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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51年3月，学龄前没有上过幼儿园，这也就没有了照幼儿园大班毕业合影照的机会。1964年秋，小学毕业，我们全班五十几位同学和老师们照了毕业照，我保留至今，时常端详照片，回想联翩。我本该1967年初中毕业，1966年五月间文革突发，我上到初二就停课了，停摆两年后，同学们陆陆续续各奔前程，学校根本无暇顾及照集体毕业照的事儿。我推想，除了六六届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可能照集体毕业合影，其他的“老三届”同学恐怕都存在这个带有酸楚味道的历史遗憾。那么多届的中学生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而没有拍成毕业合影，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一桩非正常事件，恐怕举世罕见。 退休后，我分类整理多年积攒下来的多人合影照。一类是在职时的合影。在职多年，会议多，合影就多。进京参会，有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者并合影，拍摄地点大都是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金台宾馆等，我所站的位置，有时靠前，面目较为清晰，有时位置靠后乃至安排到最后一排高凳，面目较为模糊，得用放大镜辨识。这类照片所承载的信息还是蛮丰富的，记录着政治场的起起伏伏、升升降降、清清浊浊。 一类是我和学生们照的。我在天津对外贸易学校、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学校任专职、兼职、签约教师多年，每逢学生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我都欣然加入到毕业留影的队列。端详这类师生合影照，回想和学生们度过的美好时光，不由得心生谢意，感谢这一届一届学生们给了我生命的活力与朝气。 一类是和北大荒相关的多人合影照。自打1990年以来，大规模的北大荒知青联谊活动勃然兴起，1990年9月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北大荒知青的精神盛宴——《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这次回顾展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拍摄多人合影照的历史性机遇。我想，千万北大荒知青和我一样，手里肯定珍藏着那些难能可贵的多人合影照。1993年夏，黑龙江农垦总局和佳木斯市政府盛情邀请各地知青赴北大荒回访，我在受邀之列，留下了多张多人合影照。此后，我十二次回访第二故乡，每次回访都要和众多的荒一代、荒二代合影留念。每每看着这些照片，总是“一股热流涌上心底”（《北大荒人的歌》中的歌词），百感交集，多味杂揉，巴望着还有再回第二故乡的机会。京津沪交通便利，我们原四师三十三团、八五四农场知青的大型聚会隔几年就大办一次，即使在疫情吃紧时段，也没有完全挡住聚会的热忱。防疫政策重大调整后，三大直辖市人数众多的北大荒知青聚会陡然复兴起来，年逾七旬的前知青们抱着时不待我的热切，胸怀“二阳、三阳又如何”的胆气，尽情享受着一次聚会的快乐，留下了多姿多彩的合影照。 我此刻要表一表的这张旧照，拍摄于1974年4月8日，拍摄地点是我们四师三十三团团部——虎林县迎春镇，拍摄的由头是三十三团第三期马列读书班结业合影，参加合影的共43人，本人忝列其中。这张旧照中人员包括来自各连队的知青、团直属单位的知青、刚刚从迎春中学高中毕业的荒二代、团政治处的负责同志等。  照片中二排右五的那位女知青，是我同校同年级的张玉茹，她当时任12连副指导员，1975年秋，和我一起被推荐到天津上学，她在天津医学院，我在天津师院，玉茹主教病理课程，成了教授、博导。玉茹的学生遍及津门和全国各地，成为牙科医疗界的中坚。我认识她的几位学生，他们对张老师的评价颇高。 第二排左四那位是三连上海女知青于丹萍，照片中的她长得重眉毛、大眼睛，衣着透出上海时尚气息，在整个参照人员的服饰中不拘一格。从团部到三连，五连是必经之地，她曾经在路过五连时找过我，有过暂短的交谈，她说她的姥爷喜好书法，我写的字有点像她姥爷的字。多年以后，三连连长、我的中学老同学张福生告诉我，于丹萍到了国外，连队聚会也参加过，只是容颜较年轻时有了较大变化。嗨，谁老了没有变化啊！ 说到知青旅居国外，照片上第三排右四的那位是罗民炎，上海知青，当时在团加工厂工作。他在德国不莱梅科技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多年，曾到天津来看望战友，我们得以再次见面。2003年我随团到德国考察循环经济，大轿车在不莱梅科技大学校门前经过，因为代表团日程安排太紧，没能和罗民炎相见，可谓憾事一桩。 照片中第四排右二的那位是郝林厚，妥妥的荒二代中的杰出代表。在一个长时段里，八五四农场场领导班子中知青占了大多数，继这些知青之后，郝林厚、还有他的高中同班同学卢森元（森元是我们五连荒一代卢俊才的儿子）担任了八五四农场的党政主要领导，而知青曾是他俩的老师。在他俩担任农场党政主要领导期间，我们各地知青没少回访八五四农场，那种无话不谈、毫无戒备、亲密无间的浓情是建立在相识相知相信相交基础上的。他俩也曾到京津沪哈看望知青们，把酒言欢，良时恨短。在他俩之后，我也回访过八五四，到了迎春不再入住场部宾馆，不去打扰现任的场领导（几乎全部是外派过来的）。我和这些现任场领导见面，彼此客客气气，我累，人家也不轻松。 说了半天，我本人在哪里？请看第四排左三，那位是上海知青张政辉，地道的老高三，左四的那位就是本人，小立领里面还缝着白白的假领子。这位张兄好像先是在10连，后到团武装值班一连，和我的中学同学李福山、张桐桂、路卫生、周永和等是战友。今年，上海战友发来聚会照片，照片中的张兄明显壮实了，老来瘦挺好，老来壮岂不更好。张兄这拨老高三，完全可以当我们这些初中生的老师，同样是读马列的书，我连字都认不全，遑论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他们这拨老高三能够读得进去，入脑入心，时常能和导师们对话交流，进而形成自己的见解。 重看这张拍摄于49年前的合影照，我想重点说的是参加这期马列读书班对我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史上，组织全党学习马列著作是一大传统，从延安整风到文革期间没有中断过，只是学习的历史背景和直接原因发生了变化。1971年，为了配合批陈整风（陈为陈伯达），毛主席钦定了高级领导干部必读的六本马列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这一学习也在全党推广开来，一直延续到批陈整风后的批林批孔运动。当时，我和众多知青一样，认定陈伯达、林彪是大大的坏人，孔子不受待见，我们知青也就随着大势轻蔑地称之为“孔老二”，绝没有预判到这位“孔老二”在日后的历史变迁中复原到“老大”的尊位。至于当时党内大儒指的是谁，我们绝对想不到指的是周总理。我于1974年4月参加的这期读书班应当是配合批林批孔、暗批党内大儒这一政治大背景而举办的。 不可否认，那个特殊年代组织举办的马列著作读书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的看法是，其最大的缺点和危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采取实用主义、断章取义的态度和做法。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对之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和做法，断章取义，随意裁剪，势必会肢解它、歪曲它、玷污它，损害它。极左情势下组织举办的那些马列著作读书班对如我这般处世未深、理性思维全无、容易盲目信从的知青们来说，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固然没错，但在坚信中含有“左”比右好的认知定势是大有害的。关于那个年代马列著作读书班的历史局限性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讲到位的，此话题暂时搁置，下面只谈谈这次读书班对我本人的影响。 其一、培养了我对于理论问题的兴趣。当时我们团一连以上海知青为主体的“江帆学习小组”理论兴趣浓厚，在学马列用马列上做出了可贵的尝试。起初我对他们探讨的问题很是懵懂，经过自己读书，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和体悟。我被推荐到天津师院政史系读书，因为有了北大荒兵团学习马列理论的经历，入门较快，兴趣愈加浓厚，增强了主动学习的自信和动力。此后，我在学校、在直辖市党委宣传部门一直从事理论教学、宣传、研究工作，在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4年，也做出了一点成绩。可以说，我从事理论工作的起点应当是始自于49年前的那期马列读书班。 其二、强化了我的审视意识。因为我父母的家庭出身高了点，文革期间受到批斗，这令我很是沮丧和自卑。林彪事件的突发在事实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和不宜延续性，也引发了不少知青对文革正当性的疑问。林彪事件后，团里有一些知青的父母被解放，这些被解放的父母中有的把下乡的儿女办回城当做头等大事，眼看着这些有门路的知青伙伴先行撤了，留下的我们不免忧虑起自己的前途。我是带着“我为我的命运焦虑”（套用《北大荒人的歌》的歌词）的心绪参加读书班的。办这类读书班的本意是要通过学习马列的书增强誓死捍卫文革成果、坚定扎根边疆一辈子的决心，然而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那种批判精神或深或浅地影响到我们。当随后的邓小平复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等一系列政治变故发生时，我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但在一定程度上的审视意识还是有的，这种审视意识的启蒙是从参加那期读书班强化的。 其三、感念北大荒的培养。我在北大荒八个年头，正好赶上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组建到撤销改制，这个从“兵”到“农”的改制，着实凉了千万北大荒知青的心，着实伤了千万北大荒知青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兵团存在的八年，经济总账算起来是亏的，可见，半军事化的管理体制有着不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面，但对兵团知青的成长大有益处，我们成了“有大人管的孩子”，而且，这种管是全方位的，我本人就受益多多。和那些插队落户的同学相比，我在兵团所得到的比他们多得多、丰富得多，不仅是吃得好，而且精神食粮的供给也蛮足实。参加这次读书班，我感受到了被信任，激发了我积极向上的精神头儿。自打参加这次读书班之后，在团宣传股冯文启副股长和我所在五连的连领导的举荐下，我相继参加师部的文艺创作培训班、赴哈尔滨到省人民出版社改小说稿，简直是好事连连，直到我于1975年秋被推荐回津上学。此照片中第一排左四的那位是团政治处副主任王祥，左五的那位是跟班的负责人于俊鸿（按理说，应当有团里的现役军人参加这个结业照，不知为何他们没有来？），相由心生，这二位可谓是知青们的良师益友。这些非现役的干部原本是转业军官，他们和知青的关系较之现役军人们更加紧密，更加亲近，更加长远。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八年中现役军人对我们知青们的关爱、提携和培养，敲字到此，我脑海里浮现出团政委焦颖、团长赵文才、营长古云祥等现役团领导的勃勃英姿。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说过的这句重话，至今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依然是应当时刻鸣响耳畔的时代之问！  作者简介：1951年3月生，1968年10月7日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三团五连（现虎林县迎春农场），历任饲养员、养蜂员、农工班长。1975年9月被推荐入天津师范学院政史系学习，1985年9月考取全日制研究生，获法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副处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副局级巡视员兼理论处处长、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助教、讲师、副研究员、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理论方向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理论方向博士生导师，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海军后勤学院兼职教授、客座教授。获中宣部、司法部授予的2001——2005年度、2006——2010年度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黑龙江农垦总局授予的“北大荒人”、佳木斯人大常委会授予的“佳木斯荣誉市民”等称号。 自1993年至2015年间，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刊物《奋斗》等主媒上相继公开发表《多彩知青路 悠悠大荒情》《北大荒精神——我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三访北大荒断想》《七知青魂断女儿湾》《葬江花祭》《走出混沌》《呼吁忏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个问题的反思——与高皋、严家其先生商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老三届中产业工人的心态掠影》《人们怎能忘记她》《走出黑土地》《苦恋黑土地》《中国不存在失望的一代》《北大荒情思》《我那完达山的养蜂场》《魂归来兮》《我的五连系列》等数十篇关于知青专题的文章。（知青研究会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