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对不起，可是我不想当皇帝，我不会这一行。我不想统治、征服任何人。……这世界容得下所有的人。生活的道路是自由美好的，可是我们迷了路。”1979年，邱岳峰慷慨激昂的声音，回荡在上译厂的录音棚里。一年后，他离开了这个容不下他的世界。
年轻时的邱岳峰。他的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他有着明显的混血特征，鼻梁高挺，眼眶凹陷。
“痛苦？在人间我只有痛苦，这是别人的节日，不是我的。”弗罗洛神父，《巴黎圣母院》
1980年3月的最后一周，星期一早晨，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苏秀和往常一样走进演员休息室。
一推开门，她就觉得气氛不对，没了往日的说笑，大家沉默不语。
她问坐在对面的伍经纬，出了什么事。伍经纬说，你先坐下。
她坐下后，伍经纬说：“邱岳峰死了。”
苏秀全身的汗毛竖了起来，叫道：“怎么死的？什么时候？这怎么可能？他星期六不还好好的吗？”
伍经纬说，星期六那天，邱岳峰服安眠药自杀，家人发现后，立刻把他送往医院，厂领导也赶了过去，要求不惜代价进行抢救。但因服用药量过大，他没能再醒过来。
“那天是3月最后的日子，29日，天很好。”邱岳峰的儿子邱必昌回忆说，“他这天眼光很特别，像有许多话要说，可总是动动嘴唇不出声。
“父亲最喜欢我妹妹。我的大妹妹婴儿时得了急性肺炎，要买青霉素凑不足钱，后来向人借了钱买了针剂，来不及了，她已经死了。所以我爸爸把对大女儿的那份思念，都寄托在对我妹妹的爱里。……爸爸都来不及跟我们告别，就这么昏过去了。我总以为可以马上采取点措施，洗胃什么的，过几天会醒过来。”
3月30日，星期天，大雨如注。这天下午，邱岳峰走了。
“我至今也无从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死。”苏秀在2005年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
去世前，邱岳峰的钱包里放着一张戏票，时间是1980年4月6日。年轻时，他参加过十多个剧团，辗转谋生。
“首要的是对待自己，要忠实，犹如先有白昼才有黑夜。”大臣波洛涅斯，《王子复仇记》
1922年5月，邱岳峰出生于呼伦贝尔，小名“呼生”。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俄罗斯人。
为了生计，父母带着年幼的邱岳峰在济南、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奔波，居无定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邱岳峰跟随母亲返回福州老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生活拮据。
1940年春，18岁的邱岳峰离开母亲，只身前往北平，就读于外国语学校，两年后肄业，在天津找到父亲。其后的日子，他在“文革”的交代书中是这样写的：
“求学是根本谈不上了，就连食宿都成问题。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事做。做什么呢？半瓶墨水，无一技之长。邻居的布景工人常带我去看戏，我在情急之下，鼓起勇气向他提出我要做他的徒弟，当布景工人。
“起初他以为读书人当布景工人是个玩笑，经我述说要求后，他同意了，拿了棍子和绳子开始练习搭布景，并教我砸钉子。我苦练三天就会了，于是他带我去见大亚剧团团长唐皓华，我正式成了一名布景工。
“当时看到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可以以各种身份出现，简直是一种享受。何况演员在团内是受到尊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要做演员的念头。又是一番苦练，暗暗记地位，背台词，时常偷偷模拟演员的表情。”
那时的剧团营生艰难，常因剧目不叫座而就地散伙。演员没有回家的盘缠，只能流落江湖，另搭班子。解放前，邱岳峰参加过近二十个剧团，打过杂，跑过龙套，演过主角，当过导演，也做过团长。
1950年代初上译厂配音演员合影，左起：邱岳峰、尚华、赵慎之、毕克。邱岳峰被党组织定为“内控对象”。
“在某种制度下受迫害、监禁的受害者，我要对收听的人说：不要绝望。”《大独裁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邱岳峰被人揭发有“历史罪行”，遂被打为“历史反革命”。次年3月，他与尚华、富润生、姚念贻等人，成为第一批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1957年组建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
“党组织把他保下来，作为‘留厂察看’，陈叙一厂长更是把配音重担交付给老邱。”富润生回忆说。
在单位，邱岳峰属于“内控人员”。那个年代的内控人员，通常是归侨、历史不清者、有特务嫌疑者、曾发表不满社会言论者，以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公务员。表面上，他们与普通人无异，但个人档案里会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这意味着，他们不被组织信任，时刻处于被监控、被提防的状态。
每天一早，邱岳峰坐公交车上班，到了单位，扫地打水，八点准时开始对口型。需要对口型的影片，被事先分剪为数十英尺长的小卷，在银幕上循环放映。配音演员朗读台本的同时，还要不时抬头看画面，同时耳听原片声音，判断台词的长短、节奏是否与原片吻合。如不吻合，则提请翻译进行修整，直至完全吻合为止。
这是一桩枯燥繁琐且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从1950年进厂，一直到去世前，邱岳峰始终参与。
当时，上译厂的录音棚搭建在二楼的阳台上，又小又闷，被戏称为“漏音棚”。夏天，棚内温度高达40摄氏度，只有两台旧电扇，一盒冰块。录音的红灯一亮，电扇立刻关掉，以免产生杂音。正是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邱岳峰开始释放他的表演才华。
1950年代，邱岳峰陪孩子在树下玩耍。他们一家七口，住在一间17平米的小屋里，大孩子一律睡地板。
“要是这样就把我关起来，那楼上孩子们该怎么办？他们吃什么？”小偷，《警察与小偷》
“邱岳峰自己知道么？他是党员还是旧时代的‘留用人员’？受到重用的文艺干部还是监控使用？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的声音全然是非政治的。”陈丹青在《多余的素材》中写道。
邱岳峰的声音条件并不算好，沙哑，音域不宽，瓮声瓮气，被同事开玩笑地形容为“公鸭嗓”。他的配音作品，最早给人留下印象的是1952年的波兰片《华沙一条街》。片头，这个沙哑的声音诉说着“边境街”的故事：“我们所要说的是这条街的某些遭遇，平凡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遭遇。”
1950年代中期，邱岳峰崭露头角，为《牛虻》、《红与黑》、《雾都孤儿》、《奥赛罗》、《王子复仇记》等影片配音。而他的个人风格真正定型，是在1957年的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中，为小偷艾斯波西配音——反讽、谐谑、世故、颓废，以及挥之不去的疲倦。
“历史反革命”的枷锁并未因此有所松动。1950年代末，上级打算将邱岳峰送去农场，劳动改造。又是陈叙一站了出来：“邱岳峰是个人才，他的历史问题已经定性。留下他工作，我们可以在这里帮他改造。”
《警察与小偷》片尾处，邱岳峰的一段配音，道尽小人物的悲凉：“你从我一家人的身上，偷去了他们对我的尊敬、信任。……要是这样就把我关起来，那楼上孩子们该怎么办？他们吃什么？警长，我有个家啊。”
这时的邱岳峰一家，已经从长宁路搬至南昌路的一条旧式弄堂里。一间17平米的小屋，住着七口人——邱岳峰夫妇、他的母亲、四个孩子。大孩子一律睡地板，无论冬夏。
文革前夕，邱岳峰完成了《大闹天宫》的美猴王配音。这种率性叛逆的角色，在他的作品中很少出现。
“玉帝老儿！俺齐天大圣的面前，可没有你的座位！啊哈哈哈！”美猴王，《大闹天宫》
“文革”期间，全国的文艺单位纷纷停产闹革命，上译厂的译配工作也于1965年被迫中断。
停工前，邱岳峰完成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大闹天宫》中的“美猴王”的配音。这种率性叛逆、张狂不羁的角色，在他以往的作品中很少出现。
配音时，邱岳峰在传统戏剧念白的基础上作了处理，时而尾音拉长，时而抑扬顿挫，时而文白相间，与京剧锣鼓点的背景音效相得益彰。一句“孩儿们，操练起来！”的开场，更是令美猴王的形象呼之欲出。
为动画片配音，是上译厂的重要成就之一。根据当时惯例，动画片的制作人员名单中，不署配音演员的名字。因此，很多熟悉的声音，它们背后的配音演员不为人知。
邱岳峰总共为二十多部动画片配过音：《阿凡提的故事·种金子》，为愚蠢贪婪的巴依老爷配音；《哪吒闹海》，为狡诈狠毒的东海龙王配音；《半夜鸡叫》，为地主周扒皮配音；《老狼请客》，为老狼配音，片头老狼的歌也是他唱的；《渔童》，为虚伪的洋神父配音，与杨文元配音的县官一唱一和。
《愚人买鞋》，他同时为愚书生、鞋店掌柜配音；《狐狸打猎人》，他为年轻猎人、老猎人、狐狸、老狼四个角色配音；《没头脑和不高兴》、《小猫咪咪》，他的旁白和蔼亲切，就像给孩子讲故事的老爷爷。
“文革”开始后，陈叙一等人被扣上“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黑干将”的帽子，下放至奉贤县“五七干校”。邱岳峰也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打发到一个小木工棚里，每天干木匠活、背红宝书。
“您认为什么是芭蕾？对我来说远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信仰。”莱蒙托夫，《红菱艳》
砸毁“灵霄殿”、纵情大笑的那一刻，不知邱岳峰是否也如渴望自由的美猴王般感到痛快。
之后六年，他就像被压在五指山下的齐天大圣，直到有一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奉首长之令，从奉贤干校调回陈叙一，重配内参片《红菱艳》。
为了译制内参片，1970年，上译厂重新开工，导演和配音演员陆续返回岗位，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创作出了《红菱艳》、《罗马之战》、《魂断蓝桥》、《音乐之声》、《巴黎圣母院》等一批译制精品。
这些内参片译得精良，导得认真，配得出色，每一部均为呕心沥血之作。起初大家以为，内参片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做参考”，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中央首长“唱堂会”。
《红菱艳》的主配最初是毕克，送审时，江青不满意，要求上译厂返工。陈叙一回厂后，向主管内参片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递交报告，征得后者同意后，将邱岳峰从木工车间紧急调回。
复出后的邱岳峰，嗓音依旧，却多了一层沧桑。在《红菱艳》中，他为芭蕾舞团团长莱蒙托夫配音，一个把芭蕾事业视为生命的人。“您认为什么是芭蕾？对我来说远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信仰，任何人都不愿意让自己的信仰，在这样的环境里，表现出来。希望您理解。”
由于内参片大多附有“特急”的指令，译配人员经常需要加班加点。1971年，林彪点名历史片《罗马之战》，上译厂在九天之内即完成配音。邱岳峰配的是东罗马帝国内侍总管纳尔塞斯，一个狡诈的侏儒。
“对，这样做是不对！把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才是对的？”罗切斯特，《简·爱》
1975年，彩色版《简·爱》的拷贝被送至上译厂。邱岳峰为罗切斯特配音，李梓为简·爱配音。
这部内参片成为邱岳峰的登峰造极之作，他将罗切斯特的优雅与暴躁、温柔与傲慢等矛盾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分手一幕，书房里醒来的罗切斯特声嘶力竭地高呼“简”的名字，十次呼喊，次次不同。
“他那不近情理的倨傲，变幻莫测的乖戾，只是他性格的表象，内心却埋藏着巨大的隐痛，这就是他不幸的遭遇。”在致观众的一封信中，邱岳峰如此剖析罗切斯特的内心世界。
1979年，邱岳峰完成卓别林的两部有声电影《凡尔杜先生》和《大独裁者》的配音。这两部电影各有一段独白，被传诵至今，尤其是后者那段三分半钟的演说，邱岳峰慷慨激昂，犹如突然爆发的火山：
“我们蒙受的痛，是由于一时贪婪所致，由于有一些人害怕人类进步的怨恨所致。人的仇恨会消失，独裁者会死去，他们从人民夺去的权利，即将归还给人民。只要前仆后继，自由是不会消灭的！”
“士兵们，不要听从那些禽兽！他们是一世奴役你们的人，控制你们的生活，规定做什么、想什么、接受什么。把你们大家当做牛马去使唤，把你们当炮灰！不要听从那些反常的人，机器人、机器思想，还有机器心！你们不是机器，也不是牛马，你们是人！”
“使人人有工作机会，使青年有前途，老年有生活保证。好多禽兽就是靠这种诺言起家的，那是欺骗！他们从来不会兑现这些诺言，永远不！独裁者自己自由了，可是奴役了人民！让我们为实现这个诺言而战吧！”
1980年3月30日，邱岳峰放弃了这个容不下他的世界。直至去世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仍未被摘除。
“我杜丘冬人，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唐塔，《追捕》
“父亲死的原因其实是明明白白的，他受不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邱必昌说。
1980年年初，一天，演员休息室没什么人，邱岳峰把苏秀拉到阳台上，兴奋地告诉她：“我的同案犯平反了。”苏秀说：“那你赶快跟领导说一声，把材料调过来就行了。”
不久，陈叙一召集苏秀、伍经纬、杨成纯和邱岳峰四人，开了个会。陈叙一说：“有两部戏，一定要搞好。一部是《雾之旗》，这是文代会放映过的，大家印象很深，人家会对比着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还原，所以一定要搞好。这部影片交给苏秀和伍经纬。另一部是电视片《白衣少女》，是我们给中央电视台搞的第一部片子。也一定要搞好，才能占领这块阵地。这部片子交给邱岳峰和杨成纯。”
虽然邱岳峰早已有资格做译制导演，但因历史问题，始终没有机会挑大梁。这次把重点片的任务交给他，大家都认为，他头上那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可能真的要摘掉了。
然而，三十年的希望再度破灭。厂里召开大会，落实政策，宣布对反革命人员的复查结果，邱岳峰不在平反之列。翁振新回忆，那天，他看到邱岳峰独自坐在桌前，用蜡烛烤眼镜腿，一边烤，一边发呆，直到蜡烛把眼镜腿烤焦了，才回过神来。
邱岳峰去世后，苏秀问党支部副书记：“邱的同案犯平反了，为什么他没有平反？”对方回答：“他的同案犯是因为小偷问题平反的，和老邱的问题无关。”
结束语
“记得刚解放时，我只有27岁，很天真，认为这下可好了，一切都将变成新的，我将有可能从事我一直追求的事业——艺术天地。我幼稚地以为，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二十八年的经历……结果就是这样：一个苍白的、蹒跚的走向归途的弱者。”在1977年的一封信中，邱岳峰写道。
由于自杀被视为“自绝于革命”，上译厂不便以官方身份为邱岳峰举办追悼会。于是，演员组的富润生、李梓、韩非组成治丧委员会。大会上，厂领导表示：如果治丧委员会邀请我们，我们将以私人身份参加。富润生立刻起身，说：“我现在代表治丧委员会，邀请全厂同志参加。”
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尽管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仍有近千名群众闻讯赶来，将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送上花圈，未留姓名。
《大独裁者》结尾处，邱岳峰的声音几近哽咽：“汉娜，你听见了么？不管你在哪儿，抬头看啊。乌云揭开了，阳光又普照了……人们的心灵慢慢升华，终于要展翅高飞了。……这灿烂的未来是属于你的，属于我的，属于我们大家的。抬头看啊，汉娜，抬头看！”
（本文资料主要参考自：《我的父亲邱岳峰》，邱必昌。《邱岳峰：配音演员的骄傲》，苏秀。《仅次于上帝的人：忆邱岳峰》，贺秋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