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了，庆幸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启蒙老师。她姓俞，我一年级到三年级的班主任，教语文。印象中，俞老师高高的个子，人很壮实，一如她的性格。她就像我们的母亲，亲切，和蔼。我们都很喜欢她。
现在威三小学的操场。

 有一件事我始终不能忘怀。有一次默写生字，我由于贪玩，仗着自己还算“聪明”，事先没有好好复习，有的字就写不出来，于是就偷偷地拿出书来看。不料被同桌的女同学发现了。那个时候人都正统，她毫不犹豫地举手揭发了。考试作弊那是多么可耻的事呀，我吓得哭出了声。俞老师走过来，看看我，又摸了一下我的脑袋，没有说什么，又接着组织大家默写了。

但我可吓得不轻，接下来的课也不知道是怎么上的。也许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也许觉得没有脸面见他人，那天放学好半天了，我也没有离开座位。

这时俞老师走了过来，坐在了我的身边，摸着我的头轻声地说道：“怎么不回家呀？我又没有责怪你。”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慢慢站起来，向俞老师鞠了一躬，边抹眼泪边飞快地向家里跑去。俞老师的话虽然不重，而且又那么的宽容，却给了我重重的一击：学习要踏实，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从那以后，我懂得了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踏踏实实，来不到半点的虚伪，更不能投机取巧，如我属的牛一样。

从此以后我更加热爱俞老师了，她的课我总是努力的学。后来学造句，我总是努力把句子造得长长的，以丰富自己的语言能力，当然更是想报答俞老师。

还记得有一次班会课，俞老师问我们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问到我时，我站起来大声地说：“当解放军！”

解放军是我一直的偶像。小时在老家，村里就进驻过许多解放军。有一次一个解放军骑马从我家后门经过，拐弯时从马上掉了下来。我才知道马是通人性的，因为马没有踩人，解放军从地上爬起又继续上马前行。

我们家与解放军接触更多，原先我阿爸姆妈的房间里就住着一对解放军军官夫妇，他们对我们十分的和气。我们堂楼里堂沿的二楼也住着许多解放军，都是打的地铺。我们对面西厢房的空屋里也住了不少解放军，他们对我二嬷嬷特别尊敬，因为二嬷嬷的房里挂有我小伯伯儿子、我堂哥穿着海军服有照片－－他前些年参军，并当了当时十分稀罕的海军。

所以，当俞老师问起时，我就毫不犹豫地问答了。这也许为我后来义无反顾地报名去黑龙江兵团埋下了伏笔。
　　老宅西厢房的楼梯，二嬷嬷的房间就在楼梯的右侧。
     还有一位教我们音乐的女老师我也一直记得。其实，记得她是因为有一次他让我在同学面前唱歌。我从来没有在那么多的同学面前唱过歌，因为我从小接触的就是家里的那么几个人。我犹犹豫豫的从座位上站起来，战战兢兢地走到老师的钢琴旁边。老师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我，我鼓起勇气唱了起来，眼睛却一直看着天花板。唱完后，老师给了极高的评价：“同学们，什么叫‘歌声嘹亮’？刚才林嗣丰唱的，就是“歌声嘹亮”！”从这以后，我再也不怕上舞台了，读书期间多次参加过上台表演，文革中参加了学校的文艺小分队，下乡后也是连队文艺宣传队的成员。而且这也为我后来当老师能够从容地面对学生，在公开课、评优课中能游刃有余，打下了基础。
当然还有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她姓什么我已经忘了，但我至今还记得她领着我们在学校三楼通道上培育小球藻的情景。我读四年级时，正是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大家想了很多的办法来解决营缺乏的问题，养小球藻就是其中的一个办法。据说小球藻营养丰富，特别是可以防止贫血。（从网上看，小球藻至今依旧是国内外十分抢手的营养品）所以，当时各个学校都提倡学生养小球藻。在那个时代，政府的号召完全是全民毫不怀疑坚决执行的，养小球藻成了各个学校的一道风景线。
     养小球藻十分重要的环节就是需要阳光的照射。我们班级的教室就在学校三层一间独立的房间里，从三楼图书馆到我们班级要通过一个不长的平台。那里阳光充足，光照时间长，因此我们班养小球藻也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到下课铃响，我们就一窝蜂似地涌到平台上，去看自己养的小球藻，并相互竞比着，热情十分的高涨。每到此时，班主任老师就和我们一起分享快乐，并指导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小球藻现在依旧是抢手的营养品。但并不是每一个老师都喜欢我，一些男老师与我就十分犯忌。记得那是二年级，好像是上算术课（我们那时小学叫“算术”，中学才叫“数学”，数学又分“代数”和“几何”，是分开来由两个老师上的），因为和同学讲话，被老师罚了站－－站在教室后面靠门的地方，不仅他的课上罚了，而且下堂不是他的课也要站着，还是下一节课的老师让我回座的。要知道那是冬天，后门门缝里的风呼呼地往里吹，十分冻人。我后来当了老师，也惩罚过学生，但从来不叫他们罚站，更没有如此促狭的做法。
    最犯忌的男老师是我五年级的班主任，不知怎么他就是看不上我。班主任叫卞国玉，因他的名字与上海话“皮骨肉”很相近，所以大家都叫他“皮、骨头、肉”。这个外号是从上面的学生传下来的，而我大阿姐正好他教过，所以他也许认为是我传的，反正他看不上我，从没有给过我好脸色。五年级已经开始写成篇的作文了，我每次的作文都是3分。那个时候实行5分制，3分就是刚及格。现在想起来，那时我的作文确实也不太好，写的就是流水账。写春游、秋游，从来都是某天某时我们在某个地点集合，去某某地方游玩，实在没有味道，给3分也应该。问题是他从来没有鼓励过我，有的尽是讽刺。
记得有一次，我为了讨好他，写了一篇文章记载我大阿姐刻苦读书的事，文中写有我半夜醒来看到阿姐还在做作业的情节。其实我这个人睡觉死，从来没有半夜醒来的时候，那情节完全是我看了样文编造的。这样的文章竟然破天荒地得了进入五年级来第一个4分！但却没有丝毫的鼓励，只有“皮”老师冷冷的“教导”：“你姐姐不错，你怎么这么没出息！”还有一次课堂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因为我姆妈早已过世，不知道如何下笔。他看到了，就过来责问我为什么不赶快写！旁边的同学告诉他    我妈妈已经去世，他听后不但没有安慰我，而且给了我一个至今难忘的冷眼。这样的一位语文老师着实影响了我小学时的写作热情，也让我初次感受到人世的艰难。
文革中我在不经意间见到他两次，那时他好像是学校里的造反派。一次是见他在我家对面的街道上，正在把一位挨批斗的女老师往学校里揪；另一次也是在街上，他对我说：“我知道你恨我。”语言是狠狠的。他那种的狠劲，其实在当初当我班主任时就显现出来了，文革是他的本性的大爆发。不知道文革后他是怎样的下场。
     哦，对了，也有喜欢我的男老师，那是我的美术老师，一个瘦瘦的老头。（也许他当时并不老，但在孩子的眼中总会把人看老的）他的口头禅是“蛮灵格”。他对我的画总是给予很多的赞赏，这也让我对美术有了特别的感兴趣，以致后来初中毕业后我曾去考过美术学校，如果不是文革，也许我现在正从事着美术事业。但不管怎样，美术的技能确实让我比较顺利的度过了文革时期，也让我在兵团的艰苦环境中得到了一展才能的机会。此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