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电视台接连播出的几出“知青戏”，作为一个老三届、老知青，总有如喉鲠骨的感觉，意欲一吐为快，草成此文，希望能借贵报一角，表达当年知青的心声：期待着今天的编剧们能够正确、公正、客观地对待昨天的知青，切莫误导观众、尤其是未曾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年青一代！

信件发出后的一个星期四，我忽然发现，我的稿子在《每周广播电视》报上发表了！内容略有改动，题目改为《真有这么多孽债吗》。我寄出的稿子上用的是笔名，但是报上发表时不仅真名实姓，还有家庭住址。也许，该报“读者屋”的编者是以这种方式表明稿件的来源的的确确“货真价实”。随后，农友、同事、同学、朋友以至素不相识的知青来电来信向我表示支持……。还有多年失去音讯的农友，通过这次“读者屋”重新接上了联系。上海《追求》杂志的编辑一位还写信给我，他也是知青，与我观点一致，对“读者屋”编辑的“胆大妄为”深为钦佩。这位杂志编辑在稍后的一期上发表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想，题目叫《孽债别传》。时至今日，我们许多农友谈到当年那些电视剧仍然耿耿于怀……。 （08-11-06）

最近一个时期，电视台在“黄金时间”里接连播出了几出描写当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连续剧，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电视剧的“热点话题”是“知青与‘孽债’（私生子女）”。《孽债》一剧一下子“推”出了5个私生子，每晚在荧屏上“炒作”，一时把上海乃至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象真的一样”，换来不少人一掬同情泪，更有不少当今的青年人看了该剧后相当认真地问我们这些“过来人”：“你们可曾留下孽债？”最近正在播映的《遭遇昨天》，虽然到目前为止只出现了一个被遗弃的私生女林香，但以“正面形象”出现的石迈、刘琳也遇到了“麻烦”，他们之间也有一个非婚生的儿子！于是又引发出天真的好奇：“你们当年就这么‘一片混乱’吗？”诸如此类的发问，也许确实出于提问的人天真与好奇，但这样的发问无疑起源于上述电视剧的“导向作用”。

据披露，《孽债》的编剧就有意淡化了原小说中关于上山下乡阶段的描写，大大压缩了这方面的内容，而集中笔墨描写了被遗弃的私生子女来沪寻亲的情节，通过他们的不幸遭遇点出了主题——“孽债”；《遭遇昨天》也只是把“老知青”为“第二故乡”作贡献仅仅作为陪衬和点缀，重点还是在知青及他们的私生子女。

作为当年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亲身经历者，不能不对电视剧的编剧们大声疾呼：请勿胡编乱造！请真实地描写历史！

作为当年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回首昨天，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昨天，我们没有留下孽债！

如今被某些人“热炒”乃至“恶炒”的“孽债”、“私生子女”，其实连起码的推敲都经不起：

当年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的去处都是“老少边穷”地区，辛勤劳作一天还不够买一天的口粮，知青的报酬则更低，因为我们无权享受“同工同酬”，能适应艰苦环境已属不易，那儿还敢奢望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呢？！此其一也。

当年大力批判“封、资、修”，“灵魂深处闹革命”，恨不能荡涤世间凡人的七情六欲，连留在城市、进厂做了工人、成为“最先进、最革命的工人阶级”队伍一员的青年人都不敢堂而皇之地谈情说爱，唯恐沾上“腐朽、黄色”的边，城里的青年人尚且如此，更别说我们这些“必须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了。此其二也。

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无不企盼着“上调”回城、“招工”回城，即使回不了上海等大城市，也要跳出“农门”，而“招工、“上调”时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未婚”！在如此重大的抉择面前，再“热恋”的知青也不会“热婚”，怎么可能到今天一下冒出那么多的私生子女呢？此其三也。

当年也确有极少数知青的理性不敌感情，“胆大妄为”，偷吃禁果，但遗弃自己亲生骨肉的，则极为鲜见，一方面，当年的知青是五六十年代教育方针的“产物”，大多具有相当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风气和社会舆论也相当严厉，不允许发生这类有悖道德、人情的行为。此其四也。

我们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谈及上述电视剧，都认为剧中所描写的人、物、事没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接触到的人群中，无一背上这种“孽债”的，甚至没有听说过有这等事情；对剧中的知青遗弃亲生子女之举，更是嗤之以鼻，这种人连起码的道德感、责任心都丧失殆尽，实在不值得描写；如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们搬上荧屏，简直成了当年知青的“代表”、“典型”，实在是对我们这代知青的贬低、歪曲乃至污辱！

总之，在“上山下乡运动”寿终正寝十余年后的今天，大肆“炒作”“昨天”发生的个别的现象，渲染得仿佛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这对历史、对现实、对历尽艰辛的千百万知青、对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