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延安成为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点”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 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主力南移，驻在延安的东北军相继撤离，只留下了地方保安队与民团留守。由于东北军撤离，地方保安团心虚，于1936年12月17日自动撤离。18日，红军游击队开始进驻延安。25日，黄春圃（江华）率领红军主力进驻延安。1937年1月10日，洛甫、毛泽东等离开保安，起程前往延安，13日到达延安。 洛甫、毛泽东、博古等人的到达，标志着延安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西北办事处的驻在地，成了陕北苏区的中心。 自此，从1937年1月13日至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一直驻在延安，达十余年。所以，延安是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点”，而且是最稳固的“落脚点”。其间，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延安又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在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成就了许多大事。 在延安，中共中央力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局面开始形成。但从南京对张学良的惩处与幽禁，以及准备再次进攻西安的军事行动，说明内战的形势仍然相当严重，和平的局面有再次丧失的可能。 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现了这种转变。其间，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所谓《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这个决议，虽要求共产党停止“赤化”宣传，但表示接受中共的提议，停止“剿共”，联合抗日。 为了落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2月12日至3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了直接谈判。2月26日，周恩来与张冲等进行谈判，但未取得进展。 此后，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的改编和苏区的地位问题上。经过艰苦的努力，国共双方达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规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不派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军队中的副职，从副师长到副排长，都由中共自行选派，南京政府只向八路军总部及三个师各派一名联络参谋。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 9月中旬，博古到达南京与康泽面议中共中央提出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修改问题。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在《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双方在《宣言》上签字。21日，博古、叶剑英和蒋介石、康泽、张冲在孔祥熙寓所会谈，蒋介石同意发表此《宣言》。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之总目标。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两军的第二次合作，标志着“中国革命新纪元”的开始，是全国抗战的“出发点”，是新的起步。 在延安，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8月25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政训处副主任；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政训处副主任；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 8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即第一一五师的一部分，由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9月3日，第一二○师主力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第一一五师之后北上；4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出发东进；30日，第一二九师主力也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东进。至此，八路军主力东进，奔赴抗日战场。 依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路军把作战的战略方向选择在敌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八路军先后建立了由一一五师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二○师创建的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创建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并不断地发展壮大，也就成了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在延安，西北办事处改制，成立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 在国共两党的谈判过程中，1937年2月至3月初，国民党方面要西北苏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别直属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中共中央则主张保持苏区在行政上的完整性，政府人员民选推荐。到了3月末至4月初，国民党方面虽然同意在地域上可以完整，但不予以明确的区域界限，同时坚持派正职长官参与领导。到了5月，国民党方面仍坚持派正职实行领导，但人选可以由共产党方面推荐国民党方面的人员担任，共产党方面自己提出副职。于是，中共提出在张继、宋子文和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为正职长官。由于国民党方面违背承诺，决意派丁惟汾为行政长官，遭到中共方面的坚决拒绝。中共始提出，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张冲（国民党方面与共产党谈判的代表之一）、杜斌丞（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为政府委员，并力争“林正张副”，即林伯渠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7月，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仍坚持由国民党方面派正职长官。中共则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坚持苏区必须由党“包办”，决不让步，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横插”一人。事情未能解决。共产党一方面与国民党谈判，另一方面则积极准备将西北办事处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由林伯渠替代博古，负责西北办事处的实际工作。 4月下旬，西北办事处决定成立四个专门委员会，以研究政治体制、选举制度、经济计划和文化建设等问题。5月中旬，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提出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以及经济、文化建设工作规划等，确立了抗日的民主制度，即容纳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和阶层的人们。 全面抗战爆发后，形势紧急，西北办事处着手进行从苏维埃政府向特区政府的转变。9月6日，宣布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等九人为边区政府委员（也称主席团委员），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苏维埃政治制度的结束和抗日民主政权阶段的开始。 其实，陕甘宁边区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实体，是中国共产党的脚踏实地的“一个落脚点”。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说，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 此前，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谈及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说：“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 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个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就此，毛泽东对陕北和中央在陕北的工作做了基本总结。 陕北不光是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也是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落脚点”，是全国红军聚会的地方，是红军这个“大家庭”落脚的地方，“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但是“落脚点”不是终点，只是过去的终结，同时也是新的开始———“出发点”。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