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行这样的方式，可见蒋光鼐和蔡廷锴的信心，因为此前早已经安排好了。不意外的原因是，这实际上是一场事先就异常张扬的开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齐福霖说。十九路军第156旅旅长翁照垣的回忆录印证了齐福霖的说法，回忆录中称，当时“由于预知日本图谋进犯，故我军也在各个扼要路口布置防御工事”。因为“在这一两天，日军当局曾一度声明将采取必要手段以实现他们的五项要求”。

 

　　所谓的五项要求还要回溯到1932年1月18日日本自编自导的一场闹剧。1月18日下午日莲宗和尚天歧启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等5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借口，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敲打扁鼓，走走停停四下窥探。三友实业是上海一家有名的民族企业，据说还是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的主要爱国活动基地。三友实业的工厂门口张贴着一幅巨型的宣传画，画面是一个工人义勇军战士拿枪对着日本的侵略者。据齐福霖的研究，当时的三友义勇军拦住日本和尚，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些身份不明化装成工人模样的打手，把日本和尚打得一死四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事实上，驻沪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后来在日本NHK电视台接受采访时透露，这些所谓殴打的“群众”是川岛芳子和他安排的，在访谈中他曾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以乘机小题大做。”1月21日村井仓松更是气势汹汹地跑到上海市政府，一口咬定杀害日莲宗和尚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的工人，向市政府提出五项要求：一、上海市政府必须表示道歉；二、赔偿被害者；三、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四、搜捕抗日团体；五、中国军队还要从上海地区撤退30华里。

　　“就是这么五项要求成了导火的引子，但实际上日本的开战是事先张扬的。”齐福霖说，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宣称，如果在1月28日晚间没有被接受，就将发动战争。而就在发表宣言之前，日本从1月21日就开始频频调兵遣将。21日日本海军当局派出巡洋舰“大井号”，第15驱逐舰队，同日又从佐世保派出航空母舰“能登昌号”。24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在上海增加武装力量并令大使重光葵迅速返回上海主持。一般情况下，日本在上海常驻军舰只有一两艘，陆战队六七百人，到“一二八”当天，日本在上海停泊的军舰增加到24艘，陆战队六七百人，武装浪人3000人左右，飞机40架，铁甲车十余辆。另外在长江各地还有驻扎军舰14艘备用。

　　根据翁照垣的回忆录，从1月28日上午9点开始，横滨路附近的日本小学校，已经调来两百多个海军陆战队员，江湾路日军司令部附近，也有日兵四五十名，机枪三挺，一早就开始和翁照垣对峙着。而另据李以匡的回忆录，“入夜后，日军开始集结，用装甲车巡逻并用探照灯乱照”。那时候蔡廷锴正在静安寺路19号和朋友用餐闲谈，入夜21时，他就看到虹口花园各商店、居民纷纷搬行李逃避。翁照垣在回忆录里说，其实当时的将领都明白“这场仗是避不了的”。

　　板垣征四郎的阴谋 一场为了争风吃醋的战争

　　就在这天，日本天皇裕仁还在烦恼另外的事情，“根本没有把日军在上海的这次行动放在心里”。根据日本学者河原敏明的研究，“一二八”当天，生育后嗣是裕仁天皇最头疼的事情，皇后好像根本不像有生太子的势头。1925年12月生照宫成子公主，1927年9月生久宫佑子公主，1929年9月生孝宫和子，1931年生顺宫厚子，而1932年皇后又怀孕了，在这天太医初次向天皇的汇报，估计又是个女的，天皇为此苦恼着要怎么处理。根据他的侍卫官奈良日记的描述，这个皇帝有个坏习惯，思考的时候习惯自言自语，而且越是难以抉择越是自言自语成大声。所以本来应该是属于机密的许多事情，因为这个天皇的大声嚷嚷而成了众人皆知的事情了。

图片说明：裕仁天皇

　　“天皇不知道，正是他上个月所表彰的坂垣利用海军争风吃醋挑起了这一天的进攻上海。”齐福霖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获得大量的奖赏并被日本本土看作是英雄使得当时海军眼红。”根据日本海军的来往信件，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有点急不可耐地说：“不能让陆军抢了风头。我们海军也要赶快表现表现。”当时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回忆录里记载了当时海军的争宠心理：“正当陆军在中国北方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好像可以要与陆军竞争似的，上海的海军也表示了强硬态度。”

　　正好是在海军急不可耐想挑起事端表现的时候，1月8日天皇的仪仗行列路过樱田警视厅门前时候，朝鲜人李奉昌仍了一枚炸弹，但因掷偏而天皇没有受伤。上海的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第二天的报纸报道了这条消息并说：“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好像在惋惜暗杀事件没有取得成功。当时侨居在上海的日本人有3万人，居各国侨民人数之首。1月9日开始，日本的侨民开始上街游行。

　　而此时最初由上海商人组织的针对万宝山事件和朝鲜大屠杀作出反应的经济抵制日货运动，在“九一八”以后很快普及开来，并且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与蒋介石争相迎合国内民意，最终批准地方党的机构直接支持抵制日货运动的组织，上海国民党党部也资助了抵制活动。“这惹怒了众多日本大企业，他们也开始在叫嚣要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看。”齐福霖说。

图片说明：板垣征四郎

　　实际的点火人是田中隆吉，背后策划者却是发动“九一八”的坂垣。根据记者收集到的《田中隆吉著作集》里的描述，在1932年的1月10日，“九一八”的主要策动者、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就给田中隆吉发去了一封长电，同时通过上海横滨正金银行给他汇去了两万元经费。电文的内容大意是：满洲事变已经按计划取得进展，但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惧怕国联反对满洲独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

　　坂垣发这个指示有一个背景，“当时英法美对日本侵略东北原本是纵容，其目的是鼓励日本对抗苏联甚至北上进攻苏联。但日本在占领东北后就停止北上，努力巩固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建立伪满洲国，这不能不引起英、法、美各国对自身利益的担心。所以1931年12月，国际联盟通过了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的决议，插手东北。所以日本企图在调查团到东北之前放一把火，以此分散注意力，而日本选择上海的原因是这里集中了各国在华的主要利益。”齐福霖说，“田中隆吉策划的日僧事件无疑成功了点燃了双方的矛盾，可以说，无论是海军还是中国的当局者显然都被坂垣利用了。”

　　淞沪抗战无可避免 十九路军的抉择

　　在这个“寒冻异常”的1月28日早上，蔡廷锴还在忙着接待来自蒋介石的信使。因为妻子不适应这样的天气，他们夫妇到了将近9点才起床，结果甫一着好衣，时任上海市商会主席的王晓籁及杜月笙就来“慰问”了。蔡廷锴这样回忆了当时的他们的原话：王、杜两君说贵军长体念政府的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驻军，以求息事宁人，保存上海数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同人等无限钦佩。除代表上海民众慰谢外，并预祝军长北上杀敌成功。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自从1931年年底被调到上海就很郁闷，此前的太平无事，让他觉得日子很难消磨。而且从1月起雨就下个没完没了，而从广州到上海临时换个地方又没有其他朋友，用他的话是“寒风微雨，无处可游，只好四处消磨”。而妻子还在家里闹着嚷着说住上海不舒服。让他烦心的另一件事情是十九路军从1931年10月起，就从未领到分文军饷，蔡廷锴几次找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但让他恼火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从未拖欠。

　　所谓的北上杀敌其实是蒋介石对他认为“不听话”的十九路军的安排。早在1月23日，在得知日本派遣舰队的时候，蒋光鼐断定无论再怎么屈服日本总会有一战，刚出院的蒋光鼐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驻上海部队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这个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一、如果日军进攻是不是抵抗？二、如果抵抗，在哪里抵抗？这个会上群情激愤，决定保卫上海，也就在当晚的19点，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向全军发出密令，布置了应变措施，并且不顾南京政府军政部的警告，明确命令——假使日军确实向我阵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齐福霖说。当时的蒋介石已经宣布下野，但仍在幕后指挥。1月27日夜里，何应钦给蔡廷锴发了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务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事。”并命令78师将将防地交给蒋介石的宪兵第六团接防，并叫十九路军在28日做好北上抗日的准备。这个决定是蒋介石在1月27日夜里向何应钦交代的，根据温济深的研究，1月27日晚，在蒋汪密谈28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的合作方案时，何应钦及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打来电话，蒋作此安排。

　　所以1月28日一早，何应钦和吴铁城就兵分两路，何应钦到蔡廷锴那边作慰问，而吴铁城于当日清晨即开始取缔抗日团体、禁止民众抗日集会的行动。下午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奉命将全部承诺五项要求的书面答复送达日本领事馆。

　　根据李以匡的回忆录，在何应钦的敦促下，28日上午蔡廷锴只好电告十九路军78师师长区寿年，准备下午待宪兵第六团第一营营长李上珍到达上海北站后，即做移防交代。

　　不过交防还是出了问题。李以匡这么回忆：“是日下午16时，何应钦限制下午18时交代完毕。17点左右，宪兵团先遣部队陪同宪兵营长李上珍到闸北个路口视察。此时日军陆战队已经在北四川路、老耙子路等步步逼迫，似有一触即发的模样。区寿年向所属各部询问前线情况及各路工事加强程度，各路官兵纷纷请求决心一拼，不愿交防。区寿年乃以电话向蔡请示并要求于1月29日才交防。蔡廷锴和蒋光鼐商量，下命令当夜日寇来犯即行抵抗，决定如当夜情况不变，1月29日交防。”也因为这是公然变更蒋何的命令，宪兵营长李上珍气急败坏地赶忙电告吴铁城，但此时，枪声已经响起。

　　“曾经有人说是第十九路军鲁莽，要不完全可以避免淞沪抗战，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齐福霖说，根据他的研究，上海市府的复文是1月28日下午13时45分送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当晚20时半，日方即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所谓“公告”，要求“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立刻撤退”。为免失却出兵进犯借口，又故意延至当晚11时25分才以信函形式分别送交上海市长及公安局长。在仅仅通报吴铁城之后的几分钟，甚至还没有确定最后通牒送达吴铁城的手里没有，盐泽幸一就立即派遣他的海军进入闸北。也就是说，日本根本不会给中国任何机会，日本海军显然急切地想打一仗，证明海军比陆军强。

　　国民政府的风云涌动 蒋介石的另一个战场

　　但是在1月20日蒋介石的心里，或许同样在这天召开的中常会才是他的主战场。根据当时的京沪总指挥官陈铭枢的回忆录，这一天一早蒋介石和他长年的政敌汪精卫竟然一同亲密地走进了中常会的会场。

　　这是他在12月15日以后第一次回到南京。由于党内元老的力量支持，在那一天举办的联合会议上，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军队总司令的职务，只保留他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资格，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成了行政院院长。那一次的辞职，几乎是蒋介石最大的危机。但他辞职那天，主持了行政院国务会议，决定改组苏、浙、赣、甘四省省政府，以他的亲信军人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以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而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带领所有工作人员集体辞职，并带走所有账本。显然他是为了重新夺回权力埋下伏笔。

　　可以说是这样一次国难帮助了蒋介石。军事紧急加重了财政负担，在蒋介石带着宋子文下台时，还故意拖欠银行界1000万元。1月21日情况告急，四方要求抗战的呼声提高，“孙科政府曾想筹款1000万元，经多方设法也只得300万元，而照中央军政费每月2200万元计算，仅够4天开销。”陈名枢的回忆录里这么叙述。这件事情逼得刚上台不久的孙科几次提出辞职，最后一个导火索则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埋下的。当时孙科的心腹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建议政府采取对日绝交方针，此时蒋、汪则早在杭州密会就达成协议，1月24日，南京召开中政会议，联合抨击这个方针，致使陈友仁和孙科再一次集体辞职，此时，经蒋汪密谋，蒋又走到台上。

　　28日这一天，蒋介石主持会议，在几乎没有异议的情况下通过了以下决议：“一、行政院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兆铭为行政院长；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而29日的中常会，蒋介石成为以应对日本局势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此，蒋汪各自取得了交换的条件，“最大的胜利者还是蒋介石，这次策动不仅挤掉了党内的竞争力量，也支配了汪精卫，从此蒋介石由此成了国民党里享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人。”

　　“一二八事变”中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

　　正是川岛芳子主要策划的日僧事件点燃“一二八事变”。从清朝王女到日本间谍，传奇性的经历使川岛芳子因此被不断演绎。“姐姐很聪明，但她其实并不知道自己为谁做事。”爱新觉罗·显琦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这么评价她的姐姐。川岛芳子的妹妹爱新觉罗·显琦(又名金默玉)已经87岁了，她现在住在河北廊坊，每年都要到日本去住一阵，她告诉记者，姐姐川岛芳子是清朝肃亲王的第十四女，而她是肃亲王的第十七女，根据日本学者上坂冬子的说法，她和她姐姐长得异常相似。她的姐姐金碧辉之所以成了川岛芳子是因为父亲肃亲王把他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当养女。

　　根据上坂冬子的研究，川岛芳子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的，之后就奉她的情人田中隆吉之命到奉天，投入板垣的指挥之下。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当时的“皇后”婉容接到东北，第二个任务就是到上海协助田中策划“日僧事件”。“姐姐是个充满才情的人，她能说中、日、英三种语言，又能歌善舞，这些使得她成了当时的交际高手。”金默玉说。事实上，日本曾有一个作家村松就以川岛芳子为原型写了《男装丽人》，据这个作家的说，芳子是个扮演男角色的跳舞名手，而且在华尔兹舞的比赛会上获得过一等奖。村松曾经为写作采访有两个月时间和芳子住在一起。据村松描述，“当时芳子的实际生活毫无规律，她每晚都要玩到深夜，第二天不到12点决不起床。当她要醒的时候，女佣人必须悄悄进入她的房间，开始为她放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接着再给她放爵士乐。”这样的交际能力使芳子成为日本当时最重要的间谍。在“一二八”时，她因为和国民军队的军官熟识，轻而易举单身潜入吴淞炮台查点炮数。通过舞会的机会，他从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科口中得知国民政府的许多举动。

　　但她显然还是个轻佻多嘴的人，据上坂冬子研究，她和田中隆吉、日本许多海军军官保持着暧昧的情人关系，而据《田中隆吉著作集》的记载，随着间谍活动的成功，“芳子开始陶醉于取得的成功和名声，四处宣扬自己做的事情。芳子说的最著名的段子是‘一二八事变’中所谓‘肉弹三勇士’的秘密，说上海庙巷镇三个抱着炸弹而冲入敌阵与敌同归于尽当时被崇拜为军神的北川丞等三人，实际上是他们错把1米的导火索弄成50厘米而造成的事故死亡。”因为这件事情芳子被田中要求坂垣接走，而坂垣当时则让她到刚刚建立的满洲国执政府去当女长官了。日本战败后川岛芳子以汉奸罪在北京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