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即京津沪浙等省市组织了青年学生大规模的跨省插队。上海地区的跨省插队起于何时、其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有待知青史研究者深入探讨。笔者是1968年11月上海千人赴赣插队者之一，亲历和目睹了一些重要事件，但是对具体细节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不得其详，而这个问题在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研究中也是个空白。如果只是到新编地方志中寻找答案，很可能一头雾水，这是因为有许多重要事件在新方志里没有写进去，或者写不清楚，甚至写不准确。所以，需要将各类文献、档案资料以及亲历者的记忆加以甄别和拼接，并相互印证分析，以填补研究的空白，还原历史的真相。

  1 最早的是自发跨省插队

 文献[1]记载： 1968年8月11日，有45人出发去江西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插队，其中静安区24人、川沙县21人。这是“文革”期间上海跨省插队的最早记录（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B228-1-32-1），但是在上海地方志里并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

 关于此事的经过，如今在新浪网“晓赫的博客”有一篇当事人回忆《小通知青集体插队落户之路》[2]，全文四千余字，摘编如下。

 成立于1966年11月的上海川沙县陆行中学红旗长征队，在1967年10月决定到井冈山插队落户。与此同时，上海静安区六十一中学的部分学生听到北京有部分学生将到延安插队落户的消息，也选择井冈山插队落户。1967年10月中旬，陆行中学自愿去农村集体插队的同学，推派毛允志、陆根涛、徐鼎茂三位去井冈山选点。11月初到达井冈山茨坪，找到了毛秀英（1958年的上海下放知识青年，劳动模范）。毛秀英带他们去找了井冈山管理局革委会王贵华说明来意，革委会先介绍他们到井冈山垦殖场的大井、罗浮分场。他们表示要到更艰苦的农村去，革委会又介绍他们到拿山，到了拿山后，公社主任介绍他们到长路大队和小通大队。他们比较以后，认为小通大队更偏僻、更艰苦些，就初步选定小通。此时身上的经费剩下不多了，再说大队部只有二个客铺，三个人商定，徐鼎茂留在小通，毛允志、陆根涛回上海汇报。六十一中学的部分同学也在10月中旬推派陶明洁、蒋星耀、马小平、袁庆龄四位同学先上井冈山选点。他们找了井冈山管理局革委会说明来意，革委会领导告诉他们上海已经来了人，现在小通。他们就下拿山，进小通，也认为小通是个集体插队落户的好地方。决定留下陶明洁继续考察，其他三位回校汇报。徐鼎茂留在小通，一是争取各方面支持，特别是使小通老表能接纳插队落户的同学，二是驻队进行社会调查，做好联络工作。徐鼎茂不断传递来的信息，让陆行中学同学们更坚定了到小通插队的信心。1968年2月，他们前往上海市革委会群众接待处，提出申请去井冈山农村插队落户，因为涉及到井冈山是否会接收等问题，3月再派毛允志、王友良去井冈山，会合徐鼎茂一起向井冈山革委会及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正式提出申请，均获得了支持。这样，徐鼎茂、毛允志继续留在小通，王友良带着井冈山革委会及拿山公社、小通大队开具的同意函回沪，再次向上海市革委会提出申请去井冈山农村。

 1968年4月间，市革委会群众接待处告知，还有六十一中学的部分同学也有意向去小通大队插队落户。从此，陆行中学和六十一中学两校同学进行正式接触，一起商量集体插队落户的具体事项。1968年4月底，他们的申请终获市革委会批准，市劳动局、川沙县劳动局和静安区劳动局各派1人，陆行中学、六十一中学各派1名老师，赴井冈山实地听取井冈山地区、拿山公社、小通大队及留守知青的意见和情况介绍，落实知青集体插队落户的具体事项。5月初，市、区、县劳动局3人回沪汇报落实情况。至此，到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集体插队落户获得各级支持和落实。但是有些政策跟不上，据说，集体插队落户的安置费，井冈山没有这个支出项目，上海也同样，只好联合请示中央有关部门，才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下拨。又如：安置费每人230元，主要用于农具和初年生活费。明明批准了51个人集体插队落户，却按45个人拨给，理由是农村户口转农村户口没有安置费。这些问题都在集体户内解决了。1968年7月底有部分同学打前阵，8月11日，“大部队”正式出发上山。

 现在从“江西档案信息网”上可以看到一份“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四十名知识青年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函”。这是可以与之遥相呼应、彼此印证的档案[3]（见图1 ）

 

图1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四十名知识青年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函

 这份函件是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内务组拟稿的，同意签发于1968年7月5日，发送至井冈山专区革委会。正文内容是：

 上海市陆行中学和六十一中学有四十名知识青年多次要求到井冈山落户。经请示领导，同意在你区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插队落户，作为插队试点工作，以便总结经验。对于安置具体事宜，已由上海市劳动局与井冈山革委会共同研究解决。

 特函告。

 抄送：上海市劳动局革委会、井冈山革委会

 以上史料表明，1968年2月向上海市革委会提出申请，4月底获得批准；而作为接收地的江西，于7月初由省革委会正式同意接受。这一过程长达五个月。重大原则在省市级的领导商妥同意，具体事宜则由上海市劳动局与井冈山革委会这个层次上解决。函件中把此事定格为“插队试点”，这一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有意思的是，当时沪赣两地都是把中学生插队之事划归安置劳动力的管辖范围，从一个侧面说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时候是作为就业问题处理的。而时过境迁三十年后的编写新方志，也把上山下乡归入劳动志和“劳动就业、劳动力安置”章节里，也可谓前呼后应、有始有终。

 笔者得到上述“先行者”提供的两份“通知”扫描件（见图2和图3），分别是静安区毕工组的“批准通知书”和川沙县毕工委的“录取通知”。两份“通知”的共同点是“专门制作”。除了插队者的名字和学校名称是手工填写的以外，接收地某省、某县、某某公社以及落款上海某区毕工组（或某县毕工委），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这种由各区（县）分头打字、印制、填写、发放的方式，不可能出现在大规模跨省插队之时。换言之，在1968年8月初还没有出台大规模跨省插队的具体操作步骤。

 

 

 

 

 

 在文献[4]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内容：1968年8月22日  上海市陆行中学、育才中学等11所中学的刘屹烈、陈淑兰、杨桂良、徐鼎茂、张棋豪等50余名初、高中毕业生，经过自愿结合、领导批准，来到了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插队落户。全然不见此前十个月的历程，只显示了最终的结果。

 在“B228-1-32-1号档案”中，注明了出发日期是1968年8月11日。而文献[5]有这样的记载：1968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第3版有报道《本市一批革命小将昨赴山区插队落户》，上海陆行中学、六十一中学、育才中学、七一中学、十一中学、市九中学、东沟中学、高桥中学、建平中学、泾南中学、百蔡中学等校高、初中毕业生51名，启程前往井冈山插队落户。参见图4。

 

 

 

 该报道极有可能是当年上海报纸上第一次宣传跨省插队，虽然没有宣传那是一种自发的举动，但是明确纳入了下乡上山的“整体大局”。那篇报道一开始就说，“继一批革命小将到郊区、边疆落户以后，昨天又有一批革命小将出发奔赴山区插队落户”。

 再结合文献[5] 提供的信息，1968年7月27日解放日报第2版报道《首批下乡落户高中毕业生陆续出发》称，“上海市首批上山下乡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前往安徽、本市崇明、奉贤等农场。市革委会领导到码头送行，并向他们分发《毛主席语录》。”因此，可以推断，1968年7月27日是上海的中学生出发去郊区和边疆的农场的开始，8月11日是上海的中学生出发跨省插队的发端。。

 从那篇报道中不难发现，1968年8月还没有出现“接受再教育”的说法（“再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1968年 9 月上半月），所以，报道中说的是“不但参加生产斗争，而且要参加阶级斗争，和贫下中农一起，把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我们的农村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一生”。

 那个版面上还有两篇文章。一篇署名为“上海市赴山区插队落户四十五个战士”的文章《告别黄浦江  高歌上山区》，对“革命队伍内部”的“私字大暴露”说得很具体：“对插队落户不理解，甚至还振振有词地横加指责，错误地想‘支工不支农，支农不插队’。”另一篇是“红卫兵论坛”里署名为“沙延望”的评论《坚定不移向前进——驳“插队落户是倒退”论》，其结尾处透露了一个关键与要害。它说：“我们走这一条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国家少花钱，还为下乡上山开辟了又一个途径。邢燕子插队落户的道路好得很！”正是“使国家少花钱”六个字，一语泄露天机，道出了“开辟”插队落户“途径”的原因与真谛。

 以上史料表明，“先行者”从1967年11月起步，到1968年8月梦圆，开创了文革期间上海自发跨省插队最早的出发记录；而在得到官方认可后见之于公开的报道和评论中，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上海当局对插队落户的想法和民众对插队落户的心态。

 

 2  三起有记录的“微型”自发行动

 除了上述江西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插队外，根据“B228-1-32-1号档案”记载，当年自发的跨省插队还有三起：

 （1）徐汇区14人，前往青海省共和县，1968年9月分三批出发；

 （2）徐汇区5人，前往福建太和县，1968年9月18日出发；

 （3）杨浦、徐汇等区28人，前往河南兰考县，1969年2、3、6月分三次出发。

 也许是因为这几起自发行动太“微型”了，当年是微澜不惊，而今在目力所及的范围中也无人专门论及。笔者在文献[6]中看到了前往河南兰考插队的点滴情况：以红鸥（侯美度）为骨干的一些中学生“老造反”，向市革委会提出到河南兰考去插队落户。为此，红鸥曾两度到兰考考察，并取得兰考县革委会的接受证明，直接交给了上海康平路办公室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据同去兰考的原“中串会”成员说，上海没有去河南兰考插队的名额。他们所以申请去兰考，追随焦裕禄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动机是：他们曾查看了中国地图，认为大批京沪两地的知青到黑龙江去“垦屯戍边”，将来“中苏之战”时，东北并非是苏军的突破区域，反而是经蒙古至内蒙古至中原一马平川，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可长驱直入。所以，他们准备在兰考筑起抵抗的防线。上述资料中没有明确说明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

 

 3  两起被湮没的自发行动

 如果说，上述“先行者”在当年的档案和文献里还可以找到蛛丝马迹，那么，还有两起自发的“先行者”则在档案中“消失殆尽”了，因为他们被并入了大规模有组织跨省插队的统计数字中。如今有那两拨当事人在回忆录中谈起当年自发举动的一些情况。

 当年，就在上述去井冈山小通插队的“先行者”处于即将获得“试点”资格的最后一程的时候，上海又有两拨人在“向井冈山迈进”，事情发生在1968年6～8月间。

 在文献[4]的“大事记”里有这样的记述：1968年6月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陈维新、顾巧玲、朱高亭、靳晓雄、叶玉坚、戴时雨、宋志方、严佩之、周立新、吴晓兰、蒋敏、李美德、谢晓莉等15位上海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从上海步行到新干，并由在新干等候的上海赴江西上山下乡考察队的知青代表金苗林带领，来到了鸡峰公社小坑大队乐门生产队落户。

另据文献[7]中的一篇回忆录《下乡纪实——在晓坑乐门的十年》（作者周立行）说：1968年6月，我们南洋模范中学确实是因为金苗林同学先行到新干县考察而成行的。十几个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同学走到一起，听到金苗林到井冈山考察，就以红军长征的方式奔赴井冈山北大门——新干县。二十多天后，步行到了新干县鸡峰公社。与我们差不多时间，同样以步行方式到达鸡峰公社的还有李冶陶、潘维明等一批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同学，他们被安排到梅峰大队，我们被安排到小坑大队。二附中的同学展示了他们社会活动家的风采，返回上海，到上海中学、师院附中、复旦中学等学校宣传鼓动。而我们南模中学的除因病回沪的个别人外，都住在大富坪生产队。无意之中卷入了村子里的宗族争斗，无法长期立足，就由乐门生产队接下了。

 上述资料和回忆录，都没有提供这批来自南模中学的自发插队者具体的出发日期和到达日期，只有一个1968年6、7月的大致概念。其中提到的“差不多时间、同样以步行方式、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同学”，有关情况见之于文献[8]中的一篇回忆录《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终结》（作者潘维明）。该文最初发表在上海《收获》杂志1989年第3期上，现在网络上也能看到全文[9] 。作者说，他是华东师大二附中的高中生，1968年7月26日凌晨与十来个同学在毛泽东塑像前宣誓，开始了步行上井冈的征途，经过整整一个月零五天的晓行夜宿，到达江西新干县梅峰大队寒水村插队落户。按此推算，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日期是1968年8月31日。

 无论是南模还是二附中，他们的举动比起1968年11月上海有组织大规模的“千人赴赣”插队，只早了三四个月，而落户地点又正是“千人插队”的安置范围内，所以这两拨人就并入了“千人赴赣”的行列，不在“官方统计”中单列了。

 

 4  一起被误读的跨省插队行动

 笔者在“上海地方志”网站上看到《上海青年志》，其“第三篇 青年运动”的《专记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头有如是说：从1968年开始，上海对这部分学生进行分配。……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安徽插队落户的红卫兵出发。8月9日，上海首批赴黑龙江务农的红卫兵出发。

 对于上述说法，笔者很惊奇。因为笔者是67届的，对66、67届到黑龙江兵团、大丰农场、江西插队等情况都有记忆或文字记录，唯独不记得有过1968年7月首批赴皖插队的事情。

 上文提到的“B228-1-32-1号档案”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编制的统计数字，它的特点是按照一定的时间段及来源和去向进行统计，其中表2、表3、表4的内容都是“一二二一”之前的情况，不仅有各次去兵团农场的数据，也有各次插队的数据。表3中不仅包括有组织的千人赴赣插队，也有自发的“微型”赴河南、青海、福建插队（数人到数十人不等）。可就是找不到《青年志》所说的“1968年7月27日首批赴皖插队”，更谈不上人数等细节了。

 再看汇总表，即表1，除了黑龙江外都是按省份汇总统计的，其中江西分列了“第一批”“第二批”，从后续表格中可以判定前者是“一二二一”之前出发的而后者是“一二二一”之后出发的。相形之下，对安徽就没有这样的分批统计，后续表格里的安徽只出现1969年的数字。

 另外，从上海地方志的劳动志及区县志里也找不到与“1968年7月27日首批赴皖插队”相关的信息，因而它们之间难以互为呼应、互相印证。所以，综合众人的记忆记录、原始的档案资料、志书内容之间的比较，不能不对《青年志》的说法产生疑问——编写者的依据是什么。

 笔者在文献[5]中看到这样的内容：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海市首批上山下乡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前往安徽、本市崇明、奉贤等农场。市革委会领导到码头送行，并向他们分发《毛主席语录》。（《首批下乡落户高中毕业生陆续出发》，《解放日报》1968年7月27日，第2版）

 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因为文献[5]的编著者之一与《上海青年志》的主编恰好是同一人：金大陆，所以《上海青年志》的那个说法很有可能来源于对1968年7月27日解放日报的误读。如今解读当年那则报道，关键词是“安徽”“农场”。在不少人的概念中，当年安徽没有什么农场接纳过上海知青，所以就没有把“安徽、本市崇明、奉贤”作为“农场”的联合定语，而是割裂开来，于是，就把“前往农场”解读为到市郊农场务农，把“前往安徽”解读成到安徽插队落户。事实上，安徽有上海的“飞地”黄山茶林场，属于农场性质，当初解放日报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把黄山茶林场称之为安徽的农场也未尚不可。

 再看“B228-1-32-1号档案”里的“66、67届去市郊国营农场人数（出发日期：1968年8月～12月）”，倒数第四行恰恰就是“黄山”。至此，把该数据表与文献[5]中摘录的解放日报报道结合起来分析判断，可以认为，1968年7月27日是当年上海的中学生首批出发上山下乡的日子，而不是首批赴皖插队的日子。

 至此，根据现在见到的档案、报纸资料，再结合对当年情况的回忆，可以认为，《上海青年志》在编写过程中对资料发生误读，因而在新方志的专业志区县志中均未能发现可以呼应的内容，从而无法坐实那是当年上海首批有组织的跨省插队。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通志》的“大事记1”中说：（1968年）7月27日  上海首批城市知识青年赴安徽农村插队落户。……10月。……是月，全市城镇户口66、67届初高中毕业生开始到农村插队落户。这样的表述本身就自相矛盾，不足为据。而通志的“大事记”的内容多是来自各专业志和区县志，所以就成了以讹传讹。

 

 5  大规模有组织的跨省插队始于何时

 以上那些自发的跨省插队行动，只有到井冈山小通大队插队那一起在得到官方认可之后公开报道了（即上述1968年8月12日的解放日报第3版），可以把它看作是跨省插队宣传工作的开始。

 然而，当时的上海并没有因此立即掀起跟风热浪。笔者等66、67届初中生对此也无印象。因为当时正值上海的66届中学生分配，出现奔赴市郊农场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热潮。而跨省插队则是在1968年国庆前后、67届中学生分配启动之时，才逐步成为热点话题的。根据笔者当年留存下来的“大批判专栏目录”，内容里第一次出现毕业分配去江西插队，时间是1968年10月上半月。所以这是跨省插队动员工作的开始。

 

 

 

 图5所示“大批判专栏”系当年上海卢湾区东风中学《教育革命》专栏（由校革委会教育革命组和67届初中1班合办），图中的1968年10月13日“忠54号目录”的内容可谓是当年67届毕业分配进入实质性阶段的一个标志。

 通栏口号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毕业生豪言壮语：红心向阳一个忠 双手绣出地球红  志存海内跃红日 乐在天涯战恶风。内容则有“原创”与“转帖”两部分。

 在“原创”部分有三篇：向农村广阔的天地进军（67届初三（4）班红卫兵战士 金永芳），蓝天白云寄红心 献忠书（67届初三（1）班红卫兵排全体战士），在与工农结合的大道上奋勇前进（67届初三（5）全体红卫兵战士），均为67届初中同学的原创。巧合的是，正是1、4、5这三个班级的6名同学在一个月以后成为首批赴赣插队的中学生。这样内容的专栏在1968年10月13日贴出，说明了赴赣插队的动员开始于10月上旬。

 在“转帖”部分也是三篇：关键的时刻——致毕业生战友（《上海红卫战报》忠16号社论），驳“虚”“实”论（卫东彪，原载《上海红卫战报》忠5号），斥“积极一时，吃苦一世”论（北郊中学六六届初三（7）班《北大荒人》战斗队，原载《上海红卫战报》忠17号）。均来自《上海红卫战报》（这是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与上海中等学校红代会的“机关报”《红卫战报》与《上海红卫兵》合并而成的一份报纸）。就转帖的三篇文章的题目来看，就明显地折射出当年基层社会实际的思想状况，尤其是“积极一时、吃苦一世”的说法，何等直率！五十年代开始的下乡上山、尤其是六十年代初期数以万计的“社会青年”奔赴新疆后的实际经历，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因而会有对“一时一世说”口诛笔伐的“大批判”文章。

 根据“B228-1-32-1号档案”，上海首批赴赣插队的出发日期为1968年10月，但没有具体的日子。实际上的出发日期是1968年11月19日。这个细节值得注意。根据笔者等当事人的回忆，当年有过初步的日期安排：11月5日左右公布名单，11月12日左右集中行李，11月15日出发。后来，公布名单的日子推迟到11月8日。对此，现在找不到直接的佐证材料。但是，笔者从祖父日记的一些记载中看到了其中的一些痕迹。

 据祖父的日记，1968年11月1日那天近午时分，笔者从学校回到家里，说11点钟要到市革委会大礼堂开会，所以没有吃完饭就匆匆离家了。当年的笔者是一个铁定“外农”档子的“黑×类子女”，所以去市革委会大礼堂开会只可能是接受宣传教育。如今其他插友也记得，11月初的确到过市革委会大礼堂听报告，内容是不久前到江西插队的上海中学生的“现身说法”。现在看来报告人很可能就是上文所说的华东师大二附中自发到新干插队的“先行者”。

 笔者和插友中不少人是在1968年11月16日才正式得到通知去江西插队，两三天后的19日上午就匆匆启程了。当时的说法之一是，原定各区100人的计划只完成了四分之三，所以凡是愿意去的均可去。结果有不少尚未进入分配阶段的68届初中生也这样去了江西插队。

 对这次跨省插队，当年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作了报道，宣传的声势超过了对自发去井冈山小通插队的报道规模。文献[5]有这样的纪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本市1000余名高、初中毕业生前往江西井冈山插队落户。（《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去插队落户》，《解放日报》1968年11月19日，第3版）

图6 解放日报1968年11月19日第二版（摘自文献[7]）

 

 当年解放日报那篇新闻报道中没有明确是何日出发，只是说了“献忠心”的集会。而对那次集会的具体时间（仅仅是“昨天”而未说是上午还是下午抑或晚上）、具体地点、具体人物无一表述。另外有一篇署名为“上海赴井冈山插队落户的一千余名红卫兵”的文章《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井冈山举旗闹革命》。由于时在“一二二一”之前，所以那份“献忠书”里没有“很有必要”这样的字眼。

 另据文献[5]的记载：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市革委会召开赴山区插队落户的部分高、初中毕业生座谈会。[注]（《永远忠于毛主席，插队落户干革命》，《文汇报》1968年11月19日，第4版）《文汇报》摘录的部分发言人名单有：钱海发（师大二附中1967届毕业生、红卫兵），孙正达（东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市中学红代会常委），王建华（建设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市中学红代会常委），陈国铭（北郊中学1967届高中毕业生、校革委会成员），叶宗成（泸定中学1967届中学生，校革委会副主任），赵进宝（牛奶公司半农半读学校1967届毕业生，红卫兵团负责人）。

 笔者没法查到这份文汇报，所以无缘一窥全貌。上述内容摘要中，含糊其辞的“赴山区插队落户”，实际上就是指到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因为现在完全可以确认，六个发言者中至少有四人是同车共赴江西的，其中三人是同在新干插队的（根据文献[8]中收录的知青名单，赵进宝、钱海发两人在鸡峰公社，叶宗成在潭坵公社）；另有一人（王建华）在峡江县插队，因为他是上海市中学红代会负责人之一，所以当年就知道他和我们是同一次车到江西插队。余下两人（孙正达、陈国铭）极有可能是在峡江插队。这样，新干和峡江各有三人发言，体现了平衡。笔者在看到上述内容后曾与赵进宝通过电话，他对市革委会召开座谈会一事的详细情况记不清楚了。

 另外，笔者的一位网友告知，钱海发是1968年夏天师大二附中步行到新干的插队“先行者”之一，秋天返沪“广招人马”。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年文汇报上六个发言者的排序里把钱海发列在了首位。

 上述情况说明，1968年11月19日那天的上海“两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是从不同角度为上海的中学生跨省插队制造“革命舆论”，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一二二一”之前，上海地区在大规模跨省插队方面还处于“预热”阶段，远不如北京已经出现数万人跨省插队的高潮。这种区域差异是值得历史研究者注意的。另外，当年的报纸没有明确报道上海首批跨省插队的具体出发日期。也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有的“新闻报道”方式。而短缺了新闻要素的报纸，也会给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在史料辨正方面增加工作量。

 如今上海的地方志里只有《杨浦区志》第二十七编第四章第二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到这件事：（1968年）10月，建设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王建华，经过“串联”，带领全市1000多名知识青年，率先到江西省井冈山地区农村插队落户。这种说法颇有“一呼百应”的感觉。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汇报》1969年6月15日第3版发表“原市红代会常委带头上山下乡”，其中说：1968年10月、11月，当部分青年不愿去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候，王建华走“邢燕子的道路”，带头到江西插队落户……。（转引自文献[5]）这就佐证了上海当年组织、发动的首批千人赴赣插队，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完成任务的。

综上所述，在自发到井冈山插队的“先行者”在1968年8月11日正式出发的同时，大规模有组织的跨省插队也开始进入筹划与实施。第一个行动就是组织一千人去江西井冈山地区新干峡江插队。启动时间是国庆节前后67届中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之时。首次大规模有组织跨省插队是11月19日出发的赴赣插队。

 

 6 结束语

 本文就目前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中有关“文革”期间上海地区跨省插队起始阶段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整理，初步梳理出一条时间轴，1967年底开始出现零散的“微型”自发行动，模仿北京学生去延安插队，选择了井冈山作为插队地，到1968年的4月至7月期间，先后得到上海和江西两地的批准，8月11日正式出发。国庆节前后开始了筹划大规模有组织的跨省插队，11月19日首批一千人出发去江西插队。但是，直到“一二二一指示”发布，上海地区大规模有组织的跨省插队也仅此一例。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领导决策层是怎么考虑的，这需要相关的档案公开化。当然，迄今为止各种媒体上也有一些披露，例如上文引用的文献[4]中就提及1968年“上海赴江西上山下乡考察队”一事，这与大规模有组织跨省下乡有关，属于上海市政府的所作所为。对于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件，尚需深入收集资料，笔者拟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1] 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附录六:1966～1968届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情况表，现藏上海市档案馆，档号B228-1-32-1）

 [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1a1e6401017q92.html 

 [3] http://www.jxdaj.gov.cn/article.html?m=html&id=00000001f00121d24d43ee  

 [4] 江西省吉安市委党史办，上海知青与井冈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5] 金大陆、林升宝，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1968-1981），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

 [6] 金大陆，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炎黄春秋，2015.7

 [7] 江西新干县插队的知青回忆录， 五百知青一个梦，非正式出版物，2014

 [8] 江西省新干县档案局，红土情缘——上海知青在新干，内部资料，2009

 [9] http://artist.artron.net/show_news.php?newid=7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