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三.中央26号文件 随着数百万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负有接待安置任务的各建设兵团、国营与军垦农林场，以及全国各地农村人民公社，开始承担起一项全新的、繁重的任务，即接待、安置、教育与管理下放知识青年。城市下放知青与当地干部、群众，随着文化、生活习惯等的适应与不适应，矛盾与冲突也接踵而来。 仅短短一年時间，全国各地就发生很多男知识 青年被捆绑吊打、欧打，甚至致死，女知识青年惨遭奸淫迫害的事件。为了保证上山下乡运动的顺利开展，4月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经毛主席圈阅同意，5月12日，以中共中央26号文件发至全国县团级，从此在全国城乡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斗争展开，直至知青大返城才告结束。 文件共九条，涵盖了知青下乡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领导重视，加强教育，形式多样，组织落实，不加重当地群众负担，解决插队知识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同工同酬，对强奸下乡女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对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国家拨给的安置经费必须确实用在下乡知青的生产、生活方面，要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等。 二十四.组建批判队 为贯彻中央26号文件精神，省革委会人保组决定10月上旬，在固镇县召开全省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现场公判会。为造成声势，宣传与教育干部群众，打击罪犯，肃清流毒，准备组织一支批判队伍。可能由于我们单圩大队文艺宣传队，刚在县汇报演出过，9月下旬，县革委会安置办，通过公社文化馆通知我们到县集中，筹建批判队。 我们以单圩大队文艺宣传队九名上海知青为班底，又增加了陶庄的孝定，七里沟的慧萍，9月22日到县报到后，又增加了二名上海下放知青小刘与小王，他们分别是反戈一击者与受害者，这样整个批判队共有13位上海下放知青，他们分别是我大队的張振华、印兆麟、方伟、洪一鸣、郑慧萍、崔士元、唐彪、張敏康、陈明辉、王孝定、高小峻，再加上小刘与小王。 我们在县府大院前的三代会办公场所安营扎寨，化了近二周的時间，学习消化中央26号文件精神， 熟悉公判会几个案件的情况，並撰写批判稿。县革委会派了三代会的笔杆子老徐和小肖来指导和协助。当批判彩排時，我们整队出场，队列中的小王总是左手左脚一齐动，动作很不协调，费了很大劲才纠正过来，经常引起一片善意的笑声。 二十五.首场批判会 10月7日，将举行公判会，6日在县体育场，为四干会举行了一场批判会。这是我们批判队的首次批判会，也是被批判案件对象最多最全的一次，因为公判会后，将有二名罪犯，押赴刑场，就地正法。同時，也是检验我们半个月来，认真学习、努力撰稿、刻苦背诵、反复操练的成果，我们左手握着毛主席语录本，踏着整齐地步伐上台了。 批判的主要是二个案件，其一是姚吴流氓团伙案，姚是文革前从上海下放到安徽的城镇居民，后来担任县邮递员，姚利用职务之便，扣压下放女知青的邮件，並伙同上海下放知青吳某等，玩弄奸污女知青。其二是石湖公社小王庄大队书记王某等，吊打上海下放知识青年致死案。姚王分别被判为死刑，吴等分别被判为死缓、无期等重刑 。 还有一个是生产队長田某，贪污挪用下放知青的安置经费。另外一个是本地农民李某，诱婚、逼婚蚌埠下放女知青。以上四个案件，作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26号文件，打击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典型，在这次省革会人保组的固镇县现场公判会受到严惩，並作为反面教员，在固镇县各个公社与有关大队、宿县专区各个县与有关公社、省会合肥市与巢县、寿县等县市进行了巡回批判。 二十六.现场公判会 10月7日，公判会在县体育场召开，由于是省革会人保组在固镇县召开的全省现场公判会，所以人特别多，不仅有来自全省各地的各级干部，固镇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还有县城厢的居民，以及四邻八乡的农民，整个县城象赶集一样热闹，而体育场内外更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我大队知青兆元告诉我，当時根本挤不进会场，只能在场外听高音喇叭。 我们由于是批判队，被安排在很靠前的位置。公判会开始，拾余名罪犯或五花大绑，或拷着手铐，被押上场，他们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打上大叉的名字，一溜跪在台前，当宣判到某人時，押解人员则把他提起来示众，这种模式，也成为以后我们批判队使用的模式，这在当時，"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文革氛围中，则是再正常不过了。 公判会在将姚某与王某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声中结束。按照我的性格，我没有去看枪决，后来听他们说，执行枪决使用的一枝是步枪，一枝竟是轻机枪点射，我致今还有点难以置信。后来听说大队书记王某，很快被家人收尸了，而姚某则陈尸数日，后来脑袋也被他人拾去，说能治精神病等等。这次公判会，除二名死刑外，还有死缓，无期等，是判得较重的。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