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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又是家中长子，按照当时分配的原则属于“硬档”应该是分在上海工矿的，却被“照顾”到了江西插队。 1969年3月22日是我们出发的日子。（69年3月去江西的好像特别多？）黄鱼车拉上被头铺盖，箱子还是老外婆16岁从绍兴嫁到上海时的嫁妆，一种里面是薄板外面包着纸皮，装有老式铜制插销锁的那种。母亲，没敢让她来送，家中只有大妹送到老北站。此外就是杨浦武术队的师兄师妹们。记得还把练武用的刀枪棍棒，三节棍九节鞭都给带上了。 那列车整车装的好像都是北郊中学的，却没有同班或同级的同学，所以虽是同校却一个人都不认识。不禁感觉有些孤单和惆怅。汽笛拉响了，就如众多知青文章中描写的那般：惊天动地的哭声，难舍难分的叮嘱声，带着哭腔的再见声。当然还有那很合时宜又很不合时宜的锣鼓声。大妹是特别易动感情的人，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以后每次探家返赣都是她来送行）。火车开动前我还硬忍着，一旦出了北站则“忍无可忍”了。又怕旁人瞧见，难以为情，只好对着窗外一个劲无声地流泪，一面还在心里骂自己没出息。其实当时谁还顾得了谁啊，只顾着自个儿伤心都来不及。 经过大约15小时的行程，天渐渐擦黑时到了樟树镇，马上联想到，这里的樟木肯定不少。因为在上海就知道江西的樟木箱最多。可惜当时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懵里懵懂坐上卡车，又经约三个钟头，又懵里懵懂下了车，临时借宿在大队的一老表家（后来才知道这家主人是村里的理发师，也是文艺积极分子；是大队里最活跃，头子最活络的“名人”。此后成了我最好的老表朋友）。 第二天清晨，爬起来到门外一张望，就情不自禁感叹起来。只见远山巍峨环抱，半山云雾缭绕。房前屋后桃红柳绿又鸟语花香，且正值映山红盛开，漫山遍野，可谓美不胜收。这词，用在了给母亲的第一封信中。（然而好景不长，其实好景天天有，是自己的心境转换了。原因无非是每天生活在这同一景色当中，更因为艰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所致。此乃后话）。 第二天一早要分到各个生产队去了。包括我在内的7男7女，共14人分到界山生产队。（那时队里的老表们就私下里猜测，刚好7对，肯定是在上海时就搭配好的。）老表们拿着扁担、禾担帮忙扛行李，村里的男女老少纷纷站在进入村里的小道旁夹道欢迎，个个露出好奇兴奋的情态。给我的感觉就如改革开放之前国人对蓝眼睛高鼻子欧美人的那份少见多怪的模样。-----可不是，那个年代外地人对上海的印象也好比那时国人对纽约巴黎的印象，充满羡慕充满想象。那是农村人对城里人的羡慕，更何况是来自大上海的人。 当然我们也露出笑脸，虽然是比较勉强的。同时又情不自禁地会皱起眉头：怎么这么脏这么邋遢啊?叫人吓丝丝的！让我们住的屋子据说以前是一个地主的老屋，男女同学各住两边厢房。没有床，只有每人一张旧竹榻，也不知从哪家弄来的。泥地，连房间里也没有地板。窗户是木板的，没有玻璃，白天关上就不见光了。贫下中农们没见过玻璃，所以叫贫下中农。我们楞了，地主住的也是这种房子啊？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阔气。 此时正值春耕犁田时分，虽是春寒料峭。我见老表已经在扶犁耕田，便也跃跃欲试，当即卷起裤腿踏入冰冷的水田，学着老表的样子赶牛扶犁。不料仅仅一个来回，蚂蝗已经上腿。赶紧跳上田埂，只见蚂蝗已有小手指粗细，小腿上已是鲜血淋漓。吓得站在田埂上没有下田的众同学连连惊叫咋舌。原来我们来到的这个生产队竟是蚂蝗最多的地方！中彩了!当然在以后的日子里，蚂蝗成堆上腿成了见怪不怪的平常事。而那美丽盛开的映山红在我们砍柴时大多成了我们刀下的柴火，成了我们塞进灶洞的燃料。 插队的生活就此开始，更为艰辛的生活和劳作将考验大家。和插兄插妹一样，上山下乡的篇章，不太情愿地翻开了它不乏悲情色彩的第一页。而以后的文字有精彩也有悲催，所谓一言难尽！  （本文作者为上海音乐家协会成员，曾任陆家嘴社区文化指导员。原北郊中学66届初中生，江西峡江县上海知青）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