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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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知青经历

时间:2022-07-03来源: 大家传播 作者: 林国晶 点击:
四十六年前,我刚从古田三中毕业,怀惴着对社会憧憬,面对着前程期望,踏上人生之路。当年但凡学生毕业,都要走上山下乡道路的。于是顺应形势我毫不犹豫地搭上了知青下乡的末班车,悠悠岁月,往事如烟。今天,拂去时光记忆的尘埃,当年那一幕幕鲜灵的生活场
 
  四十六年前,我刚从古田三中毕业,怀惴着对社会憧憬,面对着前程期望,踏上人生之路。当年但凡学生毕业,都要走上山下乡道路的。于是顺应形势我毫不犹豫地搭上了知青下乡的末班车,悠悠岁月,往事如烟。今天,拂去时光记忆的尘埃,当年那一幕幕鲜灵的生活场面和沸腾劳动的情景依然像过电影般呈现在脑际,成为挥之不去的珍贵记忆。回味那段"峥嵘岁月”,我曾经冲动过,幼稚过;也迷茫过、困惑过。纠结和思索,痛苦和反思使我逐渐成熟,逐渐自信,逐渐找到自己的路,也逐渐成长起来。我深深知道人的一生把握机遇和命运的舵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面对困难,不气馁、不后退,最后才能收获胜利果实。
 
  一、没有档案的知青
 
   1976年6月我拿到古三中高中毕业证书后,在时代大潮裹协下,心中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响应党的号召,与千千万万的毕业生一样,上山下乡“干革命”,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了想法便有了行动。我们同班几位拥有居民户口的同学便相约来到县知青办,要求办理下乡办手续。我明确提出要回原籍林峰大队插队。当时我认为林峰是我祖籍地,村里有疼我的奶奶和叔叔,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有亲人眷顾,那多好哇!知青办的领导听说我父母单位和户口均在县国营垦殖场,现在却单身回原籍,明确表示要慎重考虑。还是到对口单位——大甲红书茶场插队,方可办理上山下乡手续。如果执意回原籍那就只能自行回去,不能享受插队下乡有关待遇。我当时年轻,认为到哪反正都是上山下乡,不知还有那么多名堂,脑子一热便坚持要回乡,把城关的户口迁回老家林峰,因此我的身份便成了“回乡知青”。后来才知道,“下乡”和“回乡”,虽然这中间只差一字,差距却有天壤之别。当时我父母虽然也反对,但我是瞒着他们偷偷把手续办下,生米已煮成熟饭。奶奶知道我自作主张把户口迁回农村,急得挪着三寸金莲,用手指头不断数落着我“你这姑娘怎么这么不晓事”……而后口中又不断念叨: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是好哇!
       奶奶虽说长在农村,国家大事不懂,但她心里明镜似的。我父母都在城里,将来我总归要回城关,回到我父母身边去。当时城镇居民户与农业户之间的差距她是一清二楚的,将来我一旦要回城,农业户转为居民户那是比登天还难。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奶奶发这么大的火,对我这般急。但我不晓利害关系,还是一根筋走到底。我自信地告诉奶奶,您老不要担心我的事,国家终有政策,咱们听党听国家的总归没错。我劝奶奶的话虽这么说,但我内心确实也七上八下,说真的,我是被奶奶的举止吓慌了。但世上没有后悔药,既然走到这一步,也只能怨我自己当时考虑不周密,但有啥法呢?路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当时先于到我们到林峰插队的还有1970年的施友振、何哲敏、王晓虹、林娅凡、王基旺等福清知青,还有五六位回乡的本土知青。其中有一个叫林卫华的与我一样是居民户,他父亲是公社武装部领导,户口就在大甲公社,他把户口迁回林峰,就算正式插队的知青。当时他们已在农村劳动几年,在知青上调、升学时的竞争激烈的程度我是看在眼里。而我在这批知青中,无论是“插龄”、还是社会背景以及人脉关系都毫无优势可言。后来仔细想想自己贸然把户口迁回老家做法确实不妥,存在简单和草率,想想有点后怕,但事情至此也无法逆转。只能“听天由命”了。
       到林峰后,我向叔公借了一间破旧的小房间,找来报纸把熏黑的板壁张贴住,破旧的房间顿时焕然一新,就成了我的小闺房。
        我参加叔叔所在的三队劳动。三队的福清女知青王晓虹,和我一起下田为伴。同为女知青,我们之间便有许多“悄悄话”。劳动虽苦,但有王晓虹等闺蜜在,也不觉得寂寞。因为生产队只我两个女劳力,所以在安排农活时,便得到了乡亲们的眷顾。在古田农村,妇女们一般是不下田干活的。我们刚从学校出来,在他们眼中还是“学堂女”所以安排的农活比较轻松。
       我回林峰时正值双抢季节,生产队安排我负责晒谷子。三队的谷子是放在俱乐部的晒谷场(土话叫谷埕),那是用木筒架搭在俱乐部门前的空地和水面上,距地面半人高,大约一米多。木筒上用活动的木板拼成的。早上太阳未升起时木板遭露水、湿气大,要把活动板翻一面,再把晒谷竹席张开,把谷子一担一担挑到谷埕上。晒谷的劳动强度主要是早上和傍晚要来回挑谷子。白天要有人值看不断用木笆翻动,还要防止鸡鸭上埕“偷嘴”。天气如晴朗,两三天谷子就晒干了。每人每天的工作量大约是照看二十担谷子。令人难忘的是,早晚总有一两个热心的乡邻来帮助我挑收谷子。平时没有晒谷时,我要同样与生产队队员们一起下田干农活,虽然累点,但大家有说有笑很开心,时间过的很充实。
        我们这一批回乡知青,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还多一项任务,就是借小学教室办政治夜校,我们几个回乡青年分别担任教员,轮流上课,吸引了不少乡亲前来学习,受到乡亲们好评。当年,追求政治进步是我们共同目标。1976年8月份下乡不久我就向村团支部郑重提交了入团申请书,我在农村积极表现村团支部一直有目共睹。书记林而玲等几位团干很支持,多次鼓励我找我谈话。虽然也有个别回乡知青持不同看法,最后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我入团申请,我终于光荣地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二、难忘的大会发言 
  我回乡不久,国家接连发生了几件重大事件。九月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我们大队与全国一样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中,在村大厝戏台上,设了悼念毛主席的灵堂,我们几个回乡知青,积极配合大队干部做好会场布置和悼念工作。十月的一声惊雷,“四人帮”被粉碎,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年十月底,在林峰俱乐部召开了一场揭批“四人帮”骨干分子大会。会议的前一天,大队支部书记找到我,要我做个准备,作为知青代表上台发言。当时我既激动又感到压力很大。激动的是,这么重要的会议,大队让我上台发言,是对我重视和考验。但参加这样的发言,在我人生还是第一次,心里倍感压力巨大。但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是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后退的。于是我大胆接受了这个任务。会前我忐忑不安地写着会上的发言材料,完稿后交给大队干部审核。第二天临上台前,紧张的心情依然久久地缠绕着我。时间到了,我深深地吸口气,拍打一下自己僵硬的面颊,极力压抑住紧张的心情,黙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迈着坚实步伐走到主席台正中。我站在讲台上,看到下面一大群男女老少,目视主席台,除了支部书记,其他领导都不认识。初时发言有些颤抖,但很快“进入角色”。我结合自己家庭情况,含泪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讲到痛苦的经历时泣不成声,引起了台下观众的共鸣,一时间会场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有点失控。这时支部书记林而森迅速走到台前,凭他在群众中的威望,稳住了群众的情绪。批斗会结束,县委吕书记、公社李家包副书记朝我满意地点点头。第二天下午批斗会在大甲大队俱乐部开展,公社又一次叫我上台发言。这次我把发言稿重新润色一遍交给公社余秘书审核,他略作修改几个字,充实丰富了发言稿内容。这次参加的群众更多,气氛更浓郁,我第二次上台发言时勇气自然倍增。最后在热烈的口号声中结束了会议。当公社领导簇拥着县委吕居永书记走出会场回公社吃晚饭时,吕书记顺便询问公社主要领导,目前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公社党委谢德如书记告诉吕书记,其它工作都正常运转,原来公社妇联会主任调到供销社当主任去了,现在缺一名妇联干部,目前,还没有女干部人选。这时吕居永书记微微一笑说,“这不是有现成的吗?我推荐一个人,这两天在批判会上发言的女知青代表,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胆量也比较大,可以叫来试用一段时间”。吕书记这话,是我到大甲公社上班后,公社领导告诉我的。
       1976年底,我接到公社办公室余深祥秘书电话,通知我到公社报到,借用到公社妇联会工作。第二天我十分高兴地背着小背包到公社报到,原公社妇联会主任谢基蕊向我移交了妇联工作档案,交待了妇女工作的重点和工作中应注意的工作方法等。在她的指导下我后来也逐步熟悉了妇联工作。
      当时公社干部除了做好本部门工作外,每个月都要下乡驻村23天。到公社报到不久,我就被分配到离公社比较远的国本大队当工作队,白天要配合大队干部完成各项任务,比如:计划生育,催耕催种,发动植树造林,征兵征粮、处理各类纠纷,农忙时还要下田间参加各类收割、插秧、送肥料等体力劳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晚上还要组织各类文件学习和讲解,一日三餐还得自己动手煮饭。这一年,比在林峰劳动时工作量更大了。但我丝毫不敢怠慢,每项工作都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去完成,生怕工作不能胜任,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我实实在在做人做事,一晃试用期将近一年了,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得到领导和乡亲们的肯定与好评。
 
三、一波三折的提干经历
 
  1977年10月,是金色的十月,是万众欢腾的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给全县各行各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这年底,上级决定用自然减员的名额,在全县各公社大队“八大干部”和揭批“四人帮”积极分子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充实干部队伍。对象有武干(武装部)、团干、妇干。按当时县里要求,这批干部只需大队推荐、公社考核、党委研究、上报审批就可以了。公社也很快初定阮卫平、郑道盟和我三人,我听到消息欣喜万分。但这消息一传到社会,尤如在平静的石潭里突然投了块巨石,引起震天轰响。很快半路上杀出“一批”程咬金,打乱了公社的原先计划。有人反映,公社有部分插队已七八年的老知青和积极参加这次揭批“四人帮”的积极分子,为什么不能优先考虑,而提拔插队才一年半的回乡知青呢?在公社领导层中,也有持不同看法并为她们鸣不平的。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平息这部分知青的情绪,公社研究决定:采用公开择优的方式,有来反映的女知青和部分积极分子,同样可以参加择优考试方式参与竞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我深感不安和彷徨,心里五味杂陈,有一种实实在在对未来前途的恐慌,压得我喘不出气。这么多人突然加入竞争,能不能胜出,心中确实没底。这一段时间,我虽然人在公社妇联会的岗位上班,但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真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甚至到了夜不能寐的程度。只能自己开脱自己,我还年轻,就当作一次锻炼吧!因此只好重振精神,夜以继日地复习功课。
      1977年11月26日,我们这部分女知青、积极分子集中在公社会议室“登台亮相”了。考试内容分为语文、政治,还有面试。一路三关,我自我感觉良好!考试完毕,不久成绩在公社专栏上公布,我竟然笔试得第二,面试得第一名。一个星期后,我记得是1977年12月初公社按推荐、考核,政审的正式程序上报县委组织部。1977年12月18日县组正式文件批复,我终于成了古田县第一批“以工代干”的国家干部,也是这批全县40多位新招干部中唯一一个要参加择优考试的。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贵人”的相助,让我走出大山,成为一名国家干部。
 

1977年提干的古田县各公社妇女专干合影
 
第一排左起黄丽江,吴雪花,郑赞仙,魏穆花
 
第二排左起张秀珍、苏巧香、黄赐玲、吴幼芳、彭紫钦
 
第三排左起王凤莛、黄丽清、林国晶、李秀珍 
 
  知青艰苦的岁月,磨砺了我,培养了我吃苦耐劳,遇事沉稳的精神,成为我一生的财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脚踏实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此后,我为了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期望,不管工作多难我都抱着“攻坚拔寨”,敢于担当的精神。

【作者简介】林国晶籍贯古田,1957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证书学历,1976年6月插队在大甲公社林峰村第三生产队,曾任松吉乡党委统战委员,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民政局副局长(正科),2012年1月退休。成好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乡镇走到机关。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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