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6年，兵团转制为黑龙江农垦总局，67团也改为金边分场。1977年8月，农场和往年一样,准备秋收后的盖房工程，凡是登记结婚的知青可以提出申请，早登记就可早确定房子的位置。为了住房不偏僻，9月份，我和文圣英即去金边农场派出所登记结婚。 不料世事变迁，10月下旬，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农场。消息内容给我们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就考试本身来说，不再强调什么组织推荐，任何人都可以考。当然，录取时政治标准依然很严格，金圭报考了上海机械学院，成绩很好，但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原因，他只能进佳木斯农机学校，后来政治标准宽松了，他几经曲折，才华得到发挥，后来到华东理工大学当教授。 我是67届初中生，连小学带中学一共读了八年书，离高中毕业所要求的数理化水平相差很远。得知恢复高考消息后，赶紧报名，然后找资料、复习（实际上是学习新知识）。在正式考试之前，根据上级的要求，各农场组织了预考。预考的目的为了先淘汰一批人，以降低正式考卷的印刷量，据说为了满足高考需要，国家把准备印毛选五卷的纸张都拿来印考卷了。1977年12月下旬，正式考试结束。不久，我收到了东北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说是77级考生，由于仓促决策，所有的高校准备不足，直到1978年2月才入学。而全国的农学院在文革中遭受的破坏更严重。东北农学院原校园在哈尔滨香坊，文革中被13家省里有头有脸的机构占据，农学院被拖延到1979年2月才开学。而这个拖延，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二 我在收到入学通知时，觉得可以有机会学本领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凭入学通知到农场办了迁出手续，然后以“口袋关系”（农场没有户口）的身份留在农场，等候学校开学。1978年8月20日，我特意去哈尔滨附近的阿城县看了东北农学院的临时校舍，晚上睡在农学院办公室的桌上，在那里度过了下乡十周年的纪念日。 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政策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1978年上半年，知识青年可以回城的消息不断出现，到了下半年，这些消息变为现实。报纸上说，对有困难不能在农场继续工作的知青要照顾，扎根边疆并不是知青的唯一出路。此后，很多知青只要拿出有病的证明，就可以办回城手续，再到后来，允许回城的条件越来越宽松，只要家里父母辈有人退休，知青就可以办离场手续回去接替。恰好这时我的母亲、文圣英的母亲都刚退休，符合条件。 这种情况，给我这样的已结婚已入学的知青带来特殊的问题——如果我去读书，留在黑龙江，那么文圣英不能回上海，因为当时的政策变化背后已有某种人文思考，已需要关注如何防止出现新的两地分居；而在大批知青都回家的情况下，如果文圣英不能回上海，也于心不忍，老人也无法接受。我放弃读书，是和文圣英一起回上海的前提条件。由于学校未开学，我还不是学校的人，谈不上退学，也不可能从学校回上海；但我的关系在我口袋里，我也不是农场的人。因此，回上海的唯一途径是我先把口袋关系落进农场，再从农场回到上海。 障碍就在这里！ 由于知青来到兵团后，当地青年当教师、干部、农机工人、驾驶员，以及参加高考的机会少了。当地干部有想法：知青考上了大学，把机会夺走了，现在又要放弃，这算什么呢？你想迁走就迁走，想进来就进来？而我的关系进不了农场，就无法办理返城手续。 三 1978年12月，文圣英留在上海，我一个人去农场去办这件棘手、关键的手续。我的情况，其他上海知青都了解，他们都给我出主意，帮我想一些具体的办法。 首先是住宿。当时农场大部分知青已办好手续，宿舍空无一人。我到了金边农场后，先是住在农场原法庭庭长宋庆生的家里，后来搬到农场原组织股干事金群乐的家里。我在他们的职务前加了一个“原”字，是因为他们已办好手续，正准备迁回上海。我和宋庆生不很熟，但是他让我使用他家里的一切；金群乐的性格，和他的名字一样，为人宽厚，又不失幽默，是一位能让朋友开心的人。 其次是去找哪个场领导。当时，50团、55团、67团已合并成查哈阳总场，我所在的金边分场干部公事公办，不肯为我办理关系落入农场的手续，要我去找总场。总场领导班子已建立，第二把手是刚脱下军装的张政委，据说他“很坚持原则”，对知青上学、回城很反感，如果我的事落在他手里，肯定完蛋，而且不可挽回。第一把手刚从九三农垦局调来，大家都按原职务称他修局长。文圣英的好友杨贤玲当时还在农场气象站工作，恰好修的女儿也在气象站，和杨就象小姐妹，关系很好。杨贤玲对我说，已和修的女儿说了我们的情况，修的女儿答应帮忙。 其时，修局长还在九三农垦局工作，准备1979年春节以后来查哈阳总场。修的女儿告诉杨贤玲，他爸爸对知青状况很同情，等他上班后让我去找他。 为了更妥当，我还拜访了有一面之交的时任总场党委第七把手的齐齐哈尔知识青年王书记。也许同是知青的缘故，他对我很理解，给我出主意说，你先在场部住下，春节后党委要开会，到时候你在办公室门口等着，我给你说说。 就这样，从1978年12月到1979年1月28日大年初一，我在寒冷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以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住了一个多月，焦急地等待。金群乐在冷清的环境中陪伴着我。 春节后的一天上午，天气不错，冬日阳光，比往常明媚。根据王书记的提示，我来到总场党委会议室外面等候。虽然室内有暖气，但毕竟是走廊，很冷，我来回走着，时而跺跺脚，在期盼和不安中，仿佛又度过了一个多月。快到中午时，会议室的门开了，身材高大、头有点秃的修局长率先走出会议室，王书记紧跟着他后面。看见我在外面等着，王书记对修局长说，这就是我跟您讲的那个人。修局长看看我，很随意地对王说“你把他的事给办了”。王书记后面走着张政委，我第一次看到张政委，瘦瘦的，依然戴着军帽，眼睛很有神。他看到王书记冲在他前面，对修嘀嘀咕咕，旁边又站着个知青，有点狐疑，问怎么回事，修、王都没有说话。 四 我不知道修、王以后如何向张解释这件事，也许对我来说很关键的事，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小事。不过我永远记得帮助过我的人，宋庆生、金群乐、杨贤玲、修局长和他的女儿、王书记，以及虽然按当时的标准坚持原则但最终没有阻拦我的张政委，永远记得在那个大变动的时代，个人的命运发生变化的枝枝节节。在这个大变动时代中，小人物细碎利益的变化，让人牵肠挂肚，知青朋友的相互关心，让人温暖如春。 后记 我的回城过程，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是需要批评的——毕竟我有机会上大学，却为了回城，浪费了当时很多人向往的名额。 如果有这个批评，我不争辩。当时城里十几岁的年轻人，千军万马下乡了，又大批大批回来了，历史就是这样。我现在只是忠实记录个人的经历，是非曲直，让后人去评判吧。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