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协同打了直罗镇一仗 程子华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周恩来一块下来，11月初，在道佐铺会合。中央红军来时，东北军正进攻陕北。当时，红十五军团在榆林桥一带。因为中央红军，即红一军团很疲劳，为粉碎东北军的进攻，把红十五军团调到张村驿、东村一带。东村有一个地主碉堡，很坚固。红十五军团打掉了东村的地主碉堡，为后来的直罗镇战役准备了战场。直罗镇战役中，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南面，红一军团在直罗镇北面。头一天，红十五军团包围了东北军一○九师师部，一个孤立的山包包，山陡上不去，把它围起来。周恩来来了，决定晚上发动进攻。随即，周恩来走了。同时，准备敌人突围，我们也做了准备。晚上我们发动进攻，东北军突围逃跑，我们追。第二天把师长牛元峰打死了。红一军团向西追，追到黑水寺，又消灭一个团。这一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战后，总结了经验，毛泽东、周恩来去了后方（直罗镇战役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去了瓦窑堡。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我们继续准备打仗。直罗镇一仗，红十五军团是主力，也是主攻。 瓦窑堡会议成为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起点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 会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这个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当时虽然并不包括蒋介石等人，但它是从国内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起点，并开启了争取东北军抗战的工作。 为表明抗日决心，也为求生存与发展，红一方面军发动东征战役 陕北地瘠民贫，除了绥德地区稍微富裕一些，其他许多地方靠天吃饭，粮食产量极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先期来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有几千人，新来的红一军团有六七千人，加上非军事人员，合起来有近万人，给陕北苏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都在压迫苏区，随时准备进攻。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国的决心，中共中央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发动东征战役。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1.2万余人由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领，东渡黄河，东征山西。 东征战役，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并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而且迫使“进剿”西北苏区的晋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发展和巩固，大大地扩大了红军抗日的政治影响。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会谈，定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态势 1935年10月25日，在榆林桥战斗中，红十五军团俘获了东北军团长高福源。 程子华回忆说：“我问他（高福源），你打算怎么样？他说，我被你们俘虏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还有什么打算？你们打算把我杀了，还是把我放了？我说，不杀，也不放。他说，那还有什么想法，没有了。我说，后方有一个军事学校，请你去讲军事，你去不去？他说，我一定把军事课讲好。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又教育他，派他回东北军去，与张学良牵线搭桥。”经过高福源的沟通，首先促成了李克农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议。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天主教堂会谈。 会谈最终商定：张学良在内部“劝”蒋介石放弃内战，共产党在外面“逼”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共同一致的抗日救国。 于是，张学良带着周恩来“联蒋抗日”的承诺，回到西安；周恩来怀着“联蒋”的使命，去了瓦窑堡。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东征战役回师通电，明确表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这个通电表明，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了“反蒋”的策略。9月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这样，就完全落实了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精神。 与此同时，张学良到南京，在洛阳，苦口婆心地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蒋介石无动于衷，坚持“剿共”。 “落脚”红色之都———保安，处理扭转乾坤的大局 193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甘肃地方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造新根据地，扩大陕北苏区。 红军主力西征，后方空虚，从1936年6月初开始，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乘虚向瓦窑堡进逼。14日，中央做出撤离瓦窑堡的决定。21日，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瓦窑堡。22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将其包围，随后与东北军达成谅解：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撤出瓦窑堡，由东北军进驻。 7月初，中央决定进驻保安。7月11日，洛甫、毛泽东等到达保安“落脚”。后来，保安被斯诺称为“红色之都”。 斯诺为探寻“红色中国”来到保安，向世界阐述红军这篇“大道理” 1936年6月，为探寻“红色中国”，斯诺先到了安塞的一个村落，最先受到了周恩来的接待。几天之后，斯诺到达保安。 斯诺到保安以后，首先与毛泽东、彭德怀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以后又去了宁夏预旺县，然后又折回保安，进行了长达三个多月的采访。回到北平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1938年1月，斯诺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书名）做的序中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是他们的书。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做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可以说，斯诺的这本书是以中国革命者的生命和鲜血写就的，因而它阐述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这篇“大道理”。 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协商大计，“逼蒋抗日”获得成功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但是，会师并不等于“落脚”。红军主力决定东移，11月21日至22日，山城堡一战，给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最后一仗。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之后，便立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南进。” 面对突然爆发的事变，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复电：“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鄜县、甘泉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当张学良得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到西安协助处理问题，当即致电中共中央，准备派飞机到保安接周恩来，要中共中央在保安修一条简易跑道，以便飞机降落。中共中央立即动员群众修跑道。 当时，中共中央对如何处置蒋介石，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直到15日，才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 此时，人们修跑道的积极性之高，无以言表，仅仅几天跑道就修好了。当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上空转了几圈，却因为跑道太短，又极不平整，实在无法降落，又飞了回去。无奈，周恩来只好骑马，经安塞，于17日到达肤施。张学良派飞机到肤施，仅一个小时，就把周恩来接到了西安。 当晚，周恩来在西安金家巷一号与张学良会谈。面对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杨，双方首先商定：东北军、西北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西北军组成的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周恩来表示：中共愿意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蒋介石的安全不予保证。 17日，周恩来到西安的那天，宋子文也到达西安。宋子文见张学良以后，也见了蒋介石，并递交了宋美龄的信件，谈了南京的情况，并了解到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没有要加害蒋介石的意思，便要其同意张学良的请求，下令中央军撤离潼关一线，避免内战。随后，宋子文返回南京。接着，由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于22日再次到西安。23日，宋氏兄妹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进行会谈。 24日（一说23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有问题可以到南京去谈。 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26日，张学良到南京以后，在致蒋介石函中说：“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这就是张学良的民族大义之举，但蒋介石还是因此而拘禁了他。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