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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是一色的硬座，车厢里很少有人哭，倒是有不少人在车厢里走动。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原来是我在中州路第一小学的同学吕振裕。他小学毕业后，考进虹口中学，这次去江西，分在鹿冈公社的立新大队（后为洋坳大队）。 3月5日下午，火车到了江西的樟树站，有一溜带着帆布篷的解放牌大卡车在等着我们。领行李，上卡车，车队向永丰县进发。我站在车厢里，身体随着汽车的颠簸而不停地晃动，我紧紧地抓住车上的撑帆布篷的铁杠子。 天色渐渐暗了，卡车打开了头灯。 “快看快看！”不知是谁叫起来。我回身朝后望去，只见逶迤的公路上，解放牌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明亮的头灯射出的雪白光柱在夜幕中移动，路边山上的树木随着光柱时隐时现。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新奇的景象。 车队到达永丰以后，我们在县城最大的永丰饭店住了一晚。 3月6日，卡车队分几路到各个公社。到鹿冈公社的车队中，我们的车第二个停下，其他的车晃晃悠悠沿着乡村简易的土石公路继续往前开。 “先锋大队到了，下车！”我们学校带队的工宣队小李师傅跳出驾驶室，到大队负责人老高家里讨论分配方案，他们要把我们分派到各个生产队去。 有一个同学得意地自言自语：“我研究过了，在农村，越是靠近大队部的地方条件越好。”（哈哈，他的话我们都听到了。） 他望着围观的老俵，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老俵们看着我们这些据说是上海来的陌生人，大都不说话。一个老俵迟疑了一下，说：“先锋六队……袁家村……” “好，我就要在六队。”那个同学说。 过了一会儿，小李师傅和老高过来宣读名单，只记得我和崔应辉是分到六队的。 大家已经知道六队是比较好的地方，有很多人不同意分派方案。想分到六队的那个同学很严肃地对农民说：“你们知道张春桥吗？他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是我们上海的。”他话里的意思是让当地人不要小看我们。可是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张春桥是何方神圣。 一片吵嚷声中，小李师傅和老高宣布这个分配方案作废，改为自由报名。 “谁去先锋四队？”没人应声。静了片刻，崔应辉问：“四队有多远？” “两里路左右，就在山那边。”四队来接人的张绍远队长应声答道。 崔应辉看看我：“怎么样？” “我跟你。”我说。 崔应辉大声说：“好，我们中二乙班到四队，加上中三甲班的夏建丰一共七个人，到四队去。”我们学校是试行五年制的中学，学校里年级和班级的叫法和大多数学校不同。崔应辉是中二乙班的“头”，因为他们1968届的学生没有人分配到工厂，全部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所以每个班级到江西的名额要多一些。 “可以，不过人数少了，还要再加两个。”小李师傅说。 “我们中二甲班的两个女生过去，我们男生不要和他们在一起。”中二甲班的男生说。那时候，城里的初中学生中间“男女授受不亲”的现象十分普遍，男生和女生之间，平时基本上不说话。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跟着张绍远，向先锋四队（里陂上村）走去。身后那些还没有分配的同学，团团围住了小李师傅和老高。 我们走后，想到六队的那个同学如愿以偿，分在了六队。 而分到五队的同学立刻发现，五队离六队所在的大队部只有二百米，而且还是公社所在地，太好了。 到里陂上村“插队落户”的九个同学是：中二乙班的崔应辉、薛志民、李桂英、王君薇，中二甲班的咸钊、郭芬，另外还有薛志民的姐姐薛和平、薛志民的邻居冯金生，最后是我夏建丰。我们四个男生五个女生组成了一“户”，却又和普通的农户不同，一般称作“集体户”，也称“知青班”，崔应辉任班长。 我们走了二十分钟，到了先锋四队，也就是里陂上村。 里陂上的村口有一道二尺高的木坎，我们迈过木坎进村，引来了零星的狗吠。狗们看见领头的绍远队长，就息住嘴，对我们摇摇尾巴，趴下了。几只猪在村里闲逛，时不时哼哼着用长嘴检查一下地面。三五只鸡缩在墙边，有的用爪挠一下头，有的忽然一抖擞，全身的羽毛张开，很像我母亲在上海晒台上养的鸡。 我们跟着绍远进了生产队的仓库。村民出工去了，只有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好奇地在仓库门口东张西望。多数孩子头上戴着传统的绣花虎头帽，颈上戴着银制的项圈，有的孩子头上则戴着呢子做的藏青色“解放帽”，是解放军戴的军帽样式。孩子们红扑扑的腮帮子上，明显有着黄褐色的皴皱条纹。有一个孩子死盯着我看，原来是发现了我新大衣上的海虎绒领子。他流出来的半截鼻涕正随着呼吸，一伸一缩地蠕动着。 绍远取出一挂红色的鞭炮，走到仓库门外，划一根火柴，点着了鞭炮，用传统的礼节来欢迎我们。在震耳的“叭叭”声和袅袅的青烟中，门口的那几个孩子兴奋地冲上去，紧张地搜寻着落在地上没有炸响的“哑炮”。我立刻回想起读小学以前，自己在上海的弄堂里也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仓库进门的左边是两个木制的谷仓，墙边四散放着几架车谷的木制风车和一些箩筐。厅堂的中间有一些条凳，上面搁着铺板，这就是我们男生的临时住处。女生暂时住在村民家里。 我看见几架风车上一律用毛笔写着“先锋壹队”，而箩筐上有的写着“先锋一队”，有的写着“先锋四队”，心里有些不解，便问绍远队长。绍远告诉我们，1950年代农村“合作化”的时候，里陂上村就是“先锋合作社”的第一队。后来成立了“鹿冈人民公社”，我们是先锋大队的第一生产队。前两年巷口大队和先锋大队合并，里陂上村便成了先锋四队。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写着“先锋一队”的箩筐看上去旧一些。 我又问绍远，里陂上是什么意思。还有，里陂上的“陂”字，为什么不念“皮”而是念成“逼”？ 绍远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们村就叫里陂上，“陂”的意思是我们每年要在河里作陂引水。 绍远首先介绍村里的政治情况，他说，里陂上大多数人家姓张，只有两三家外姓人。没有地主富农，基本上都是贫农和下中农。不过，去年从永丰县城里下放来了三家，分别是解放前的伪保长、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 绍远领我们来到一幢破旧的大房子里，介绍说，这是原来村里的祠堂，解放后在土地改革时分给了村民。现在祠堂的后厅和两边的后厢房空着，准备让你们上海佬住。 我们进到准备给男生住的厢房里一看，宽不到三米，长约六米，黑乎乎的没有窗，泥土的地面。房间的一端是篱笆，篱笆的另一边是前厢房，住着村民周恩绍一家。 后厅里有人正在为我们煮饭，绍远说这是张发茂，原来也做过队长。李桂英马上说：“老队长好。”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里面的老队长是个立场坚定的好人。从此以后，发茂就成了里陂上的女知青口中的老队长，我们男生多半叫他发茂。 晚饭后，大家感觉累了，我们男生到仓库里，在铺板上打开铺盖睡觉。我翻出带来的学生字典，在油灯下查看，发现里陂上的“陂”字，按照普通话应该念作“杯”，陂的意思是池塘。这和绍远队长说的“作陂[1]引水”有些不一样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翌日起床时，只听见崔应辉在那里大叫：“袜子，我有一只袜子不见了。”我马上想到自己昨晚压在枕头底下的袜子，连忙翻开枕头一看，袜子还在。崔应辉最后在墙角找到他那只绛红色的袜子，已经给老鼠咬破了。发茂来叫我们吃早饭，我们抱怨有老鼠，他笑着说：“家家都有老鼠，仓库里老鼠当然更多了。”啊，课本上读过“官仓老鼠大如斗”，仓库里的老鼠确实厉害。 第二天，工宣队的小李师傅来里陂上村看我们，关照我们先不要出工。他认为大队和公社对知青的安置工作不够重视，做得不好，他正在和公社交涉，还准备到县里去反应情况。我心想，不让我们出工也成为他交涉的筹码，难道是他把解放以前上海工人罢工的传统带来了？ 第二天晚上，吹熄了油灯，我们四个人不约而同地在黑暗中睁着眼睛，静静地等待老鼠的出现。果然没过多久，老鼠们开始在楼板上活动起来，跑来跑去，跳上跳下，像打鼓一样咚咚作响。墙角那边也有老鼠吱吱叫，有息息索索的响动。突然一只老鼠从我们睡觉的铺板上沙沙地穿过，我赶紧把头缩进被子，一动不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很快我们就离开仓库，搬到祠堂里住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吃饭用的方桌和条凳是从张梅发家借的，睡觉的铺板是从张发茂、张梅魁和周恩绍家借的，晚上点的油灯是张梅魁家的。水桶是借的，水缸是借的，连尿桶也是从村民家里借来的。 我们还知道，根据上面的要求，生产队很快会在祠堂的厢房里开窗（没有玻璃），还会请木匠给我们打一张吃饭的方桌和四条长凳，给每人打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板凳（小板凳现在上海祥德路的家里）。当然还要用两只尿桶，男生和女生房间各一只。 几十年以后，我看到书上说，从明朝开始，江西的山区有一种小型的农田水利设施，叫作“陂”。“陂，壅也”，“小港小溪截其流以为陂”。怪不得里陂上村在芮源水库建成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村民年年要砍下大量的脚柴（灌木），壅塞在村前面的小河里，作成一道陂，用来抬高河里的水位，引水浇田。这应该是里陂上村名的来源吧。我想，鹿冈地区的村名中，大凡带有“陂”字的村落，比如芦陂、潺陂、里陂上、东陂上，等等，都应该是坐落在小河边，因为可以在小河里作陂引水，所以成了村名的来源。 (图为夏建丰老师在回忆录发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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