻人当助手。我欣喜地发现，徐漂萍的速记方法是“张才速记法”，而我用的是“炳勋速记法”，不同的速记法互不相通， 我看不懂徐漂萍的速记符号，徐漂萍也看不懂我的速记符号。为了提高记录速度，也为了保密， 我后来还自己创造了一种速联符号，即使与炳勋速记教科书对照，别人也无法识别，这如同独创的一种密码，对我从事秘密工作十分有利。 我是国民党各机关速记同行中唯一的女性，年纪最小，毛笔字端正，一般人的语速，能一字不落、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因此受到上司的赏识。 我到机要处上班不久，徐漂萍就升为科长。张处长和徐科长以及其他同事都知道我是朱家骅的老部下，又是朱家骅介绍“特别入党”，并亲自安排我进入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所以都很信任我、器重我。 进入中央党部以后，我才逐步了解国民党机构和公文程序的繁杂以及上下级同行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国民党机关各重要部门都有自己的速记员。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正式速记员只有徐漂萍和我两人。我们不仅要担任国民党中央全会（一般每半年到一年开一次）和中央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一般每两周开一次，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速记，有时还要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训练团和蒋介石指定的小范围高层军政绝密会议的速记工作。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后来还是国民政府主席，党、政、军大权独揽，党、政、军最高决策层的会议，都由蒋介石主持。按规定，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至少有两名速记员在场，以便互相弥补漏记误记之处。 所有这些会议的速记工作，都由科长徐漂萍和我担任，有时二人忙不过来，徐漂萍就会叫他的亲信（晚辈和学生）居正修帮忙。居正修先在国民党党史会，后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担任速记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开会，也必须二人速记，居正修一人不行，徐漂萍便指定我去协助。如果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就由徐漂萍出面，向各部门临时借调速记员帮忙。当然这都要经过机要处长张寿贤认可。 我在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正式上班以后，立即就知道了很多重要的高层机密，这对一个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人来说，就好比地质勘探人员发现了一个正是自己要找的富矿，欣喜万分。 我首先获悉的是，国民党开始筹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文件草稿中竟然透露出反共的内容。董必武和周恩来几个月前派遣我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真是英明，真是高瞻远瞩！ 机会抓得太及时了！ 而在此时，我的心情却很复杂。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上层人物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精心策划假合作、真反共的阴谋。 那时党组织还没有为我们指定联系人，董必武不让我们夫妻两人同时在党的公开机构露面。我获得这个情报后，迫不急待地想报告给党组织。我与明之商量：国民党筹备的五届五中全会会议文件的草稿中，我看到有反共内容，应该尽快上报。 明之说：对，应该尽快上报，但是组织上还没有和我接上关系，通讯处的人都不认识我。现在要报，恐怕只能你去了。 我坚定地说：好！我去。但白天去容易被熟人发现，我晚上去吧。 于是我们决定，当天晚上趁着夜色，由明之护送我到“通讯处”向领导汇报情况。 从我们临时住的西二街到机房街70号距离不远，我们出门以后，两人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向机房街走去。如果发现情况，明之就给我发暗号。在“通讯处”附近，明之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为我望风。 我趁无人注意，一转身走进“通讯处”，指名要见董老。工作人员马上向董必武报告。不一会儿董必武就出来了。董老一边高兴地叫：“小速记”，一边招呼博古a和王明也来听我汇报。 董必武叫工作人员到门外街上买了五香豆腐干和花生米来招待我。当时大家生活条件都很清苦，我与几位领导人共享豆干和花生，感到味道特别好，气氛特别温馨。 我向董必武、博古和王明汇报说：我刚了解到，国民党中央已开始筹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文件草稿中有反共的内容。 董必武等领导顿时警觉起来。 “都有哪些内容？说得具体点。”董必武神情严肃地问道。 “目前还不太具体。”我说，“大意是要把共产党取消掉。如达不到目的，再采取限制共产党的措施。” 董必武与博古、王明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清楚地知道，蒋介石多次提出国共两党要“合并为一个大党”的意向，被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予以驳回。现在，国民党即将在中央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写在文件中，看来是要“强制执行”了。他们感到我在五中全会开会前、在文件正式出台前，提供这一情报很重要。 董必武指示我道：情况很重要。你要继续了解五届五中全会的内幕，及时报告。要正确认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质，认真分析他们的动向。你今后重点搜集国民党党务、政治、军事、特务和人事等方面的情报。博古告诫：要特别注意隐蔽和保密！ 我把董必武和博古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里。 “华明之什么时候与党接关系？”我迫不及待地问。 董必武说：“组织上会马上派人与华明之接关系。我们研究了，会派可靠的同志今后直接领导你们的秘密工作。” 然后我们约定了时间和地点，联络暗号照旧。董必武向我交代完后，与博古、王明交换了一下眼光，点了点头。 我离开“通讯处”时，董必武又派人远远护送我，直到被隐蔽在暗处的明之接应为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