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看见濮存昕，是在留学德国的时候，但那不是相识，而是“单识”。在观看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的录像带时，我第一次看到了他。
剧中一个目光迷茫的帅小伙儿背着行囊静静地靠在了编辑部的门口，让吕丽萍饰演的葛玲一眼就看傻了。她身边由葛优扮演的李东宝当即搬倒醋缸，连声提醒葛玲：“嘿，嘿，眼神不对了啊。”剧中扮演这个小伙子的人就是濮存昕。
现代中国的美男子标准，通常是浓眉大眼、双眼皮，而丹凤眼、单眼皮的濮存昕是个例外。除了高大的身躯和端正的五官外，濮存昕的风采更多来自他高雅稳重的气质。这种气质成就了他在社会上的一个不够文雅的雅号——师奶杀手。媒体有人对他解释说：这表明了公众对你的喜爱。濮存昕回答：如果真的喜欢我，请给我换个称号。
刚回国时，一次我在全国两会期间的代表住所约见德国海归万钢，在安检口上看见濮存昕和杨澜打招呼。以后我在人艺剧场里又看过他的舞台形象。但我们一直处在一种“单识”状态，我见过他，他没见过我。尽管如此，我对他接受采访是有一定把握的。这不仅因为推荐我采访他的，是他的作家好友张抗抗，还因为我知道他有深厚的知青情结，是一个不因名气而脱离地气的艺术家。我的这一看法很快得到了证实：张抗抗告诉我，濮存昕很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要求，让我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后台”找他。
人艺的建筑分为两部分，前面较大的一部分是剧场，称为“前台”，后面稍小的一部分整体叫作“后台”，是内部办公和排练的区域。我到“后台”入口处给濮存昕发了一个短信，正在排练厅讨论剧本的濮存昕很快打来了电话：“和保安说一下，您就直接上三楼吧。”
在三楼的楼道里，我见到了兵团战士濮存昕。
就我所知，濮存昕是一个全能而高效的人，他主演和参演过10 多部故事片、20 多部电视连续剧和20 多部话剧。拍电影和电视剧虽说辛苦，但毕竟是一锤子买卖，而一部话剧是需要反复推敲和演出的。繁重的演出任务加上濮存昕的人艺副院长的管理任务、全国政协委员的议政职责、公益慈善家的社会事业……如此之多的任务和角色集于一身，足见他是一个“日理百机”的大忙人。在我的想象中，常年忙碌的濮存昕即便不显苍老，至少也要面带疲惫之色。
但我的这个想法在和他握手的那一刻就消散了。
年届60 岁的濮存昕神情轻松，举止文雅，脸上并没有明显的皱纹。他穿一件紫红色的短袖衫，外面套着一件衬衣，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随意和洒脱。他的嗓音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话剧演员的沉稳，那声源明显来自胸腔。
人艺的建筑是20 世纪50 年代建成的，虽然经过整修，但办公区域的空间都不大。小濮带我进的那间办公室很狭小，里面堆满了东西。我们各自落座，一人拿着一瓶矿泉水开始聊天。 这种“自己人”的见面方式，和很多端着架子俯瞰苍生的名家迥然有别。
长期的话剧舞台生涯，养成了濮存昕说话的独特习惯：声音悦耳，吐字清晰，节奏分明，表情丰富。但这种讲话又和演戏不同，演员需要内敛自身性情，但濮存昕在讲述自己的往事时不带一点刻意遮掩，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看得出来，这是个性情中的真人。和忙人谈话，不能按照采访者设计的程序来，濮存昕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我在教孩子画画时有一个体会，大人总是希望先教会孩子怎么构图，但孩子就是不接受，因为他们有自己观察和展现世界的逻辑，咱们大人就画不出孩子们画的画。所以，凡事一有了目的性，效果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我看咱们的谈话内容就顺其自然吧，也许聊高兴了能聊到很晚，也许今天没聊够后还要再约下一次。同意？好，那我就随便聊啊。
“我在兵团时曾经见过一次军人整肃纪律。我们2 师有个很棒的礼堂，能挂吊杆，有一千多个座位，可以演正规大剧。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通知：上午必须离开剧场。师警卫连还在大礼堂四周放了警戒。我在下乡前曾在北京偷偷看过内部播放的日本电影《啊，海军》，那是我们小孩儿不能沾边的，结果我们溜进影院藏在屋顶看了那场电影。这次我又故伎重演了一回，爬到礼堂的高处偷看大会场景。那是2 师现役军人的一次纪律整肃大会，会上让一批犯了生活作风错误的军人上台示众，他们当场被撕掉了领章，还被打了嘴巴子。所以我感到，兵团那些年对知青和军人都是考验，只是考验的内容不同罢了。
“聊聊我自己的吧。我是1953 年7 月份生人，小学上的是史家胡同小学，中学是72 中，那是从北京2 中分出来的一个新学校，英达和姜文也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但比我低了大概有8 届。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从长相上看，你们应该是我的学长呀！ 1966 年‘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小学6 年级。因为中学搞运动，我到1968 年才上中学，第二年就去兵团了，说是69届初中毕业生，其实没学到什么东西。当时老师让我们学生上讲堂，念报纸、读社论，课堂时间是占满了，可尽是些没用的。知识不能说没学，但学的很少，数学就教到小数点，英语课只教会了我们‘Long lif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1969 年8 月，我初中算是毕业了，31 日离开北京去兵团，被分在了2 师15 团，现在那里叫宝泉岭农场。”我说：“你以后从事的工作要有文化知识功底，这些你是怎么补上的呢？”
濮存昕说：“靠日积月累吧。‘文革’开始后一下子就没书读了，我只能自己找书看。当时人艺的剧院图书馆没有人管了，我父亲是人艺的老演员，常拿一些书回来让我读。他也没什么具体意向，有什么就拿什么，有《三国》、《水浒》、革命小说、苏联小说，还有小人儿书（连环画）。我没人引导，什么都看，凭着一股求知欲，半古文的东西连懂带不懂地统统从头读到尾。书读完了，我就看大人的《参考消息》，报纸一到手，先看漫画。书报读得多了，写点什么脑子就不空了。在学校参加运动时，我办过小报，刻过蜡版，写过声讨‘刘邓路线’的大批判稿，还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对口词、快板词，什么都招呼。那时不知天高地厚，词还没背下来就敢上台演出，不怕丢人现眼。有一次我在说快板书时把词忘了，老师没辙，把写着词的小本给我扔到了台上，我扔了大板，一手拿着小本，一手打着小板，把词给念完了。
“我父亲是个老艺术家，演出对我来说是家传，从小我就不怵表演，而且表现欲还特别强。要表演，就要读书、要创作，这成了我给自己补养文化的动力。
“到了兵团，我继续找小说读。现在回头看，我的进步就是在创作和背词中完成的。人们常说演员塑造角色，但我感到是角色塑造了我。要演好角色，就要悟透角色，了解角色背后的历史、文化和人性，用自己的心来表现角色。背台词需要的不仅是记忆力，更重要的是文化修养。可以说，是角色在提升演员的水平。”
我说：“今天是2012 年8 月31 日，正好是你去兵团的43 年纪念日。在43 年的那一端是个16 岁的小孩儿，在这一端是个表演艺术家。在这当中，兵团是你生活经历中的一部分。你是怎么去的兵团？”
濮存昕笑道：“这么巧？我都没注意。我上兵团是死乞白赖要求去的。我两岁时患过小儿麻痹症，上小学时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拄拐走路的，人称‘濮瘸子’。9 岁时我接受了一次整形手术，算是能正常走道了，但我的这条病腿还是比较弱，你看看，我两条腿不一般粗吧？像我这样的人，当时完全可以留在北京。
“去兵团不仅是我主动要求的，而且到了热血沸腾的程度。兵团在北京招人的办公室设在灯市口中学。我跑去报名时，人家知道这孩子腿不好，要检查，让我正步走，还做蹲下和站起的动作。我使劲做得很标准，还写了保证书，最后总算过了关。
“我到兵团后被分在2 师15 团29 连。刚一到连队就赶上麦收大会战。大雨后的麦子成片成片地倒伏在水里，用机器根本没法收，只能靠人工连拔带割，地里的水没过脚脖子，我的鞋底子薄，怕水下有东西扎脚，还特意多穿了好几双袜子。
“10 月中旬，兵团从几个师里各抽出一个营组成了架线团，要架起从抚远到虎林的军用电话线。很多知青哭着喊着要参加，最后我被选上了，觉得特骄傲。我们用了三天三夜赶到抚远的施工地点，一片沼泽地，帐篷还没搭起来，人只能在卡车上过第一夜，那叫一个冷！我们把所有的衣服全套上了，早上起来发现眉毛和眼睫毛被霜连在了一起。
“我们的活儿是挖坑埋电线杆子。一个坑一米六长，六十公分宽，一米多深，挖的时候要快，因为坑里不停地有水渗出来，动作越慢越难干。为了避免棉衣泡上水，我们只能穿着绒衣干活儿。等把坑挖好了，我们把电线杆子往里一杵，连泥带水地把坑填上，然后赶紧换衣服。几个人张开大衣围成一个圈挡风，里面的人把湿绒衣绒裤脱下来，光溜溜地赶紧换上棉衣，那棉衣太凉了，刚一上身的感觉就像贴在冰面上，冻得我嘶嘶直倒气儿。连长拿个酒瓶子挨个问：谁喝？谁喝？我接过酒瓶一仰脖，60 度白酒一口气造了大半瓶！
“白天干活儿，晚上还要轮流站岗。上岗的人带一杆枪，两颗子弹，点一堆篝火防狼。我站岗时的感觉很自豪，别人都睡了，我在保卫着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是在做最革命的事儿。后来我写下了一些诗句：比如‘枪刺挑落了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够浪漫吧？那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我们在抚远苦干两个月，提前完成任务‘班师回朝’，回到29 连。这时连里要找个听话的孩子去放马，我被选中了。后来人家写我的兵团经历时，题目起的是《荒原牧马人》，听上去挺惨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放马在农业连里是好活儿，我特别喜欢。别人天天下地累个贼死，我吹着口琴放马，潇洒啊！我管的那两匹俄罗斯纯种马一个叫苏宛，一个叫阿尔登，浑身的毛像缎子似的发亮，马蹄子有碗口大小。这样的优质种马是连队的宝贝，每匹马都有档案，吃的是鸡蛋、麦芽、胡萝卜。鸡蛋我不敢和马抢享，胡萝卜我是管够造，经常和马对着面啃。养马的工作没有人管，只有检疫员每个星期来看一次马的卫生和健康情况。
“我每天就和马做伴，喂食、放牧、清洗都是我的事。种马的健康关系到连队马群的体质，它的生殖器是我清洗的重点，为这事儿我还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得到了表扬。白天放马的时候，马吃草，我割草，闲下来还能到水泡子里捞捞鱼，晚上回家糊上面，用油一炸，哥儿几个就着喝点小酒，神仙似的。那时我父亲去了北京市的下属农场，母亲和弟弟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放猪，姐姐去了内蒙古放马，我们这个艺术之家成了畜牧之家。
“放了一年马，变数来了，15 团的宣传队要调我去。我真是不想去，还到团里去做上面的思想工作。那是一次失败的沟通，我没有说服团宣传股的庞股长，失望之余，仗着年轻胆子大，居然拂袖而去，在黑夜里一人走了17 里路回了连队。那17 里夜路至今我记忆犹新。天上一轮明月，地下万籁无声。我能听到的，只有自己脚下踩雪的咯吱咯吱的声音。我舍不得我的连队，放不下我的马，再说，我还没自在够呢。
“不管怎么说，上级的调令是不能违抗的，我最终还是到了团宣传队，那是在1972 年初。为了活跃知青的生活，兵团组织了不少宣传队。连宣传队是业余的，团宣传队是半专业的，到了师一级宣传队就是准专业的了。“兵团的1、2、3 师都有师宣传队，有的水平很高，像19 团宣传队能完整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乐队的乐器也齐全，能演奏交响乐。虽然各宣传队的演出水平参差不齐，表演的内容也比较单调，但这帮人走到哪儿都特受欢迎，毕竟他们带去了热闹，更何况还是一群俊男靓女的表演。19 团演白毛女的A 角特别让我敬佩。她在21 团演出时伤了左脚，我当时还抖机灵来着，建议赶紧采取冷敷的方法防止肿胀。没想到那个女孩儿愣是带着伤把节目完整地演完了，那种精神让谁都感动。
“我们15 团宣传队分成男演员、女演员和乐队三个班。我是男演员的班长。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兵团连队，有时也到鹤岗煤矿去演出，帮助团里搞好关系，好搞点儿煤烧。那时演京剧也没什么录像资料可以借鉴模仿，就根据看电影的印象来演。我这人善说而不善唱，这个弱点在演样板戏时显出来了。我唱也能唱，但调子一高了就拔不上去了。我们演京剧《沙家浜》的片断时，队里考虑到我的这个情况，决定让我演唱词最少的程书记，就唱四句：‘病情不重休惦念，心静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到‘草药一剂’的‘一’字时上不去，总需要台边的人帮我唱一嗓子带过去。因为不能唱，队里在排练京剧《海港》片段时，把我发到了后台。我是舞美、电工、木工什么都来，队里的布景、道具、灯光都由我和刘师傅管。我们用纸浆一层层地糊出了港口的桩子，又画天幕灯，做变形阁，描绘海港的蓝天，要是画深了，再往下洗颜色。我们还钉出了方海珍书记办公室的窗户。和下大田的农业连队战士相比，我们过的简直就是贵族的日子，宣传队全脱产，俱乐部烧暖气，一星期洗一次澡，吃饭在团部招待所食堂，那里的油烧茄子太好吃了，我们在开饭前半小时就想到食堂排队。
“我是个政治上很正统的人，当时讲话了，就是积极要求进步。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那时‘左’得够呛，喜欢说官话，一开口就是大道理。为了帮助同志，小报告我也打过，所以我在宣传队里一度受到孤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去佳木斯演出。大家热热闹闹地要在英雄刘英俊塑像前照相，我一凑上去，谁都不吱声了，明摆着是不愿意和我照相。这太让我栽面儿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了。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的人缘何至于差成这样？我把自己的苦闷说给父亲，他回信送我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让我明白了宽厚待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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