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于1948年12月，下乡前是北京八宝山中学的66届初中生，是个“老初三”。她说：“我是1968年6月13日从北京出发下乡的，和孙淑婉坐的是同一趟专列，但当时我们彼此还不认识。在1970年11月7日打火被烧之前，我一直没有回北京探过家，再回家时我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1976年10月5日，我和淑婉又乘坐同一列火车告别了北大荒，团参谋长董云龙送我们到虎林车站，后勤处的于协理员和政治处的张干事陪我们回到北京。那场大火让我和淑婉的战友关系又增加了一层含义，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工业2连所在地是和平农场的老场部，我们是团里的加工厂，管磨面、磨油、烧酒，还做酱油、饼干什么的。我们和团部机关的人都属于二线人员，打火的知识本来就少。 “着火那天，我们正在开排以上干部会议，连部文书马玉兰跑进来说，团里来电话说1连跑荒了，要我们连组织一个男兵排去扑火。那是她最后一次传达上级指示，她在当晚就牺牲了。 “一听说要打火，知青们都想去，男男女女都往车上爬，直到把那辆车塞得满满的。我是副指导员、党员、团支部书记，知青有行动我当然得上。走的时候我戴上了帽子，所以后来没有把头发烧光。当时我奶奶已病危，如果家里给我拍个电报，我肯定会回北京和奶奶告别，那样就不会被烧了。但我父母知道我在兵团是连队干部，他们为我的工作着想，没告诉我关于奶奶的事。我在 11 月 7 日被烧伤，奶奶在 11 月 13 日去世。 “我这人容易饿，走之前拿上了一块发糕，在去火场的路上，我还把发糕分给大家吃。那时的人遇到危险抢着上，不图名不图利的。去火场有 40 多里路，大家一路上不停地唱歌。 “到火场后，团里来的指挥员没有让女的上，但男生刚一动，女生也跟着上了，当时讲‘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团部机关的几个女生一带头，其他人都冲向火场。我拦也不好拦，就跟着上去了。远远地我就看见有小鸟在大火上飞，飞着飞着就掉到了火里，我还觉得挺好玩的。
“先到的人开始烧火道，但点火的地点离大火太近了，火道的火刚点起来，大火就到了，两股火合为一处，产生的气浪形成了强大的风势，好几米高的火头向我们扑过来。我一看情况不好，大喊一声：‘不要撤，迎着火跑出去！’这时火就到了，我被大火吞没了，我想冲过大火，但是被塔头墩绊倒了，就这样被烧到了。等大火过去以后，我看见了焦鲁艺、孙淑婉和任艳梅。她们和我一样，都没有顺着火的走向跑，而是让大火从身上烧了过去。 “我的脸和手都烧坏了，两片手皮滑落下来，像手套一样挂着。我记得是3连的两个男知青背着我走的，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了，但腿和脚没有烧伤，我觉得自己还能走路，直说不用他们背。到现在我还从心里感谢这两个兄弟，就是不知道他们是谁。到团部医院时我还有知觉，能听见声音，就是看不见人，但以后就昏迷了，别人怎么把我送到佳木斯224医院的，我都不知道。两天两夜之后，我在别人给我剃头时醒了过来，我拒绝剪掉我的头发，对方说，必须要剪，不然容易感染。 “在住院期间，有现役干部和我们聊天，肯定我们的表现，说不打火，就怕烧到连队、森林和国界。兵团的颜文斌副司令员到病房慰问，还告诉我们说，周恩来总理下令要全力抢救，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听说为这件事还搞了三次全国电话会诊。 “我父母接到35团的通知后，在北京给兵团打了一夜的长途电话，怎么也叫不通。他们和其他家长先后赶到兵团。兵团先安排他们看了刘英俊烈士墓，又做了一番工作，然后才带他们来看我。 “我接受的治疗方式是最痛苦的。每次换药揭纱布，创口都要被撕开，疼得钻心啊。我只能反复背诵毛主席语录，用这种方法忍受疼痛，总之不能让自己喊出来。 “224医院烧伤科医生根据我们被烧伤的程度和创面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治疗方法。对牛淑凤采取的是切夹法，把坏死的皮肉都切除掉，植上新皮。对我采取的是脱夹法。每天把我的双手泡在盐水里，用剪子将烧焦的皮肉剪下来，因为血痂很坚硬，每换一次药要换几把剪子和镊子。在我疼得呼吸变得急促时，医生会停下来让我透一下气。因为每四小时要打一次青霉素，最后臀部已经没有了插针的地方。大家过了休克感染关以后是植皮，从大腿和小腿上取皮，分别植到手上和脸上。 “在治疗期间，医院一直不给我镜子照，我只能在护士和我面对面时，从她双眼的瞳孔里看看自己的样子，这种观察只能看到一个大概，我觉得自己的样子还行。等到我伤愈后才第一次拿起镜子，当时我的心都碎了。一个女孩子的容貌被毁成了这个样子，我怎么面对未来的生活啊？但我没有了其他选择，生活的道路我还要往下走。 “我住了两个多月医院。北大荒的医院只能救命，对功能的恢复和整形都无能为力。出院不久我回家探亲了，在北京到处求医。告别家乡近三年了，走的时候青春焕发，回来时已经是满脸满手的伤痕，头发也开始脱落。认识我的人都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怎么烧成这个样子？同时我也察觉别人和我的距离在拉大。我再也谈不上爱美了，每天不愿意出门。在必须求医时，我把帽子和口罩全部戴上，就连大夏天也是这样。1970年10月我在北大医院接受了整形手术，面部的样子稍好了一些，但左手的小手指留下了终身残疾。兵团对我挺好的，我在北京看病期间，那边照开工资，每月还给我寄来60斤全国粮票，又给我报销医疗费。 “1972年3月，我重返北大荒，还干我的副指导员工作。后来知青逐渐开始返城了，1973年团部派人到北京，和市劳动局、石景山劳动局、知青办、伤残人员及家属协商办理我们返城的事。1975年，35团和石景山区政府共同把我的情况定为三级残疾。1976年10月我按照病退的情况回到了北京。 “‘11·7’之前我哪里会想到自己这一生会和残疾人连在一起啊。我的生活因为那场大火彻底改变了，周边异样的眼光伴随了我40多年，从当姑娘的岁数一直到现在。有一次我在我姐姐住的筒子楼的楼道里帮她做饭，一个小女孩上楼来看见了我，吓得扑向了她的母亲，当时我的心里那个难受啊，以后就尽量不出门了。 “我是首钢工人的子女，返城后，首钢招收了我，让我看仓库，这样可以少接触别人。慢慢地，别的知青战友陆续成家了，但是我不能。有一些好心人想给我介绍对象，都被我拒绝了，我就够不幸了，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会在一个承受着异样眼光的家庭里长大，我不忍心。在我31岁的时候，我父亲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他在3年前做了左肺的全切术，身体也不健全。我们相互之间有同情和理解，决定走到一起。（我们）在1979年结了婚。他对我很好，出门走路时只要看到别人对我指指点点，他都和人家不干。但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他所在的那家集体企业倒闭了。以他的身体条件再找工作不容易，为了家庭生计，他开始自谋职业，摆地摊卖过西瓜，后来又到山西去给人放羊，1996年大年初三，他因为一场重感冒病故了。他走后，我独自把孩子抚养成人。
“‘11·7’大火之后的日子，我不是过过来的，是熬过来的。我们伤者虽然不幸，但我们毕竟看到了社会的发展，知道冰箱是什么样的，空调是什么样的。而那些死去的战友呢？她们的人生之梦永远停在了‘11·7’。和埋在北大荒的这些战友相比，我知足了。 “北大荒和知青战友都没有忘记我，社会上也常有一些好心人在听说了我们的事情后伸出援手帮助我们。去年过春节时，我们几个在北京的伤残战友坐在一起专门商量了一次，大家都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去了，不能再给战友和好心的人添麻烦了，我们决定：此后不再接受任何捐赠。真的，我现在生活好多了，孩子长大了已经自己挣钱，我现在想吃鱼就能买。 “40多年来，生活上的一切挫折和艰辛我都能克服，我不怕苦。从兵团回来的人有几个怕苦的？让我难以忍受的，是社会和我的距离。当我自己残疾之后，我才知道一个残疾人多么不容易，多么需要常人的理解。对我们来说，还多了一层对我们付出的理解。说到‘11·7’打火的出发点，我不能说自己境界有多高，但肯定是好的，我们的付出不能说就是值得的，但是可贵的。无论那次扑火的理由和组织多么不合理，我们是命令的执行者，想的是大局，为的是国家。 “我在兵团当连队干部的时候，左右自己行为的基本意识就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先，否则你凭什么当干部？有什么资格管别人？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种付出确实不值得，但我为自己的人格骄傲，那就是为整体、为公益、为他人，我们的社会需要这种抛除一己之利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如果人们一直能以这样的态度做事待人，我们的社会风气就不会变得像今天这样糟糕。
“所以，我坚持自己的做人做事的态度。退休之后，我一直在社区做义工，有时搞搞卫生，有时做安全巡视员，我觉得这是我的价值底线，也是我对社会的一点回报。儿子是我独自拉扯大的，作为残疾人的孩子，他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当然也就理解母亲是怎么想的。他从来没觉得我做义工有什么不好，相反，他为有一个坚强的母亲感到荣耀。但是他说，如果他遇到‘11·7’大火这样的情况，他不会像我那样做了，他会首先保护好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