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3年11月，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树起“反蒋抗日”的大旗。其时正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的时期，中央红军面临着被50万国民党军队合围的巨大压力，如红军借机与十九路军合作，不仅能增加一个重要的盟友，而且将大大加强自身的生存几率，或可顺利地突破蒋军的包围链。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此的天赐良机竟然被博古等人拒绝。 博古起初欢迎与十九路军合作 因对蒋介石内外政策的不满和对蒋排除异己的担忧，十九路军的将领希望和红军建立联系，共同反蒋抗日。十九路军领导人之一的陈铭枢让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后脱党的陈公培前往中央苏区，期待和红军直接取得联系。陈公培携带有蒋光鼐的亲笔信，辗转于1933年9月22日抵达福建南平彭德怀领导的红军东方军指挥部所在地王台。周恩来在接到汇报后，立即提议派袁国平同陈公培会谈。 时由博古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对与十九路军谈判非常重视，在发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提出谈判的内容应包括：“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释放政治犯、发表“反日及反蒋”政治宣言等。中央局特意指出“过分及一时不能接受之条件，可不提出”。 在得知十九路军提出该军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员、取消经济封锁，红军则退出洋口，双方划定疆界，并保守条约的秘密等意见后，中央局很是兴奋，致电指示：我们不仅对十九路军反日反蒋“不妨碍并予以便利”，而且“应声明在（蒋介石军队）进扰游击区域时，红军准备全力援助十九路军作战”，在反蒋战斗中，也将“与十九路军作军事之合作”。他们还责备彭德怀“对尊贵的福建客人不够热情，招待不周”。 共产国际早就拒绝了合作建议 其实，远在中央苏区的博古等根本就不知道，早在1933年6月，共产国际就拒绝了十九路军合作的建议。 193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给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就告知，十九路军蔡廷锴建议，通过何香凝与共产国际代表进行谈判，他同意与红军一起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和南京。只是远东局第一反应是对十九路军不能信任。 共产国际也对十九路军持怀疑态度，在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指示中认为“不应当与第19路政府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只有“当他真正开始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并告诫说“现在谈判会成为陷阱”。埃韦特立即要求中国共产党拒绝十九路军代表的建议。 共产国际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中共的态度。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负责人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断定“国民党找共产党都是投机”，采取了关门政策，对十九路军的建议拒不接受，因而双方的联系没有得到发展。 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还认为应该“先打后谈”，以红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进攻十九路军。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东方军重创十九路军第78师。 要求红军试图瓦解十九路军 考虑到中央苏区实际面临的巨大压力，在1933年9月，共产国际的态度有所改变，但还是要求对十九路军要通过“非正式的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认为“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认定在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时，红军应该是袖手旁观。 1933年10月6日，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全权代表，在陈公培陪同下赴瑞金正式谈判。博古的态度就已经起了变化，拒不接见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仅会见了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1933年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对于急需解决的在蒋军开始进攻后的军事合作问题，并未涉及，以致蔡廷锴大感失望。 1933年11月22日，陈铭枢、李济深树起抗日反蒋的大旗，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了11个师进攻十九路军。最后，十九路军被蒋军击败，大部被收编。福建起事后，毛泽东呼吁中共临时中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的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博古、李德不想放弃中央苏区，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甚至试图把十九路军的士兵吸引过来。在蒋介石打败十九路军后，红军再次陷入被敌人合围的境地。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