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新疆知青，除了和其他省份的知青一样有务农劳动的经历，还由于我们是文革初期最早下农村去边疆的，更多了一份经历武斗动乱的复杂经历。群众斗群众，是非冤屈，黑白对错，难以辨别。在以后的几十年都没有厘清。它只是留在我的记忆中，而在国家历史的长河中连小小的浪花也算不上。 我在上海生长到19岁，读了12年书，从重点中学高中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写了血书誓言，支援边疆建设。刚到新疆不久，我还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上海知识青年，便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新疆兵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逃过学，也没有离开过家，所谓潜逃和追捕，只是在小说或收音机里得到的故事，可是在新疆生产兵团，我却屡次经历了逃跑与被追捕的惊险历程。 那是1966年的冬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席卷到了石河子的戈壁深处，包括我所在的上海支青连。开始还有两派，67年“石河子1.26事件”后，有官方背景的“野战军”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大权在握，勒令其他造反群众组织马上解散，所有成员必须反戈一击，“弃暗投明”。其实我们大多数上海支青开始也不热衷于派别斗争，只是觉得这“野战军”太不讲道理，仗势欺人，排斥异己，文化革命的中央文件本来就提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凭什么把只是观点不同的其他造反头头都拉出来批斗？还逼他们认罪。于是，从抱打不平、维护公道的单纯想法出发，我们几个上海知青顶风扯起了一面造反大旗——这是符合当时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规定的，可在造反派万马齐喑的石河子地区，却成了件了不得的大事。于是，以农场政委为首，武装科长为辅的工作组带着警卫班杀气腾腾地开进了我们连队，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叫到办公室讯问，其情景就跟以前国民党特务机关拷问共产党烈士差不多了，特别是对我。 ——“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父亲又当过右派！你还想造反？造谁的反？我们无产阶级能让你翻天吗？” ——“看你还年轻，又是积极要求支边的上海青年，只要你反戈一击，彻底悔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欢迎你回到革命队伍里来的。” 我那时正是信念坚定，无所畏惧的时候，软硬不吃，当然不会随便动摇。 ——“看来不给你一点厉害，你还顽抗到底了？”武装科长把腰间的手枪“唰”地一下拔出来，往桌子上猛地一拍。“带走，押劳改队去！”边上的警卫一把扯住我的胳膊，把我的头使劲往下按。 我还是不屈服，沉默了好一阵，政委开腔了： ——“听说你在上海还是个青年标兵，重点高中的优秀生，你若能悔过自新，跟党走，前途还是光明的。现在总场中学的老师都被打倒了，我们正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热血青年去补充教师队伍，……可是——何去何从，你可得想好了！” 我当时正血气方刚，大义凛然，怎么会转弯呢？好在夜已太晚，他们决定第二天一早把我押送到武装值班连去劳改。 当晚我偷偷地跑了。因为我事先有过思想准备，而且向一个平时对我很好的老职工打听过逃跑路线。尽管冬夜严寒，我束紧棉袄，脚踏毡筒，从冰面上翻过连队旁的大沟渠，穿行戈壁滩，向老乡公社方向逃跑了。据说，30多公里外就是沙湾县城，那里有地方造反派可以解救我。可是，跑了一夜，天刚放亮，连队的马匹就追了上来，把我夹在马背上，像押囚犯一样带回连队，随后警卫又用枪杆子把我押送到值班连去了。——原来，我这边一跑，那个老职工就把我出卖了！ 由于中央文革也没有明确说兵团只容许“野战军”这一个群众组织存在，没多久，其他造反组织在各连队又复活了起来，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受压制的上海知青。我们总觉得“野战军”太不讲理，惟我独尊，飞横跋扈。我们认为，兵团的人员本来就复杂，“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或者沾亲带故地能找点毛病的起码占一半以上，加上每个连队都有一、二十个“九.二五”起义的国民党老兵，以及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简直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特别是那几个复转军人头头，仗着有三块“金牌（贫下中农，共产党员，转业军人）”，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不懂生产，人们的生活供应也越来越差。说到底，我们扯起“造反”大旗无非是表示了对正义的一种追求，为群众力诉公正，替百姓申张不平。由于这些人品行比较正派，不趋炎附势，所以在连队中很得群众的拥护。 但是“野战军”在争权夺利上是毫不手软的，而且又有支左解放军的支持，67年的夏天他们又下手了。那天晚上，军代表连同“野战军”的几个头头和打手，把造反派的头头一个个地叫到办公室去审问——不投降的就抓走！ 我因为出身不好，大家并没把我推为头头，但“野战军”方面很清楚我在造反组织里起的作用。半夜里，把我这个重点对象叫去了。又是一番威胁利诱，因为军代表是代表解放军的，我已经没有退路了。说起来我那时也够坚强的：尽管上一次被抓到值班连，在枪杆子下劳改了一个多星期，大会批斗过，也被毒打过，可我就不投降，这一次你们也休想叫我求饶。折腾到半夜，他们也无计可施了，说我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叫警卫把我押回宿舍，第二天一早就送劳改队。可我怎么能束手待毙呢？ 约莫到了清晨三、四点钟，同舖的支青小乐大摇大摆地走出宿舍，装作到西边的树林子里撒尿，因为我俩个头差不多，就把警卫引过去了，我趁机翻过走廊东头的窗户，又逃跑了。我先跑到连部对面包谷条田的那一头，顺着毛渠，找到我前几天埋在泥土里的两个糖包子，塞在棉袄里（新疆日夜温差大，夏天在外也离不开棉袄），越过玛拉斯河，向对面的卅团农场跑去。再也不敢走大路了，穿行庄稼地，越过戈壁滩，还有很长一段路是在玛拉斯河河壩底下的荆棘丛林中迈行的。饿了吃口馍，渴了就喝口渠水，好在是夏天，冻不着，饿不死啊!那一天，我差不多跑了十五个小时，直到黄昏，才走到玛拉斯县城。在同一派战友的帮助下，第二天逃亡到了乌鲁木齐。 在乌鲁木齐熬了大半年，中央文革领导为了稳定边疆，抵御“苏修”，又一次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这一派出卖了——这哪是什么革命啊：管你是非如何，只根据政治需要！可这不把几百万当年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揭竿而起浴血造反的群众推向火炕了吗？而且发话的正是人们一贯崇敬的那几个领导人，把我们统统定为“王兵派”，虽说含含糊糊，叫人费解，但“野战军”不说也就成了“革命派”， ——他们人多为王，当然要依靠他们稳住新疆，抵抗“苏修”咾。既然，中央已经定了性，我怎么还能流亡在外呢？是杀是剐，我也只有回连队了。 一到连队，就被关进了“老牛班”，班里不是地富反坏右就是“走资本主义的的当权派”。一块土坯20斤，一模子两块40斤，每天得打600个土坯，24000斤啊！从早到晚，挖土，和泥，翻泥，端模子，倒土坯，直到把晒得半干的土坯摞起来，把人累得骨架子都散了。在连里批斗还不算，营里还用拖拉机组织全分场的大游街，走到哪个连队就斗到那个连队。一车的“老牛”，把我也捎上，戴着高帽，挂着黑牌，连骂带打，什么样的羞辱都经受了。就这样，晚上还不让回自己的连队，说是这个连同情我的人太多，而把我关到了“野战军”力量最强的十八连，其中好几个“野战军”头头本来就是冤家对头。上次我在值班连劳改时，就是这伙人，见我不屈服，把灯一黑，推过来，搡过去，你一拳，我一脚，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十足的地痞无赖！那天晚上，我在禁闭室门缝里看他们进进出出，又在策划什么，估计又要对我下毒手了。如今，有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尚方宝剑，他们更有恃无恐，还不把我整残了！ 我灵机一动，装作要上厕所。因为新疆的厕所一般都离住房较远，警卫把我押到厕所门口就止步了。恰好厕所里没人，背阴面一人高的地方又有一个小窗户，我一纵身，从小窗户爬了出去，也不管窗户下面是不是粪坑，就跳了下去，拼命地朝连队外面跑啊！等后面追兵四起的时候，我已消失在郁郁葱葱的包谷地里了。在庄稼田里穿行了好长时间，我找到一个很大的麦草堆，钻了个洞，在草窝里躲了一夜。不过天亮之前我必须逃离这个连队。——可是，我又能往哪里跑呢？ 天苍苍，地茫茫，我一个20岁刚出头的上海知识青年，听共产党的话，来到边疆屯垦戍边，全心全意地投入文化大革命，我没有私心，只为了坚持正义，现在却被诬陷迫害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就这样，我也没有趁乱逃回上海。一方面，父母也正是倒霉的时候，还被专政着，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另一方面，我确实是“忠诚”地牢记党的教导，在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 那一夜，在广袤的田野中，万籁俱静，一片漆黑，我几乎绝望了。这时候，人已不觉得寒冷和饥饿，心情也远远不是难过和焦虑，而是快被逼疯了！-------要不是自己坚强的意志，恐怕撑不到文革结束。 19岁以前，我没有逃过学，离过家，这才一年，我竟然在兵团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逃跑了三次。我不明白，我不是囚犯，也没有犯罪，甚至可以讲除了“跟党走，听毛主席话”，我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要迫害我？到底是谁在犯错？以前我们老是歌颂“亲爱的妈妈”，对党的组织、领导可说是一片忠诚，忠心耿耿，可妈妈有这么残忍吗？ 后来我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这段暴虐史中，被害得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中国人还多着呢！我的当逃犯、受迫害经历也不算最倒霉的。可是问题是，为什么那段暴虐史不能得到纠错，吸取教训-------难道我们就这么容易遗忘，而不愿意认真地总结、深刻的反思呢？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