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5日，我走完了人生中上山下乡这个圆。从七千里之外的大山深处的一个叫做孟定的南疆小镇，花了十天的时间，终于回到了上海北站，为了一点纪念，我把跟随我多年的锄头斧头一类的劳动工具也带了回来，二个沉重的箱子迫使我决定要坐出租汽车回家，那个年代的年三十，特别是黄昏时刻，出租汽车站排队的长龙较平时要短许多，但是蠕动的速度却异常的缓慢。

二个小时以后，一位脸上长满麻子的女调度员和蔼可亲的跑来给我们打招呼；“乘客同志们，今天驾驶员回家吃饭，可能后面没有车子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开往十六铺、静安寺等市区几个主要集散地的卡车。”没有办法，我只好艰难的用锄头柄挑着二个沉重的箱子，走到宝山路虬江路口花了三毛钱搭上了开往虹口公园的卡车，再转乘70路公共汽车千辛万苦的总算回到了大连西路的家中。也第一次的领略了当时上海出租汽车叫车难。心中由此埋下了一个心愿。日后争取做一个出租汽车司机。
1979年的春节无疑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节后第一个上班日，我就迫不待急的赶到位于海南路上的虹口区政府，区政府的对门有几间平房，这里就是当时的虹口区上山下乡办公室。我来询问我的病退进展消息，结果让我失望，差不多3个月前从农场发过来的病退函居然被告知；查无此函。一连半个多月，我天天去乡办，每次都是这样的答复。
我苦苦思索，紧急跟尚在农场的蔡文玉发了电报，蔡在5天后回沪路过临沧农垦分局特地帮我去查询，得知分局发我病退函的准确时间是1978年10月20日。我感觉问题可能出在地址上面，我1975年提交病退申请的时候，家庭地址在四平路，属于新港街道，而1976年搬到了欧阳街道。当时因为病退希望渺茫，后来也疏忽了这个小节。所以没有去农场场部及时更改家庭地址。
2月下旬沈友章陪我再去乡办，告知他们上述原委后，这些完全有回沪知青组成的乡办工作人员的答复依然如故。他们一如既往的漠视同样为知青的我的境遇。这一次我没有轻易罢休。激烈的争吵起来，终于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知青，还没有听完我的话，这位负责人模样的眼镜便爽快的说；“我给你到里面档案室仔细查查。”看着他走进了区政府大门，感激和希望的心情溢满了我的胸膛。20分钟之后，眼镜出来了，很理解很诚恳的告诉我：查无此函。



（左一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