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前的圣野 施晨露 摄
圣野写给解放日报读者的话：“诗化中国”。
■记者 施晨露 “六一”儿童节前夕，记者拜访了百岁“诗娃娃”——诗人圣野。 尽管如今以居家为主、外出不多，但在诗的国度里，圣野一直是逍遥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诗化家乡、诗化中国”的梦想。 苏州河畔，光复西路，一间朝南的卧室兼书房，透亮的窗台边，那张压着透明玻璃板的柚木书桌，就是属于圣野的诗的“园地”。不久前，圣野度过了自己的虚岁百岁生日，距离他“做一百岁到一百十五岁的诗娃娃”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六一”儿童节前夕，记者登门拜访这位“诗娃娃”。见到来客，圣野从书桌上拾起一本小小的笔记本，拧开笔盖，一起递过来：“给我写几句话吧，随便什么都行。” 这本蓝皮本子的封面贴着标签“百字文，圣野”，翻到最新一页，上面写着“天亮——天亮最可爱，亮点化为诗”。 “无拘无束，诗就是从生活里来的。”这是圣野在将近80年的创作生涯里一直信奉的。 和记者告别之际，圣野又拿出了他的小本子，坐到书桌前，挥毫写下八个字——“无高不就，无诗不到”，又有些调皮地补上落款：“圣野的吹牛诗”。 东阳走出的“小朋友” 百年前的浙江东阳李宅镇，是一个有500户人家的江南大镇。神坛街有一户周姓农家，1922年，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排行第六。东阳话里，“六”与“鹿”同音，家里人叫他“大鹿”“鹿鹿”。 在大鹿的记忆里，小时候，自己家的门口，常年挂着一张“诗礼传家”的斗方。对六兄弟，父母有个要求：每个孩子至少读到小学毕业。 大哥读过《聊斋》，一有空就给大鹿讲蒲松龄笔下的奇闻逸事。五哥槐庭和大鹿相差三岁，对他影响最大。除了结伴上学，他俩还会参加一些简单劳作，采棉花、摘丝瓜，干完农活，就在田间嬉戏，时常带些会蹦会跳会唱歌的小动物回家。童年的大鹿没有写过诗，但与阅读、大自然做朋友的时光，就是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 读了几年私塾之后，周家父母把槐庭、大鹿两兄弟送进了李宅小学。在李宅小学，大鹿学唱的第一首诗，就是登在《小朋友》创刊号上，由陆费逵作词的《小朋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爱看《小朋友》杂志的周大鹿小朋友，后来成了一位叫圣野的诗人，成了《小朋友》的主编。 当年的李宅小学，离李宅宗祠很近。宗祠西侧有段高踏步台阶，上头的青色板石条，被村民们磨得锃亮。圣野把它叫作“百步阶梯”，多年后为它写了一首诗： 村里最好玩的地方 要数那一条百步阶梯 爬上梯顶 可看到村子的全景 走下阶梯 能听到祠堂的大戏 我喜欢来到阶梯 上上下下 做着一个 最最快活的游戏 今年5月，圣野的学生、忘年交鲁守华刚爬过这段台阶。这位年过花甲的童诗研究者、推广者感慨，来过诗人的家乡多次，不止一次登上过这段高高的台阶，但每一次的感受都不一样：“或许，这就是诗的神奇之处。” 圣野对孩子、对童诗的爱，如痴如醉。在童诗界，大家都知道，只要哪里有儿童诗的活动，请到圣野，他一定会去。2017年，96岁的圣野还曾回到故乡、母校，和孩子们一起写童诗、朗诵童诗，分享童诗带来的快乐。 全国各地，受过圣野指导、帮助的作家、诗人、小朋友不计其数。某种程度上，鲁守华就是被圣野和他的诗，改变了人生轨迹。20世纪60年代，鲁守华是天山一小的一名小学生，圣野夫人方彩香是他的语文老师。放学后或周末，班里的孩子们常常到方老师家中写作业。20世纪90年代初，鲁守华带着刚上小学的儿子找到了老师，两代人因为诗重新联系在一起。 在圣野的眼中，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在他的指导下，鲁守华的儿子写了十本“一句话”日记。追随着圣野，成年后离诗已经很遥远的鲁守华也重新拾起了自己的文学梦。 “儿童诗的事业，就像接力赛。要有人写，有人传播，把这个事业接力下去。”这是圣野对后辈们说得最多的话。 一晚上最多写了160首诗 圣野开始写诗，是在中学时代。 当时，金华中学为了躲避敌机空袭，搬迁到了乡下。1941年秋天，圣野在金华蒲塘念高一，到书局买了一本《诗创作》，读到了艾青的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与高中同学发起组织“蒲风诗社”，编印《蒲风》油印诗刊，有一回，诗兴大发，一晚上连着写了19首诗。不久，他写了一首回忆童年的诗，寄到报社。 1942年3月23日，《前线日报》“学生之友”版发表了这首《怅惘》： 白天， 我自记忆的栅栏里牵出白羊 抚摩他，爱他，惜他 然而事实却摈弃了他 怅惘撒下了网 梦里， 白羊自来凑近我了 亲我，爱我，吻我 突然，白羊被隔开了 我诅咒那一道真的墙 我又成了怅惘的俘虏 对于自己走上诗坛的处女作，圣野后来解析道：诗中的“我”和“羊”实际上暗喻着现实和理想。从诗中的“我”与白羊相亲、相爱的关系，不难感觉到隐藏于其中的一份童心，感觉出当时的他带有进步的思想与浪漫主义的文学气质。 高中三年级时，圣野的同学鲁兵从浙南流浪回来，拿着一份自编自印的《岑风别刊》作为见面礼。他们一起畅谈文学理想，一起朗读珍藏在案头的手抄本：艾青的《透明的夜》《大堰河，我的保姆》和田间的《给战斗者》等。两人很快有了共同语言，自写自刻自印，办起了油印的文艺刊物《岑风》。 1946年，在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学习期间，圣野与鲁兵一起参编《中国儿童时报》，负责“自己的岗位”栏目——专门刊登小朋友写的作品。圣野看小作者的来稿，还经常走访学校、幼儿园、孤儿院等，做义工、教学观摩。为了帮助小作者提高写作水平，编辑部展开“割胡子运动”。圣野专门写文章告诉小朋友，要写自己的生活和感情，用自己的语言来写，要是一副大人腔，就像小孩子长了大胡子。 1949年3月，圣野离开杭州，参加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部队从事文教宣传工作，同时继续着儿童诗创作。1950年，中国儿童书店为圣野出版了第一本儿歌集《灯花开》。1955年3月，他的诗集《欢迎小雨点》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其中的《欢迎小雨点》《捉迷藏》等诗作，受到陈伯吹先生“叹观止矣”的热情评价。 1957年，圣野转业到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家搬至上海。年底，他从鲁兵手中接编《小朋友》，直到1986年离休。 离休后，圣野依然活跃在童诗界。他走到哪儿，诗的种子就撒到哪儿，除了应邀担任《儿童诗》杂志顾问和《中国童诗》名誉主编，指导全国各地几十所小学开展儿童诗社活动，还先后和同伴们张罗了八届全国小诗人夏令营活动。 在小诗人夏令营里，圣野一个晚上最多能写160首诗。因为160个小营员个个可爱，哪一个他都舍不得落下。 孩子写他：“爸爸给我吃醉鸡/我不肯吃/因为/我怕吃醉了/写出一首醉诗/把圣野爷爷醉倒了。” 他回赠一首：“她像一面/胖乎乎圆滚滚的小鼓/用诗把自己/咚咚地敲响。” 有一年参加夏令营，他不慎在火车站摔了一跤，左股骨骨折，在医院躺了17天。这一跤又“摔”出了一首诗—— “老人最怕摔跤/可小孩却说/摔跤最好玩/我们小孩/就是在摔跤中长大的。” 一个本子，一杆“枪” 圣野的床头，除了各种各样的诗集，还有一摞垒起来的笔记本。那是圣野的“小诗本”——“长只有两寸/宽不到寸半/本子小/天地大/骑着诗马走天下”。 多年来，圣野有个习惯：哪怕已经入睡，在梦乡里，只要想到什么句子就会立刻摸出小小的笔记本记下来——“一个本子，一杆‘枪’/还像当年游击战，枕戈以待旦”。 对圣野来说，诗就是生活。诗歌于他，如影随形，分不清谁是形，谁是影。 “我对找上门的扑过来的诗，是毫不放松的。”圣野说。吃饭时，脑子里突然来了灵感，他把碗筷放下，先把想到的句子记下来。家人说：饭菜凉了，能不能吃完再写？他说：“饭凉了，能热一热再吃；诗凉了，就再也不能回家了。” 儿童文学作家张弘听过一则关于圣野的轶事：20世纪80年代，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的圣野，去马路对面的小店买了几两饼干，营业员周到地为他装袋包好。谁想一会儿他又折回来了，包饼干的纸被撕下了一圈，油光光的小纸条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营业员同志，你的服务太好了，我为你写了首诗，朗诵给你听！” 没人考证过这个故事的真假，但听到的人都觉得很可信。因为这个老人说过：诗就像打火机，一触即发，哪能思前想后的。 对圣野周围的人来说，圣野可能就是诗。张弘是在多年前中文版“芝麻街”的创作会上认识圣野的。在她的印象里，那时的圣野总是斜挎个包，笑眯眯地听着年轻人说话。一周创作会，大家都要“交作业”。张弘的一篇作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圣野诚恳发问：“张弘同志，向你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呢？” “那么圣野老师，您能不能先告诉我，为什么你写诗，随身总带着两本本子？”张弘反过来问他。 “一本是我自己写的诗，另一本就是把我听到的、看到的你们的好诗都记下来！”圣野笑道。 “我要朗诵了！”圣野宣布。了解他的作家梅子涵赶忙搬来一把牢靠的木椅，扶他站了上去。借着这椅子做成的“台阶”，圣野一个跨步站到桌上，成了高大的“指挥”。他使出全身的力气，诵出诗的节拍，让全场化作了诗的海洋。 儿歌童谣可不是“小小儿科” “圣野爷爷，你为什么喜欢写诗？”孩子们问他。 圣野说：“我爱孩子，我爱自己的童年，童年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 “圣野爷爷，你喜欢写什么样的诗？”孩子们接着问。 “我喜欢写美的诗，有趣的诗，有意义的诗——对孩子有教育意义的诗。”圣野回答。 2009年，圣野被授予第23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从1942年春天发表第一首诗《怅惘》开始，我写下了上万首诗。我的这些诗，都是献给亲爱的妈妈，献给扶我健康成长的党，献给最伟大的母亲。”他的获奖感言这样说道。 今年春节前夕，在圣野家中举行了一个特别的生日会。来自长宁区适存小学的黄秋涵、蔡星凝两位小同学为圣野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朗诵了他的诗歌《升旗》《火车头是共产党》。“小板凳啊四方方/接在一起长又长/条条板凳当车厢/小小乘客上车忙……”清亮的童声点燃了圣野的诗情，他也大声朗诵了一遍《火车头是共产党》。 对爱了一辈子的儿童诗，圣野有自己的标准与理想。他说，某些作家、理论家把儿童文学贬称为“小儿科”，把儿歌童谣看作不屑一顾的“小小儿科”，忘了我们以诗教著称的中国，历来都重视儿童歌谣的教育和传播。“我们要通过童诗，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有理想、懂生活，懂得爱周围的亲人、朋友，爱自己的祖国的人。” 在《让儿歌在大街小巷越走越宽广》一文中，圣野写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儿童歌谣的独特作用。蔡元培、沈尹默、胡适、刘半农、郑振铎等一批社会名流，一再倡导儿歌的征集和创作，在北京大学建立起“歌谣研究会”，又创办了《歌谣》周刊。他们珍视古人视儿童歌谣为“天下之妙文”（郑旭旦《天籁集序》）的好传统，珍视儿童歌谣在陶冶儿童情操中的微妙作用。革命家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也很重视儿童文学的作用，编了大量民歌童谣，创作了儿歌《狗误我》，成了文学史上的佳话。 在圣野看来，儿童应该有能力成为儿歌创作的主人，要鼓励他们提起笔来写儿歌，信任儿童的天籁，让他们的奇思妙想、稚言趣语，通过他们自己的儿歌充分展示出来。“不要把诗和生活隔离开来，不要以为诗是高不可攀的。要让小朋友生活在快活的天地里，他们才能够写出诗来。把他们关在房间里，就是把他们的想象力关起来了。一个开放的天地，能使孩子感到温暖、感到快乐，感到创造性的劳动是最快活的。” 写诗的时候只有三岁 在上海儿童文学界，三个为孩子们写作的“老头儿”——百岁圣野，九十九岁的孙毅、任溶溶是众人的“宝贝”。 孙毅写“圣野的诗”：是散步的诗，是休闲的诗，是潇洒的诗，是快乐的诗；是不喊不叫的诗，是静悄悄的诗，是无声的诗，是眼睛的诗；是抬头望见的诗，是低头看到的诗，是左顾右盼的诗，是耳闻目睹的诗；是沉思的诗，是半睡半醒的诗，是痴迷的诗，是梦里的诗；是小鸟的诗，是小兔儿的诗，是小虾米的诗，是毛毛虫的诗…… 圣野写“任溶溶拜年”：打来个电话，就算拜年了/我们在电话里，说说笑笑，比上门拜年更亲/你告诉我，属猪，猪比狗，更胖一点/我能想象得出，你又胖又和气的，快活的面容。 任溶溶则说圣野——“对诗的热情，世界第一！” 因为天真，所以不老。圣野说，自己写诗的时候，只有三岁。“一般人是希望越变越大越老成，我主张越变越小。我写的诗也越写越小，原来是写给少年的，后来是写给儿童的，最后是写给娃娃的。” 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说，他羡慕圣野的生命状态，因为圣野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新鲜感，这就使他有写不完的诗情画意。“他诗意地感受生活，一旦表达出来，就被诗人心灵化了，就是诗了。虽然有时未免显得仓促，但永远带着诗的感觉表达出来的，是可贵的，也是美丽的。” 如今，圣野的听力不太好，和他说话必须凑在耳边放大音量。但只要一开口，圣野的话题还是三句离不开诗。他说：“诗与散文的结合很重要。我过去写的东西，就是诗与散文，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这是圣野自己命名的新文体——“新长短句”，介乎诗和散文之间，意到笔随，长短随意，行云流水，无拘无束。他说，“新长短句”虽以散文的形式出现，但本质上还是诗，只是读起来更多了流畅感和抒情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给人目不暇接的愉悦感。 过去，他总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有了诗就停下来写，走走停停，有长有短，走的路多了，诗也写得多了。他带着这些“新长短句”走到孩子们中间朗读，这些热情而奔放的诗句，像火柴一样点燃了孩子们的灵感。在孩子们交上来的一挥而就的作业本上，他看到了一片明亮的山火。 离开了儿童，离开了儿童诗，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2003年，夫人方彩香过世后，圣野购置了一台复印机，把自己的书房变成编辑部、印刷厂，开始自编自写自印一份叫《诗迷报》的小报。每份《诗迷报》寄托着他对老伴的怀念和诗的梦想，送往各地诗迷手中。《诗迷报》办了372期，圣野说，他喜欢做这件事。 尽管如今以居家为主、外出不多，但在诗的国度里，圣野一直是逍遥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诗化家乡、诗化中国”的梦想。他向记者建议，要重视上海的地域风格，到民间汲取营养，“要是有心人能做这件事，把上海人习惯说的话（俚语俗语等）收集起来，那就好了”。 圣野写过一首关于梦的诗——“爷爷装着一船梦，一船诗，到水汪汪的梦乡，睡觉觉去了/没有人，会到爷爷的梦乡，偷爷爷的诗/因为梦乡里是没有小偷的，住的都是用诗自赋的公民。” 我们看不见圣野的梦境，但他的梦里，必定色彩绚烂：孩子们的鹅黄、少年们的嫩绿、年轻人的天蓝、老年人的橘红……对了，这也是圣野的诗。他写道：“所有不同颜色的人们，走到一起来吧，让我们汇成一片大红大绿，给我们这一个时代，最最鲜丽的颜色。” 圣野 1922年2月生，著有诗集《欢迎小雨点》《春娃娃》《圣野诗选》等40余部，散文集《妈妈的叫声》《诗缘》等，评论集《圣野诗论》等；主编《中国儿歌大系》“华东卷” 等百余部儿童文学读物。2009年获第23届陈伯吹儿童文学杰出贡献奖。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