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节前我回沪探亲，特意抽空回了趟老家，去看望已经八十五高龄的阿爷。这是我自1957年离开故乡后第三次回去，与阿爷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阿爷见到多年未见，又从遥远的东北起来的孙子，抓着我的手上下打量，好像是要看我是否少了些什么一样。随后急忙去鸡舍抓了一只鸡，杀了以后洗净，连夜整个地放入瓮里煨在灶灰中，第二天就热气腾腾地端到了我的面前。看着堂弟们盯着我的眼神，我知道这是他们平时所吃不到的东西。农村的生活十分困难，家里养些鸡是为下蛋换钱易物所用，根本舍不得杀了吃。我连忙把鸡腿撕下来放到最小的堂弟的碗里，眼睛已经模糊了，那鸡是含着眼泪吃下去的。

我又到老宅的四处走走，寻找往日的岁月。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走上二楼，姆妈的房间还在，雕花的床架、方桌、梳妆台也还在，向南的小窗能望见远处的山峰。晚上我就住在姆妈的房间里，神游在姆妈的余温中。白天除了陪着阿爷晒太阳，就去村里转转，去海边走走，看看那高大的老槐树，望望那浩瀚的东海，还有公路边那些烈士墓。我还在堂弟的陪同下，越过山岭去了继母的家，看望从未见到面的继外婆和舅舅。
　　在故乡的大海边留影。

有一次我陪着阿爷晒太阳，阿爷指着正在太阳下做着女红的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子说：“给你做老婆好吗？”我笑笑没有接口，因为我的心里已经有了新的打算：我要上学，我要读书，其他的概不考虑。

这样的念头是在去年秋天形成的。1971年夏天水中捞麦结束后，我随连队的兽医、党员李师傅去讷河外调，回来的火车上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乍听到这个消息我怎么都不能相信，一个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被我们每天祝福“身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怎会出逃，并且又摔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但这又是不争的事实，回到连队不久，正式文件传达了，这个接班人确确实实在谋划谋杀领袖的“五七一工程”计划失败后，在其儿子老婆的胁同下仓皇出逃，摔死在异国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3”事件。

如同许多的知青一样，“9.13”事件是我们重新审视一切的开始：写进党章、指定为“接班人”的都能够做这样丧心病狂的事，还有什么内幕为我们所不知的呢？我们以前紧跟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完全正确的吗？“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将“上山下乡”说成是“变相劳改”，更是激起了大家的深思：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变相劳改”？许多许多的疑问都涌到了脑前却又无法解答，所以深深地感到自己知识的缺乏，深感有深造的必要，但又不知去哪里获得深造的机会。但不管怎么说，至少，从那时起我们不再都如以前那样事事盲从了。

从讷河外调回来，师里举行美术创作，我被团里抽去搞美术创作，我推荐沈杰一起去，同时还有一个老职工。从老职工那里又感到自己的画画水平是极低的业余水准，后来到师里做农业成果展览的布展工作，又目睹了从其他团里来的知青高水平的绘画过程，更感到自己知识的缺乏，想上学的愿望更强了。

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了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事。1970年的6月根据毛泽东的“7.21”指示，中共中央转批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开始在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开启了知青回城的闸门。北京首先将他们下乡各地的高中生招回北京，以补充城里教师缺乏的问题。随后许多城市也开始在兵团中招生、招工，尤以齐齐哈尔为多。

在师里搞布展的时候，1972年的1月6日，从广播里传来了哀乐声：我所崇敬的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元帅去世了。在后来举行追悼会上传出了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消息－－毛主席出席追悼会并给予陈毅以极高的评价：陈毅是个好同志！这明显地放出信号，一大批对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干部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文革要转向终结，去大学上学读书的希望在增大。但从1970年到1972年的三年中，兵团知青上学的少之又少，直到1973年才有了较大规模的招生。

1973年，邓小平复出，开始全面整顿，国务院转批了关于高考必须重视文化课考试的意见，那年的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必须参加文化考试。这样，推荐+考试成为了当年的招生模式，推荐与录取的比例为3：1。十分幸运的是，经连队各排的推荐，我也在这3：1的行列中，我就认真地做着文化课考试的准备，从各处找来题目做。

高考的时间到了，第一场考试是语文，考的是一篇记叙文，题目我已忘记，只记得开头写的第一句话是：“在白茫茫的林海雪原中，从远处飞驰而来一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可以看清是一架爬犁，上面坐着几个人……”下午又考了数学、理化等。考试完毕，我们都在等待最后的消息，却不料等来了文化考试成绩取消的消息。原来，在辽宁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因为考试成绩差，在理化试卷的后面写了“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声称“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革命的良心的谴责”，“不忍心放弃生产”，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就是这封信，断绝了许多企求通过高考入学的知青的路，我也因此落了榜，因为在3：1的录取比例中，我阿爸那“按正常死亡”的结论最终还是阻碍了我上学的步伐。
　　张铁生当年上了大学，学兽医。后被“四人帮”利用，成了“反潮流”英雄。

那年，连里只有与我同办公室的出纳、天津知青陈雪婷走了，而且并未能用上46团的名额，而是转至53团才走成的。

接到团部政治部张副主任的电话告之我落榜的消息那天，我生平第一次失眠了，再次意识到我头上那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其实并未完全摘去，它依旧压着我，告诫我必须还要夹着尾巴做人！

但，我还是要上学，我还是要读书！

我把决心暗藏在心里，继续认真做好我的统计工作，依旧和大家一起战斗在生产的第一线：依旧在春天去站播种斗，带回一身的灰土；依旧在夏锄时扛着锄头下地，把汗水滴落在黑土地上；依旧在秋收时登上积草车，让细碎的麦秸落进脖颈；依旧在冰天雪地里参加兴修水利的战斗，刨起如石头般的冻土。

辛勤换来了收获，1974年的招生中，我仍然以高票获得推荐。那年招生不再考试了，因此是以1：1的比例推荐的，不存在落榜一说，但我没能上成大学，而是去了中专－－齐齐哈尔师范学校。看来阿爸的事将要影响我的一生了，党入不了，干提不了，连上个学也要处处受限制。
虽然心中尚有不甘，但相比还留在兵团的知青来说，毕竟要幸运多了－－回城了呀，不用再风里来雨里去，不用再酷日晒寒风吹了。颇具讽刺性的是，当年连队有人不同意我去小学校当老师，怕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毒害了贫下中农的子女，而我却最终走进了师范的大门，终生当了一名教师，并且在教师岗位上做出了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