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人叫祖母为阿孃，我的阿孃永远活在我心中。 我读小学的这段时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进入了动荡时期。国际上，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于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面否定斯大林，引发了东欧的一系列骚乱。中国共产党与苏共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发表了“九评”等文章。我那时还小，许多事件还不懂，只记得有一篇的题目是《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因为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被糊在了家里向厨房的窗户上，所以印象深刻。1960年，苏联与我国关系恶化，撤销了对我国的经济援助，逼我们还债。据说，还债的手段十分苛刻，苹果、鸡蛋都要用筛子，小了不行，大了也不行。此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国内正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本来就不好过日子就更加难过了，真是雪上加霜。但中国人民硬是咬紧牙关，只用了四年的时间就还上了债，当然全国人民的生活就超乎异常的困难了，连领袖最爱吃的红烧肉都不吃了。 阿孃从老家来上海，正赶上在这样艰难的时期。她已经六十多了，又是一双小脚，行动多有不便。但为了操持好这一个家庭，照顾好这几个没有了母亲的孩子，她起早摸黑地忙碌着，骨子里依旧是个要强的女子。那时，自来水是已经接入户了，但和许许多多的上海平民家庭一样，没有煤气，没有厕所。每天生煤炉，倒马桶，是些令人十分头疼和麻烦的事。加上物资供应的紧张，生活与精神的压力不断地摧残着她本来已经年迈的身体。阿娘最操心的还是我阿爸的起居和生活。 阿爸是全家的顶梁柱，他每月的工资是108元，这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也是高薪。但这些钱除了要养我们一家人，还要支助乡下老家没有工资收入的阿爷和靠阿叔一人工分度日的阿叔一家。他自己有三个“爱好”：抽烟、喝酒和节假日时的搓麻将。虽然抽烟基本是飞马牌和前门牌，喝酒也只是每天晚上半斤黄酒，麻将也只是小搓搓，但一个月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资。尤其他喝酒不像别人是为了酒，他是为了菜。在那个什么都凭票供应的年代，弄些上口的下酒菜岂是容易之事。 但对于这样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满足他仅有的这些爱好是自然而然的事。更何况在宁波人的风俗中，男人的地位永远是第一位的，阿娘可以把女儿随意的嫁的嫁、送的送，却心甘情愿地为儿子为儿子的子女于年迈之时离开故园跑到上海来操劳。为此，阿娘和大阿姐费尽了脑子。好在我们一家人的饭量都不大，所以即使是在这最艰难的“三年”中也没有如我隔壁人家那样要靠喝粥来果腹。在我的记忆中，我家最艰难的时候也就是吃面疙瘩汤。因为这个，在我的记忆里，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刻骨铭心。也正因为如此，家里的粮票还有节余。大阿姐就拿着这些节余的粮票去和家里粮食紧张的同学换副食品券，这才保证了阿爸每天有下酒的美食。 当然，有了副食品票也不能保证用把这些票变成食品，需要每天很早起来去菜场排队。曾经有一年春节前，为购年货我也去菜场排队，亲身经历了排除买菜的不易。为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排更多的队，往往要让菜篮、砖头等当作你的替身，即除了自己排一个队外，还要在其他要去购买物品的队伍后或摆上菜篮子或放上一块砖头。自己排着一个队，还要随时观察其他队的进程，以免错过了而白排。为此还要向排在篮子砖头后面的人打招呼，请他们多多关照。 这个任务平时就落在了大阿姐的身上。她那时已经考上了高中，在新闸路上的五四中学上学。五四中学离我们家不算近，从我们家出发要经过南京西路、北京西路等大马路，到了新闸路再往东拐，需要15到20分钟的路程。大阿姐买完菜再赶去上学，一路上紧跑慢跑，往往是踩着上课铃声进教室。她从小就是在辛苦中长大，从小就担负起了操持家务的重任。也因为这个，我和她的感情最好。为了减轻她的负担，她的大楷作业都是我承包的。 阿爸吃饭很有特点。先慢慢的喝酒，享受的吃菜，喝完后就到后房的吕家伯伯家胡侃一通。有时我也会去听他们胡侃，听到了许多诸如荣毅仁家族的发家史、工商业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历史故事，潜移默化地丰富着我的阅历。侃过了瘾，便再回到餐桌上，吃上一碗饭。，阿爸喝酒吃饭时，阿娘和阿姐她们是不上桌的，唯有我可以陪伴。因为自大伯伯早年夭折后，我便算是家族的长子长孙了，家中的地位就在这饭桌上体现出来。阿爸有时也会倒点酒给我，我也自此练出了些酒量。当然，和阿爸相比，地位还是有差距的。记得有一次家里包了一些雪菜馒头（南方管包子也叫“馒头”），吃饭时，阿爸咬了一口，说：“蛮好吃的。”随后就递给我了－－馒头再好吃也不如吃米饭，他是不会吃的。这，也许就是他这个一家之主必须要享受的待遇。 而这一切在阿娘的眼中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阿爸喝酒最潇洒的时候是阿娘最忙碌的时候，她要在厨房里辛勤地操劳，变着花样的让阿爸吃得好，甚至还要听阿爸的评头论足。由于没有煤气，每天生煤球炉是一件十分讨厌的事。后来有了蜂窝煤情况稍微好了些，但终究是要遭到烟熏火燎的，也许这就给她后来患病留下了隐患。 表姐成家后，将家安在了复旦大学。那时单位都是负责安排住房的，她的家就在复旦大家的家族宿舍里，并搬过好几个地方，从第四宿舍到第一宿舍，再到现在的住所，仅在第四宿舍就搬过三个地方。我们常常于星期天去她那里玩，在姐夫的陪同下去复旦校园里走走。表姐和姐夫也时常回来看望我们，在表姐的眼中，我们就是她最亲的亲人。后来她有了孩子，每到星期天她都会带孩子回来，我们就算好时间去车站上等她。从复旦到我们家要走很远的路。从宿舍到复旦车站要步行，然后坐“铛铛铛”响的3路有轨电车，于虹口公园（现鲁迅公园）换21路无轨电车到泰兴路。从泰兴路到我家也有很长的路，一路过来十分辛苦，但她仍然常常回来。所以只要她回来，我们一定去车站接，一次接不到第二次再去，一辆车等不到就等第二辆车，直到见到她下车，跑上去帮她抱抱孩子，帮她拿拿包。 阿娘去她们家看到她们那里用上了煤气，十分的羡慕，总盼望着我们家也能安上，可以省去许多的麻烦。不久，我们这里要装煤气的消传来了，但阿娘却病倒了，而且得的是胃癌，那个可怕的张着三张口的恶病。不知道是当时的医疗水平问题，还是当时的叫法，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还小，不懂得还有这样可怕的劳什子，只知道阿娘患的是胃出血。开始她住在江西路上的黄浦区中心医院，是我阿爸单位的劳保医院。我曾经去医院看她。那个时候不知怎的我一坐车就晕，于是就步行去。从家里出发，沿威海卫路穿过人民大道，再沿福州路向东，穿过好几条横马路，到江西中路往南拐就到了。医院环境不错，病床上的阿娘气色还不错，而且病也奇迹般的好转了。不久她就回到了家中，很是好了一段时间的。 但癌细胞是顽固的，它不断地吞噬着阿娘的肌体，阿娘再次倒下了。先是大便里有血，再是便秘，十分的痛苦。阿爸就买来开塞露为她通便，后来就没效果了，阿爸就用手指给她抠。别看阿爸平时好像很威严，一声不啃的，每天下班回来，只要听到楼梯声响，我们就会鸦雀无声，连阿娘也让他三分，但骨子里还是十分敬重阿娘的，这也许是他们这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熏染。每到春节时，阿爸总会把门关上，跪在阿娘面前磕上三个头，以表感谢。现在，在阿娘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更是尽心尽力地服侍。 但死亡之神并没有因为子女的孝顺而放过的阿娘，闰王无情地要在名册上勾去阿娘的名目。我一直记得阿娘最后的情景：瘦小的身躯平躺在床上，嘴里不停地往外喷气－－只出不进，发出“噗－噗－”的可怕声响！ 接到电话，表姐她们带着孩子从复旦急急忙忙地赶来，只为送阿娘最后一程。中午时分，我和二阿姐在三楼人家家喂表姐的孩子吃饭。突然从楼下传来呼叫声和哭声，我和二阿姐连忙从三楼冲了下来－－阿娘走了，疼了我们一辈子、辛劳了一辈子的阿娘走了。我们哭倒在阿娘身边，却无法挽回阿娘的生命。 殡仪馆的车子来了，拉走了阿娘逐渐变凉的向躯体，再见她时已经是在位于西康路上的静安殡仪馆里了。殡仪馆里空旷得可怕也静得可怕，冥冥中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揪着我幼小的心灵，我第一次感到了无助。阿孃啊阿孃，你在姆妈走后给了我们无私的母爱，从今后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那份可亲可爱的情感呢？你盼望已久的煤气已经开始开挖地面了，粗大的煤气管道已经运来，不日我们就可以用上了，你为何就在这样的时候走了呢？ 苍天不公！时年，阿孃七十二岁…… 」 —————————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