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急风狂浪早已烟消云散,历史的是是非非曲曲直直早已结论在案,然而在曲折历史的漩涡中曾经给予广大知识青年如子如女、如兄如妹、骨肉相亲、真情相待、生命相戚的许多老农垦,却被近年来纷纷出版的长篇巨著将之与“文革”的错误路线相提并论,相互批判,相互淹灭,相互抹煞遗忘! 我却认为,总结回忆历史,批判错误路线,也得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能不分清红皂白,决不能株连无辜群众。作为接待、安置、教育、培养广大知青的绝大多数农垦干部和职工,他们的心地热情善良,他们的工作细致艰辛,他们的感情挚诚朴实,在那些艰辛岁月,他们与广大知青建立了血肉相连的情感和友谊! 过去的,未必没有真情;真情的,未必没有永恒。 让我用片片断断的回忆,证实一个那些永难抹灭的真情! 热情接待,耐心疏导 早在1955年,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国发出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2年8月,第一批知识青年,从春城昆明来到了勐腊地区的勐醒、勐腊、勐捧、勐润等国营农场,带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65年年底,“四清”运动进入后期,重庆市的大批知青又来到勐腊总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知青们乘坐敞蓬汽车千里迢迢来到了勐腊总场场部休息待分，总场机关干部全部出动，热情接待,端茶送水。就在休息的个把钟头,重庆知青了解到全总场正在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国营农场经营管理的通知”(又叫十六条)，其中讲到“工分制”问题,刹时间,全部知青哭哭啼啼,嚷嚷叫叫,他们无论如何不愿到南腊农场各生产队,说是“受骗了”,“靠工分吃饭受不了”,要求“送回重庆”。 农场领导,当即组织机关科室负责同志耐心地作解释工作。反复讲明:农场处于初建时期, 条件虽差,但对知识青年尚未考虑“凭工分吃饭”,今后是否实行,要看知青的适应能力和劳动技能的熟练程度再作决定，而且还要广泛听取知青的意见。直到夕阳西坠,大地渐渐罩上了一层黑幔,才勉强做通工作。知青满面愁绪,很不乐意地坐上了南腊农场迎接他们的拖拉机,奔向接待安置点去了。
1968年年初到1969年,大批上海、北京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方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纷纷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 1968年年初, 第一批上海知青约200来人到达总场。由于上海方面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把第一批知青作为试点安置,所来知青,大都由各学校抽出尖子,搭配些积极响应“号召”的骨干组成“上山下乡”团。所以到场后安置比较顺利,知青表现也很坚定,确有吃大苦耐大劳的勇气。 接着,为了接待好大批量知青,农场成立接待办公室,并由当地政府在小勐仑设置接待站。 从北京第一批来到小勐仑接待站的知青,一到勐仑似乎是到了异国他乡。在小勐仑住了一宿,边疆的荒凉景象勾起他们对繁华京城的思恋;边疆与北京的差距勾起他们对未来的失望;并被无端的传言吓得非常的胆小。知青们不约而同地决心打道回京,抗议继续前行。经过我们耐心解释,详细介绍边疆情况后,暂时缓和了气氛,有的知青打消顾虑,可有的知青仍然坚持不上车,并向我们提出:“我们害怕出没原始森林的凶猛野兽，谁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 ，“我们害怕纹身的汉子,他们人人挎把长刀,我们的生命没安全 ” (当地傣族汉子因信奉小乘佛教,从小纹身,外出时挎刀是作为劳动工具和自卫武器),“我们所到的勐润农场与国外只有一河之隔,残匪常常窜扰,我们到那里去就是送死”。
为了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我们请来当地政府的负责同志,向知青们全面介绍边疆兄弟民族解放后的变化以及过去受封建制度奴役的悲惨历史。反复强调边疆是祖国的领土,兄弟民族是祖国大家庭的同胞骨肉,他们渴望发展,渴望富裕,更渴望得到先发展起来民族的帮助和开发，同时,充分肯定广大知青能够离开首都、离开亲人来到边疆，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边疆地区的党政军和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希望知青能为边疆建设贡献力量。知青们左思右想后勉强上车。 汽车开到勐捧坝子下车吃晚饭时,知青们的思想又来了一个大反复。他们听说还要步行几十公里才能到达勐润农场，下车后,连饭也不愿去吃,三三两两各奔东西,执意不愿到勐润农场。时近黄昏,人员还是不能集中。 我想起在部队时的老战友---时任勐捧驻军独立营的政治教导员郭勇同志,只好求助他们协助做工作。郭教导员让战士们赶快做饭,把所有床铺腾出来，然后全营干战齐出动,分头全力劝说,最后总算把知青集中到7643部队营房。 第二天,经过研究,干脆在部队营房休息一天,上午请郭教导员就边疆情况作报告, 讲清边疆目前虽然艰苦,但她毕竟是祖国的南大门,我们部队保卫边疆,广大知青和农场职工建设边疆,慢慢地边疆一定会改变面貌,一定会繁荣起来。 至于边疆的敌情,部队首长也专门作了介绍,讲明沿国境线一带有解放军布下的铜墙铁壁, 还有牢固的军民联防，任何敌人也是望而生畏的，部队战士还巴不得和敌人较量较量呢!听了报告后,知青们有些感悟,但仍坚持不愿步行到勐润。我们把情况报告总场,总场请示了省农垦局,同意改变原安置计划,把这批北京知青,分别安置到交通相对方便一些的勐远和勐满农场。 好事多磨,几年之后,当知青们熟悉了边疆情况,胆子大起来之后,他们又后悔当初应该到祖国南疆第一线,更好的锻炼自己!
妥善安置,全面帮教 总结先前接待安置知识青年的经验和教训,总场党委要求各场党委把妥善安置知识青年工作作为大事来抓。 知青到场之前,普遍就地取才,建好竹笆墙、茅草顶的房子,按两人一间搭好竹笆床,适应知青生活学习需要,每间房内搭好书架、箱架、竹桌子、竹凳子,有条件的还盖了洗澡间。 知青到场后,安排半月到一个月时间,一面休整,一面进行民族政策,农场性质、任务、发展远景、以及艰苦创业的政治思想教育。 转入正常工作后,要求对知识青年做到:“生活上关心备致;政治上严格开导;思想上耐心教育;生产上认真帮教。”各农场领导和广大老职工,硬是把知青当成自己的亲儿女和亲兄妹,认真地帮,耐心地教。他们没有认为广大知青是中国政坛急风暴雨的牺牲品,一心只想让他们健康成长,让他们成为建设农场、保卫边疆的生力军和顶梁柱。对广大知青,确确实实做到了： 生活上关心备致：当时集体生活非常困难,但老职工的家庭生活稍稍好点,有的养上几只鸡,种上几畦蔬菜,他们就主动和知青结成对子,有苦同度,有甜同享。知青病了,不少老职工总是把自己家里的鸡蛋煮好后端到知青床边。逢年过节,相互凑在一起打“拼伙”,欢欢喜喜同是家人。 政治上严格开导:当时生产队(后改为连队)均建有每个星期学习一个下午的制度。党支部按计划组织知青和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报刊重要文章;学习先进典型事迹。启发教育知青树立远大理想,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下放军官,常常以战争年代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知青明白“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千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老职工常常用自己在旧社会的深仇大恨,对知青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帮助知青严把政治关。 思想上耐心启发：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思想起落象热带雨林的天气一样,有时晴,有时阴,有时晴间多云,有时下小雨,有时下暴雨。其中最为敏感的思想起伏总是围绕着前途、恋爱、家庭、父母和各地知青间相互关系等问题经常发生变化,阴晴难测。对于知青中的这些思想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和老职工总是客观看待,正确开导。除党支部抓共同性思想教育外,老职工普遍与知青结成互帮对子,开展促膝谈心,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耐心帮助知青解开思想疙瘩。 生产上认真帮教:知识青年从小长在城市,除了打扫环境卫生,做做家务轻活外,谈不上什么叫体力劳动,尤其是在边疆种橡胶,简直是天方夜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党委要求老职工,在劳动生产上要做到手把手地教,手把手地帮。每搞一个新工种的劳动，都要亲自示范,亲自指点,方便让给知青,累活、危险活老职工主动承担。有的老职工从磨刀，安装锄把、刀把等活计，滴滴点点地为知青服务;不管什么活都是耐心地教,耐心地做。
可以这样说,绝大多数农场的领导和老职工在知青的成长过程中,的的确确付出了大量心血,每一位知青的成长都凝结了他们真心实意的汗水。 1971年以后,总场体制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勐腊总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大批现役军人调到六团担任连以上正职领导。开始一年多形势还好,面貌一新。久而久之,由于特殊的环境和高度分散的管理体制,部分远离团部的连队的现役军人, 放松了对自身的严格要求,滋长了腐化思想和军阀作风,把知青对解放军的崇敬当成欺压知青的本钱,少数现役军人,利用职权猥亵、奸污女知青;有的则随意捆绑吊打知识青年, 甚至打残致死。
事态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广大知青的家长纷纷向中央反映上告,中央经过调查要求严厉惩处迫害知青的违法乱纪分子,保护广大知青的利益。 一师六团,被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团”,团部下辖二十二个营。由于问题发生面广,性质比较严重, 省、地、州、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派了联合工作组到六团查处这类案件,我也被抽调参加这个联合调查组。经过案件排队,选择了十二营一连指导员安洪超猥亵、奸污女知青的案件作为典型调查处理。根据揭发,安洪超在这个连队猥亵、调戏了数十名女知青;安洪超还利用职权,以提拔一女知青担任副连长为诱饵,长期奸污,直至怀孕生了一小孩，安又勾结团部干部部门的一现役军人嫁祸于另一名弱智知青,并将孩子转移隐匿。连队群众对安有反映，安则采取高压手段,残酷地打击报复。 联合调查组进队前,安洪超请假回东北探亲,其亲信闻风后迅速电告他，安即赶回十二营营部暗暗躲藏起来,到了夜晚又潜回连队召集亲信商量对抗调查组的对策,并用金钱进一步收买那位弱智青年和一户老职工,制造假现场，做假证。 安洪超性格比较横蛮，在部队曾干过侦察员和保卫工作,懂得一些调查询供的程序和办法。联合调查组进队前作了充分分析,决定先不正面接触安洪超,迂回开展工作。调查组驻到距离一连二、三公里的二连,住定后,把安洪超的得力干将——一连的文书调到二连询问,并不让其回一连,隔断他与安洪超联系。经过多方面思想工作和有针对性的政策攻心,这个得力“干将”交待了安洪超的各种罪行以及安洪超反对调查组的全部谋略，并把他与安洪超相互联系的电报全部交出。捅开这个马蜂窝后,广大受害知青纷纷起来揭发，按最后查证的事实,经昆明军区批准,判处安洪超无期徒刑,关押昆明军区军法处监狱。入狱后,安洪超抵赖,矢口否认,无端申诉。经昆明军区又一次派出调查组调查核实,安的罪恶更比先前上报材料严重,最后在勐腊公开枪决。 此案的处理,大快人心,鼓励了广大知青与邪恶势力作斗争,各级党委也更加理直气壮地支持知青为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敢于向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 化解矛盾,亲密相处 各地知青汇集在一起,文化层次、生活习惯、语言表达、情感交流均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性格特点更是各有特色。北京知青喜欢谈论政治;上海知青喜欢交谈,凡事“阿拉长,阿拉短”;重庆知青性格开朗,比较讲究义气;昆明知青数量相对少些,不爱“多管闲事”。知青们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本应相互关怀、相互照顾、相互尊重，但事情常常因政治观点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有的相互倾轧,有的打架斗殴,还有的发展到打群架、动刀动枪，打伤、打残、打死知青的事时有发生，各级领导花了很大精力化解矛盾，调整关系。我在团党委领导下,亲自做过不少工作,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二、三件事。 七营(现在的勐满农场七分场)四连有位上海知青,被人们誉称为“小理论家”。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不对,是错误的。”这些话被同一连队的知青上报。经党委批准将其定为“5.16”分子，主要认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并隔离审查,监督劳动。对于此事,我心有疑惑,但处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不敢说是论非。有一次,团部邓政委带我到这个连队了解总结创四好连队的经验。我大着胆子请示邓政委能否与这个知青接触接触,了解一下他的原始思想。邓子英政委同意我的请示, 并答应参与谈话,要我主谈,他作旁听。经过一个上午的谈话,原来这个知青在学校读高中时受他叔父的影响,喜欢研读马列主义哲学。他所认为的“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 是根据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普遍原则,认为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学说,它是历史和现实实践的总结和升华,在 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它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有些观点还会扬弃, 有些观点还会发展。他的另一个观点主要是针对林彪的“顶峰论”而讲的,他认为如果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真理的顶峰”, 那就会陷于机械唯物主义和僵化论。听了这位知青的陈述,我暗暗佩服他的学识。既希望他要正确对待群众 ,相信党的政策，同时也要求他注意在实践上加强学习,改造自己。谈话后,我向邓政委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属理论上的思考和争论,不应把他打成“5.16 ”分子。政委同意我的认识,当即向连指导员作了指示,认为对待知识青年,要以说服教育、关心、爱护为主,不要随便戴政治帽子。并要七营慎重处理这个问题。
十六营一连(即现在勐满场场部驻地的一个连队),上海知青和四川知青斗殴势不两立,并以驻地的公路为界,各占领一边,互设营垒,象古代战场一样,白天睡觉,到了夜晚,燃起篝火,双方对阵,一声令下,砍刀、铁木棍棒互相残杀,然后各自退回阵地继续坚守。经过团、营几次做工作,没有缓和气氛。后来团党委令我带领一个包括现役军人和地方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到了这个连队。我把工作组一分为二,分别与上海知青和四川知青同吃同住。 最使我难忘的是处理二十一营六连上海知青被公开抢劫的事件。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天黑如漆,雷闪轰鸣,一群蒙面“强盗”手提砍刀、棍棒,冲进六连驻地,砍碎所有上海知青宿舍的隔墙篱笆,洗劫了全部财物,然后,在一片混乱中销声匿迹。 事发后,二十一营营部采取紧急措施,派出执勤战士,武装封锁通往各连队的路口,然后报告团部。团领导接到紧急报告后,责成我带领一个工作组赶到二十一营六连。 看了狼籍一片的现场,我们非常痛心, 但谁也提供不了发事的可靠线索。与营部领导研究商量后,决定先把被惊吓跑散的上海知青全部找回来,在附近连队安置好他们的吃住。经过三天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几乎跑遍了所有连队和二十一营附近的村寨,基本上排除外部作案的可能,然后进一步询问六连上海知青,要他们仔细回忆当天晚上亲眼看到的蛛丝马迹,尽可能提供线索。 一天深夜,一上海知青悄悄来到我们住地,小心谨慎地谈了一个重要情况,再三请求我们为他绝对保密,否则他的生命没有安全。他说,当天黑夜他们遭突然抢劫时,他躲藏到宿舍外面的一蓬茨竹丛中,看到一个名叫“猫儿”的四川知青从屋子里提着两挂腊肉跑出来。 根据这名上海知青提供的线索,我们到四连了解落实他们连队有没有一个浑名叫“猫儿”的四川知青,而且落实了六连出事的当天晚上,四连的大部分四川知青均不在连队。四连领导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他们连队里十多个四川知青成立了一个名叫“联合国”的组织, 有秘书长、总指挥、各种部长等重要情况。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又找一些较为可靠的四川知青了解了一些内情,决定采取“出奇制胜”的办法突然袭击。 事发后的第五个夜晚,工作组和营部领导来到四连来了一个紧急集合,由我把六连发生的事情作了详细介绍,并明确指出经过多方调查，事件与四连部分人员有关。反复讲明:事情性质虽然严重,只要主动认错,并交出所有抢劫来的财物,一般不给予处分。抵赖不认,或阻挠别人坦白者,一经查明将予严处。讲完后,队列里寂静得连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可就是没有一人敢于坦白交待。这时,我抓住这寂静中极不平静的情绪,再次交待政策,并厉声问到:“你们队列里有没有个名叫猫儿的?”“请你站到前面来!”人们的眼光不约而同转向站在队列后排一个矮个四川知青,他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地慢慢站到队列前面。我又厉声地问他:“六连发生事情的那天夜晚你到那里去了?”这突如其来的发问像炸雷似地震慑了这个“做贼心虚 ”的“猫儿”,也震慑了队列里干了坏事的四川知青。“猫儿”颤颤抖抖地吐出几个字:“ 我错了,我愿坦白交待,并将偷到的东西全部交出。”我当即要工作组的两位同志把“猫儿 ”带去拿“劫物”,没有多久,人赃俱在,摆在全连队伍面前。紧接着,我又趁势交待政策,号召其他同伙回头是岸,主动坦白交待。队伍中推推搡搡,我斩钉截铁地发问:你们是不是要我一个一个地点名请客?那就被动了。我问你们,你们队伍中还有个叫“扒耳”的没有,站到队列前回来。“扒耳”是“联合国”的头,这下可把他镇住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也没有和他们见过面,怎么连他们的浑名都清清楚楚。于是,一个个低下脑袋,纷纷站到队列前面,表示愿意交待。我当即宣布,凡愿主动交待的都到队部办公室向工作组登记,然后取出劫获的财物。一个钟头左右从被子夹层里,从茅草房草排的夹层中,从连队附近的花生地里,从用塑料布包好,捆上石头坠入鱼塘里找出来的财物一大堆。经过清点,按六连上海知青登记的数字,毯子、衣服、贵重物品基本上件件符合,只是被盗的人民币尚差70多元。经过进一步核查,这部分金额已被他们吃喝用掉,表示愿意逐步退还。 第二天,我们把参与打砸抢的四川知青全部集中到营部办了三天学习班,全都写了检查认识。除给予三名头头行政记过处分外,其余免予处分,限期改正,以观后效，并把每个人的情况全部告知其家长。 后来得知,四川知青的家长们,纷纷来信教育子女,并感激团营领导宽大处理其子女,挽救教育其子女。 选拔人才,承前启后 经过数年的劳动锻炼,知青中人才辈出,涌现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们真正成为农场各条战线的骨干和接班人。 在生产战线,他们是最具活力的生力军; 在教育战线,他们是培养农场职工子女,传播文化知识的好老师; 在机务战线,他们是最好的“车把式”; 在科技战线,他们是点燃科技圣火的尖兵; 在各级领导岗位,他们是脱颖而出的新一代;
…… 各地的知识青年都有一批先进人物,或则被培养为各条战线的模范人物;或则被选拔为各级领导的接班人。 在上海知青中,有张援朝(原为勐远农场工人,后被提拔为六团副政委);有卜安琪(原在勐远农场三队劳动,后被提到六团政治处担任女工工作,现为昆明大学党委副书记);有葛小兵( 原为勐满农场七分场知青,后调六团政治处工作,勐捧农场党委书记,现任上海农学院高教研究室主任);有黄文燕(原在勐捧场二队劳动,后为勐捧农场学校教师,被评为云南省优秀教师,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有花泽飞(原在七营劳动,后调六团政治处宣传队,现任昆明市旅游局局长)；有周雅芳(原在勐满农场劳动,后提升为勐满农场党委副书记,现任上海市浦东区一个镇的副镇长)。 在昆明知青中有李英(原在勐捧农场生产队劳动,后提为勐捧农场副场长,现任云南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监审办公室主任);有岳乾刚同志(原为永春场工人,现任昆明市农校校长)。 在北京知青中,有邓行舟(原在七营劳动,后调六团政治处任副主任,现为北京市宣传部副部长);有方素立(原在勐远农场劳动,后调六团政治处,现为北京航天工业总公司教育学院副主任);有安春香(原在六营二连劳动,后提为勐捧农场女工主任,劳动模范);有骆卫疆( 原在七营劳动,后提为勐满农场党委书记)。 在四川知青中,有马儒沛(原在二十营劳动,后调营部任团委书记,现为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有李兴国(原在南腊农场劳动,后担任连队基层干部,后为勐腊农场党委书记);有赵学玉(原在勐捧场劳动,被评为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现为重庆市冶金钢化厂副厂长)。 事物的发展变化,有时令人难以预测,经过艰苦磨炼的广大知青,他们为边疆的橡胶林奉献了可贵的青春,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群体——知识青年, 在中国社会必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是我们国家最有用的栋梁之一。 愿我们老一辈农垦人和广大知青都不要忘记那些相濡以沫的日日夜夜。
原文发自《绿色潮涌》云南农垦五十年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