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首长的堕落

2012年8月20日，原兵团54团第一任团长章某病逝于辽宁，享年86岁。

5师的上海知青陆建东给我介绍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是现居美国的原54团章团长的警卫员、北京知青俞晓阳写的，读来令人感叹。

这里节选部分内容如下：

团长是一方的太上皇，38万亩土地，2.8万人的吃喝拉撒睡，革命备战生产，都是他一肩挑。他的军人风度很足，处理事情自信心十足，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让大多数人害怕，少数人又敬又怕。

他精力十足，在团部人员修红光湖水库的时候，我白天跟他一天，累得筋疲力尽。到了晚上，他还要从工地带回干部进办公室谈工作。

通常我要到管理排打好开水，准备好麻花或面包一类的夜宵，然后就回去睡觉了，不知道他们熬到多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对一号(首长)的感觉只能用“敬畏”二字形容。

突然有一天，兵团颜副司令员驾临54团，召集全体现役干部在小会议室开秘密会议。我们连送水的任务都给免了。

晚上，警卫排通知我到小招待所陪颜副司令休息，无非是帮他收拾床铺，打点水洗脸洗脚。他临睡前还和我聊了天。当警卫员的第一素质是嘴要严，我没敢造次乱打听。

颜副司令员问了问我对团长的看法，我实话实说，不过是诸如能干、刻苦但有时有点“粗暴”之类的话。他没说什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对首长要正确对待，首长有优点，也有错误等等。

不久参谋长向警通排传达：团长犯了奸污女知青的错误，已被撤职关进小号(看守所)。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不敢相信，又不敢不信，连续几天头脑里一点思绪都理不出来。

第一冲击波带来的震荡平息了之后，我开始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那就是自发地去回忆团长的生活细节，还有就是我这个警卫员该对他的行为负什么样的责任。

我想起来他文件柜里时常有知名与不知名的中药，如鹿茸之类，我醒悟到了它们的真正用途。

有一次他偷偷溜进卫生队女宿舍，我以为他是想来个微服私访。有一天他把手伸进女知青的棉衣，问人家衣服够不够厚，当时我还为他体贴入微地关心知青而感动。他请知青女排长或女副指导员去夜谈，我背着枪跟着，以为他是在做调查研究，现在我都明白了。

几天后，我们警卫班受命解押团长去师部，听说由师部还要派专人押他去军事法庭。

那天我穿着一件皮大衣，腿上横放着冲锋枪，对面是昔日神采奕奕的首长，今日手上带铐的罪犯。他的领章帽徽已被除掉，眼光一直在回避我，双手围住一个红红的烟头，不时拿出来抽一口来抵御寒冷和恐惧……

他离开几年后，我当了兵，驻防地正是他的老家辽宁瓦房店。有一天我在县城的大街上意外地遇到了他，于是我探望了他的家。在和他夫人的谈话中，我读懂了什么是失落，知道了这个家是如何凄切地熬过了男主人服刑的那三年时间。

这会儿他在县城的一个工厂上班，当工具保管员。失去了领章帽徽的他，面对着身穿军装的我叹了口气说：小俞啊，我对不起你们！他什么都变了，唯一没变的是抽烟的那股狠劲。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

其实他很幸运。他和48团的邵团长都是在1970年被查处的。两年之后兵团又查处了16团的团长和参谋长。那两个人在案发后接受监督改造期间赶上了1973年的全国清查迫害知青的形势，在同样的罪过下，他们被执行了死刑。

兵团里的“强奸事件”无处不在？

知青作为兵团反腐的旁观者，这些问题是怎样呈现的呢？

从下面节选的陈述可以看出，他们只能谈论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觉到的，却无法对全局的情况做出判断。这样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印象：这种问题在兵团无处不在。

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值得当年的兵团反腐者们反思呢？

68团的上海女知青史倍放说：

“我们团也发生过女知青受迫害的事。有个女孩子和一个老职工司务长一起出去办事，路上被司务长强奸了，因为她反抗，头都被踢肿了。司务长走后，她在半昏迷状态下取出自己的红围巾挥动，被路过的车辆发现。事后那个司务长受到严厉制裁。”

4团的天津知青扈其泽说：

“我们的第一任连长姓赵，是个留大胡子的‘66.3’转业兵，少数民族，他对有姿色的女人都不肯放过，特点是‘5分钟完事儿’。

这家伙先后搞了5个女知青，外带3个职工家属。事情败露后，团里开会批他，他抽着烟一言不发。审查期间团里撤了他的职，让他赶马车，把受害的女知青都调走了。审查结束后，他被判刑劳改。此人现在已经死了。”

52团的北京女知青陈文慧说：

“有个姓张的北京男知青是卫生员，晚上见政委在自己屋子里和女孩子聊起来没完，就直通通地来了一句：政委，你让她们走吧，我要睡觉了。结果他转天就干不成卫生员了。当时只要不下大田，都是好活儿，小张就因为一句话不会说，把好活儿丢了。”

24团的佳木斯知青赵立民当年在团组织股，参与过几起“迫害知青”案件的处理。

“我处理过29连副连长和一个天津女知青的事。这个副连长是山东人，是有家属的老职工。

那个天津女知青在下地搞统计时，两人就搞上了。24连的余连长是从山东支边来的，他在和一个哈尔滨女知青苟且时，因为不能勃起，那女的还骂他没用。

调查他的时候，我们让他留在团部不许回家，派警通排的两个战士看着，刚和他一讲政策，他就全招了，然后我们又去和那个女知青谈。

材料整理出来后，我向团政委做了汇报，政委的脸很阴沉，听完后嘱咐我：以后写这种材料时不要交代具体情节，像黄色小说似的，太难看！

“经我调查的所有迫害女知青事件，原因都是双方面的，没有女方被男方强奸的情况，但处理时，收拾的都是男方。对这种事要历史地看、人性地看。

历史地看，就是说女知青年轻，远离父母，缺少社会经验，通常又是男方的下级，属于弱势一方，男方对这种不正当的性行为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当时对这种现象不加制止也确实不行。

人性地看，就是说这种事是两厢情愿的个人行为，视为罪行并且都怪一方是不合适的。

1968、1969、1970年这三年很少有这种事，为什么到1970年以后就多起来了呢？因为知青成熟了，高中生都二十三四岁了，到了有性要求的时候了。在这时，教育知青们如何处理男女关系就成了一项需要重视的工作。

但那时谁敢公开谈感情和性生理啊？我们团3连在厕所里曾发现过弃婴，一查，是个外号叫‘狗熊’的北京女知青生的，她生了孩子又不敢说，白天照常上班劳动，那身体得受多大伤害啊！

‘狗熊’是和她的知青男友做的这件事。当时男知青如果做了这种事，叫作‘违法打井’，并不受刑事处罚，但多半要影响前途，提干、入党、上学的机会就轮不到他了。”

“对性知识的启蒙教育，是兵团时期抓知青管理中的一个问题，在那个年代也不可能。军人的办法很简单，第一是规定纪律、加强监督，第二是为适龄男女知青提供成家的条件，太简单化了一点。

我和政委下连队时，他只要看见一男一女在天黑时单独结伴行走，立刻就停车干涉：这还得了！出了事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