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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屏的办公室，在枫林路一幢高楼高层的末端，视野十分开阔。站在窗前，上海西区的繁盛尽收眼底，他和俞自由自幼走过的足迹，也还在那里。 “研究世界上生物共同的运动规律，就是生命科学。”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赵国屏这样说。这或许是最简单最直白的对生命科学的解释。 自然界中归为“生物”的植物、动物、微生物，都离不开在由生物大分子构成的细胞中生长、发育、繁殖等运动的能力。早期西方将与自然（包括生物体）相关的研究通称为“博物学”。随着对植物、动物乃至微生物的观测和描述渐渐延伸，伴随着对遗传规律的认识、对生物进化概念的提出，加上进入二十世纪后，人类对细胞的生物学功能认识的加深，包括多学科多领域的“生命科学”已经开始形成。出生于1948年的赵国屏，对于这个诱惑了他一辈子的王国，是从家里阁楼上的一期发表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科学画报》开始的。当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问世百年。 由兴趣而来的志向 少年赵国屏是兴致勃勃的，喜欢收音机里播放的评弹、京戏、文臣武将、才子佳人；学过钢琴、画画，甚至在少年宫学皮影戏，曾经为尼泊尔国王演出；看了《少年文艺》就模仿着写小说，忐忑着投进邮筒，然后没有回音；家里养的鸡、兔子，每天追着仔细观察，为了解它们而找书来看；小时候缺钙，“三年自然灾害”没有牛奶，妈妈和人家合伙养羊，给赵国屏喝羊奶补钙，羊奶和牛奶比哪个更好？为什么城里人不喂牛，要喂羊？他总琢磨；为了想在最差的体育项目上有所显示，学过收发电报（当时，也算是一项体育运动）；学过气象，看天看云听风；做飞机模型、装矿石收音机……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每一样都浅尝辄止。爸爸妈妈和读书成绩优秀的哥哥姐姐们都忧心：小弟啊，没有集中的目标，你会误了人生。 在花花草草里自由自在的少年，却在某一瞬抓住了挚爱。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发现的前后，人们借助功能愈益强大的电子显微镜，在细胞里看到无数“亚细胞”的微小结构，并发现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功能，所有的信息都由DNA藏着，一点一滴释放出来指导细胞这个大工厂的建设与工作。而病毒，这个放在试管里没有生命的蛋白与核酸的结晶，一旦进入细胞里，它的DNA或RNA组成的基因组，就可以发挥信息指导作用，操纵细胞里蛋白质合成等机器按照病毒基因组的编码信息，合成繁殖新的病毒，上演了生命的活剧……生命是多么神奇啊！一旦掌握生命密码，人可以大有作为！这篇刊发在画报上的科普文章，让学习成绩不错的赵国屏内心激动万分，立下志向，长大要考北大生物系，做生物学家。上初中时，正兴起支援新疆的热潮，同学中有毕业了是去新疆还是考大学的争论。赵国屏说，我要考大学，做科学家。这是他那时关于研究生命科学还是直接参加建设农村的思考。 贫瘠中的科研 在他进入高中一年后，“文革”开始。父亲被批斗，社会一片混沌，梦想变得遥远。赵国屏率先报名加入了上海一支激情昂扬的上山下乡“卫焦”战斗队，1969年大雪纷飞的1月，到安徽蒙城的朱集生产队，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留下深刻印痕的10年。  “我们年轻时受到的教育，学校、家庭、社会基本上是一致的”，赵国屏这样解释。这个“一致”，包括了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科学、爱劳动的“五爱精神”；包括了“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这样的时代使命感。这构成了他和他的知青插队小组的基本价值观，能够抵御上海和朱集之间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差异。 朱集是个穷得吃不饱饭的地方，一百二三十口人，因为历史和宗族原因，分成好多派，互不信任。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生存问题很严峻。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村里的生产搞上去，这是大家在当时大环境下，来之不易的共识。知青来了先把账目管起来，公开公平公正，大家都服气。女知青罗芸每天早晨挨家挨户收粪，她的秤最公平，谁都信任。知青小组渐渐有了话语权。 开春，赵国屏便开始了他的杂交玉米制种实验。拿一根草绳，在地里量来量去，种子还没下，地已踩结实了。村里人笑：“小赵，这就是你的科学种田啊？”这样的尴尬，的确让赵国屏懂得了什么叫“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理，并且实实在在应用在如何把农业科学知识，与当地农人的经验结合起来的实践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朱集渐渐成了他们可以自由施展建设新农村的试验田。筑坝蓄水建灌溉系统，引进产业办工厂积累资金，划出良田建农科队育种，榨油推豆腐养猪搞副业……两三年后，在芡河畔那一片贫瘠的砂礓土上，朱集大队越过了传统的“圆蹄子牲口”富裕队的阶段，逐步迈上了农业机械化的新高度。 生活一点一点改善，收入一点一点多起来，“我们后来日子很好过了，年终可以分现金，那地方什么时候有过！”当年和赵国屏一起坚持在农村，并当了大队会计的上海知青强汉顺说。 下去时朱集小组总共8人，大都从不相识。除了5个十几岁的初中生，包括赵国屏在内的三个高中生都是团员，按照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他们建立了团小组，由“出身好”的高中生俞自由担任组长。 1950年出生于上海的俞自由，父亲是针织厂的普通职员。父亲13岁从宁波到上海学生意，对新事物接受快。长女出生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他便为女儿取名“自由”，这在当时也是很新潮的。俞自由5岁时，曾随母亲在父亲老家宁波东吴镇住过两年。那时她看大伯总喜靠在门前竹躺椅上看书，便也学样捧起书来。大伯怜爱地摸着她的头，说从小喜欢读书，好啊。顺手把俞自由拿倒了的书正过来。镇上的大庙小学，三个年级的同学在一个教室里，老师轮流教课，俞自由统统看在眼里，到7岁时回到上海，按她已有的文化知识，直接进了三年级。家里原是想，女孩子，识几个字可以了。 从俞自由能把书正着看开始，她便迷上了书，迷了一辈子。小学毕业后她考进上海第四女中，在那里读完初中升入高中。她依然保持了好成绩，但不怎么听话，瘦小任性，一只发夹把刘海夹住，调皮如男孩。到了别人可以加入共青团的年纪，组织上安排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帮助她，于是她们成了好朋友。那位同学先天残疾，听到有人叫她驼背，俞自由会冲出去和人打架。护卫弱者的心理，侠义，是从书里来的，也是艰难的童年生活教她的。 她那时最爱读的，是早年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军旅作家邓普完成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书中女主人公刘海英，父亲是牺牲于新中国诞生前夜的连队指导员，临行给妻子写信：“……旧中国好像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的孩子一定会生活在新的时代，拖拉机将要……”做中学教员的母亲带着3岁的海英住进监狱，监狱恶劣的生活环境使海英罹患疾病，瘦小羸弱。15岁时，为了当拖拉机手的伟大理想，瞒报年龄去了新疆军垦农场……全书行文如优美的散文，不仅自然景物的细腻描写饱含诗情画意，随处可见深情，但凡人物的行为和内心思维活动，无不透着单纯清澈。或许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迹，或许是作者追求的唯美，如不食人间烟火，却深深打动了少年俞自由的心。其中，小海英在困境中从书本中吸取精神力量的细节，更强化了她自小的习惯，为她在现实生活之外一点点塑起另一个世界。 生活是艰辛的，妈妈常要外出揽活挣钱，去里弄加工厂干活，替人洗衣，能觅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夏天背着大木箱批发棒冰叫卖，有次在铁路边摔了一跤，腿上留下一个大伤疤…… 妈妈要求俞自由必须带好弟弟们，而这三个弟弟，何等的顽皮。妈妈的要求是刚性的，曾为女儿沉迷看书没有管好弟弟而撕了她的书。俞自由想出办法，精心用好妈妈偶尔给的几分钱、三角包、盐津枣、棒冰，弟弟们表现好或不好，会获得相应的奖励或惩罚。几十年后，她在自己从事的金融保险专业中，还会想起当年自己那些管理经验的雏形。 转折 朱集小组在建设新农村中的突出成绩，使他们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典型，下乡第五年，俞自由担任了蒙城县委副书记。 赵国屏带着大家在队里干，俞自由常去县里争取支援。下乡第三年，23岁的俞自由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年末，县水利局局长说，我这里还有2万元，看看还是你们能干事，拿去拉个电吧。拉电，就是给生产队架电线杆，通电，2万元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点灯不用油”的幸福生活，村民们热情高涨，说我们自己干。俞自由和当时与她同样瘦小的女知青胡蓉，带领全体男劳力，拖着板车到380里外的阜阳，拉回了180根电线杆。浩浩荡荡，背着杂粮馍，不避风雨，光返程路上走了整整四天。俞自由说，那时的农民很讲纪律，一吹哨子，原地休息，用小木棍支起板车。自己像是在指挥红军部队。  1974年，朱集知识青年与农民们一起规划农田基本建设。前排右三为俞自由，后排左二为赵国屏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共同的爱好，使正当青春好年华的俞自由和赵国屏成为恋人。当时组织上不同意，说俞自由我们是要培养你的，怎么找了个出身不好的。俞自由的父母也不同意，觉得那是要“嫁到大人家”，女儿会不会受气。兴国路和高安路，他们两家虽相距不远，但按世俗的眼光，各方面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但他们相知相惜携手走了一辈子，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疾病或健康，始终以诚相待。他们的爱情，成就了知青伴侣中的一段佳话。 下乡时赵国屏从上海带去很多书，包括两厚本如辞海般的关于农业技术方面的农业丛书。后来又从被砸烂的公社中学图书馆捡回了一批。有次在县城新华书店，他把俞自由给他理发的钱，买了一本《美国农业概况》。赵国屏感叹，那时书店里的农业书，要比现在多得多。书本给了他知识和自信，他由此学会诊治一些简单常见病，学会看图识天气，学会优良品种和因地制宜对植物生长的至关重要。与当地农民多年一起胼手胝足获得收获的经历，教会他要把理想变成现实，光有书本是不行的。很多年后，在美国完成博士论文，撰写“致谢”篇时，他还郑重地感谢朱集的全体农民给自己的教育。 那时，朱集的插队小组，梦想着把贫瘠的淮北改造成富裕的江南，把朱集的未来以《扎根农村宣言》为题，写成一个版面的文章，登载在《文汇报》上。 赵国屏的父亲赵祖康先生，我国公路建设的泰斗，上海解放时当过七天代市长，为大都市的平稳交接作出过贡献。书生报国，是他对子女的最大期许。只是一直以来，赵国屏属“出身不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填表格时的“出身”一栏，总写着“伪官吏”。  1976年开春，周恩来总理去世，全民悲痛！始终在为人做事方面视周总理为人生楷模的赵国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久，他上任朱集大队党支部书记，对大队做了整体规划并开始实施。后来发生的情况，却不允许他再干下去了。他被作为“突击提干”而免职。已担任县委副书记的俞自由，被要求写检查，赵国屏几次骑自行车，赶60里路到县城，替性格倔强的女友起草“检讨书”。 “走吧，你应该多学本领，去做我们农民不会做的事。”朱集生产队队长施良富对他说。当时，高考恢复，第一批知青已走了不少。赵国屏与这位一心想把生产队搞好的队长相知相惜，为共同的理想奋斗多年，感情深厚。队长曾在大风雨来临时，独自奔向育种田而损失了自家自留田成熟的麦子，那是他一家全年的细粮；也曾在农忙时悄悄杀了自家的鸡，给带病下地多日的赵国屏补养。赵国屏由此而感受着共产党人在极度贫困中的坚守和牺牲，善良和真诚。 三十岁开始的求学路 1978年秋，30岁的赵国屏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迟来的大学生活和对知识的渴求，使他刻苦异常。四年本科，他还担任了班长和学校的学生干部，假期会去农村调研写调研报告，也常就教学改革等发表意见，尽社会责任似乎成了习惯。毕业时，赵国屏已当选为复旦大学党委委员，学校里希望他留校工作，业务和行政“双肩挑”。但他还是选择了专业深造，幼时要做科学家的理想变得执拗。 他考上了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的研究生，又经植生所推荐考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1983年去美国普渡大学留学。两年后，为和丈夫团聚，经历过政治风云大起大落的俞自由，辞去天长县副县长职务，也去了美国。 普渡一位教授曾自诩，我们是即使招不到一流学生，但要培养出一流学生的大学。还在赵国屏蹒跚学步的年纪，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曾在此留学。赵国屏认为普渡的大学课程设计和研究生培养体系非常好，课时不多，但必须课后狠下功夫才能真正掌握，这对于开掘学生的思维和独立科研潜质很有益处。逢考试，几十个导师都可以出题，图书馆里经常能看见来自各国的累得打瞌睡的学生。 赵国屏的导师是美国人，比他大了不过十来岁，常会从培养学生能力和将来发展的角度要求他。当赵国屏遇到问题时，可以向所有的导师求教，有些导师比他年纪还小。对知识和科学研究的敬畏，使赵国屏养成了不耻下问的习惯。他的导师也会指点他，这个问题哪位教授有研究，你可以去问他。有时甚至会说，哪位先生在什么地方思路有问题，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听他的。导师曾建议赵国屏选“生物化学过程中有机化学机理”，这门似乎与他眼前的博士论文研究不那么相关的课程，但是，“将来对你可能是有用的”，导师说。这门课，赵国屏读得很辛苦，得了个B。但是，近二十年后，在听取一位从事生物有机化学研究的年轻科学家的报告时，他真正领会了老师的苦心，心中充满感激。 数学加英语一共1000分，就行了 如俞自由之前的人生路，她的求学美国，颇有传奇色彩。 俞自由小学没学过汉语拼音，中学学的是俄语，英语没有基础。到美国那天，赵国屏去接她，在汽车上试着问她英文字母表，她背到H就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了！要在美国生存下去，语言是第一关。俞自由以她惯有的刻苦精神，去教堂学，替人家带孩子时，和小孩子一起看英文《芝麻街》。去餐馆打工，她学到了更多的英语词汇，却也尝到了受雇于人的酸甜苦辣，她曾说，“我去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再洗盘子。”但是，跨过人生沟沟坎坎的俞自由，心里的标杆是要读研究生。 可是，她的英语水平能念什么呢？ 俞自由在天长县当副县长时，已经在复旦上学的赵国屏就把自己在大学学的微积分教材和习题都给了她，她每天晚上10点钟以后开始做习题。因此，俞自由去美国之前，她的数学已达到了大学程度。由于数学是学经济学的基础，而学数学对于英语的要求又是相对较低的。所以，她从选修高等概率统计入手，再修一些经济学的课，就比较容易，成绩都是A。在这样的基础上，她想尝试去申请入研究生院学习。她在国内没有高等教育的学历，但她有长期搞农业的特长，或许农业经济系可以试试。 她用自己不怎么样的英语去找系主任谈，不巧系主任出国去了，一个副系主任在代理，他对俞自由的独立性和在中国有很多农业经验非常感兴趣。但是，如何能进研究生院，还要去找研究生院商量。碰巧，这个副系主任的太太就是研究生院的副院长，她了解了情况后，就提出了一个“修一门英语课，当一学期全职学生（修三门经济学的课），考过GRE”这样的方案。那么，怎么通过GRE呢？这位副院长说，就是数学考500分，英语也考500分。赵国屏说，我可以保证她数学一定不止考500分，但我也同样保证她英语是一定考不到500分的。那位副院长想了想，说：那就数学加英语共1000分。结果，俞自由的数学考了满分800分，英语考了最起码分的200分。那位研究生院副院长得知消息，很简单地说，你加起来考1000分就行了，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之后，俞自由花了一学期把那些课修掉，被研究生院录取，开始在普渡大学农业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 比翼双飞 入门的传奇性，并没有丝毫减轻攻读的压力。普渡大学的农经系在全美排名第二，要求严，俞自由读得非常辛苦。有次去考试，走着走着腿都软了。结果是赵国屏扶着她，在教学大楼外的楼梯上歇了一会，不断鼓励她一定去考，要自信能够完成一学期的学业。她后来说，这也真与“送郎上战场”差不多了。 俞自由刚进研究生院的时候还没拿到资助，就得付学费。全额学费很贵，对他们夫妇有压力。系里就给她出点子，说：你可以去修很多课，但是你先不要注册，你先注册个part-time，修一门课，就付一门的钱，其他的课先作为旁听来修，但是，与开课的老师说好，你也参加考试，把分记着，等明年拿到了资助（一拿到资助，学费就全免了）你再把这些课注册，但你不用再上课了，就用先前的考试分作为学分。这些都是学校从没做过规定的。俞自由平时与师生交流甚广，人缘好，系里教授和工作人员都愿意帮她想办法。这样不仅可省掉一学期的学费，而且，由于提前完成了修课任务，下半年就容易找到助研的工作（也就是拿到资助）。 普渡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教学，除了数学之外，农经系硕士研究生只有一门专业必修课，即《经济学史、研究方法和农业经济政策》，几乎囊括了经济学特别是农业经济的一切。从古希腊到经典时期（亚当·史密斯、李嘉图，还有人口论马尔萨斯）经济学史开始，但不是“象牙塔”中的经济学，要学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包括当下美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比如，美国一部分畜牧业是在草原上放牧的，而草原上有属于保护动物的会啄食幼畜的鹰。于是，如何在保护畜牧业的同时，又不过度伤害到自然环境中的鹰，这个政策该怎么去制定，又该如何执行？当然，还包括科研的思路和方法，包括统计学方法，甚至要阅读华生的《双螺旋Double Helix》这本书。而整个的教学方式，经常就是挑选原文中的一个章节要你去读，然后，让学生按照当下的情况和观点，写出自己的体会。俞自由每个周末都要写一篇英语的论文，赵国屏帮她克服英语困难，也由此而学到了很多经济学的知识。 尽管读书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时间，俞自由依然尽可能积极参与和组织留学生、华人华侨和社区的各种活动。 在美国，赵国屏常去农庄和农民一起干活。有时是为了大考后的释压，有时是陪俞自由去做论文调研。对美国农村和那里人民生活的真实了解，拓宽了视野，和俞自由时时忆起的朱集农村，隔着太平洋，似乎近在眼前。 1990年，赵国屏获得普渡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92年，妻子俞自由获得普渡大学农业经济博士学位。1992年，赵国屏和俞自由先后回到了祖国。  1993年夏，俞自由获得普渡大学农经系博士学位，于1992年先行回国的赵国屏来普渡大学参加俞自由的毕业典礼并接她回国。图为典礼后两人在学校草坪上合影 生命科学家的启程 回到上海的赵国屏，先是在中科院与美国Promega合资的上海普罗麦克公司，当首任生产经理，从负责建立生产流程、质控质保体系到新产品研发和客户答疑等与产品有关的一切工作，到最后兼管企业的成本核算；在两年内将一个从零开始的企业，办到了有内外销产品、有市场运行、有正规财务管理，初步实现赢利的合资企业。 1995年，应导师焦瑞身召唤，他回到上海植生所，接下以前导师的实验室。报到时，他已46岁，显然有点晚了。那时的实验室条件差得难以想象，冬天太冷，夏天太热，几乎无法做实验。食堂也糟糕，学生都在实验室做饭吃。赵国屏开始改造微生物次生代谢调控研究开放实验室。一年后，引进了一位美国回来的博士后任教授、实验室副主任，拿到了三个大项目，情况就改变了。他的主要科研范围，是微生物代谢和蛋白质工程研究。 赵国屏1992年回国后，先后从事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生命科学研究机构管理等工作。1998年起，参与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在上海浦东张江，参与建设管理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等机构。 上世纪末期，国际上基因组学来势迅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家们，希望通过DNA测序的方法，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为研究疾病健康和基因遗传关系，找到攻克癌症的途径，探寻密钥。由于当时从经济到科学的种种原因，我国的基因组研究起步于水稻。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健康和疾病领域提出很多新挑战。应对挑战，需要中国的人类基因组数据支撑相关的研究，这项工程又能利用中国丰富的遗传基因资源，为人类的健康科学事业作出贡献。随着人们对于中国人基因组，对中国人健康与疾病研究的特殊而不可替代作用理解的加深，对于中国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研究，对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长远科学意义和人才队伍建设意义认识的加深；同时，得益于中央“科教兴国”大政方针的主导，科研经费大幅增加，科研条件大大改善的大局形势，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迅速启动。一方面在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中国承担下了完成人类基因组1%的序列测定和识别人类表达基因的1%的任务；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安排了医学基因组学、以人类健康为宗旨的功能基因组学，以及与基因组学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这样一种在“面向国际基因组学研究的科学前沿，面向我国生物医药发展的重大需求，积极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和基因识别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展开有我国特色的医学基因组学研究。”的科技目标指引下制定的发展规划，保证了中国通过此后十年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第一次“弯道超车”的目标，使中国基因组研究进入了与世界同行“并跑”的阶段。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 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时任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国屏出任理事，同时，协助李载平和裴钢两位院士，主持中国科学院的人类基因组重大项目。领导做人类基因组研究，对年届50，专业为分子微生物学和蛋白质工程的赵国屏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大转行”选择，事业功败垂成的风险，个人前途难测的挑战。最终，他放下了个人的患得患失。“这项工作太重要了！当时中科院在这方面学科与人才的断层都很严重，我只能用我的积累，边干边学，去开拓这个新领域。这是关乎中国生命科学发展和今后几十年在国际生命科学领域地位的关键一搏！” 基于他原有的科研积累，赵国屏在国内还积极倡导微生物基因组的工作。他领导的中科院人类基因组计划，在中国第一次资助了对细菌的全基因组测序，使中国基因组测序能力从十万碱基级上升到了百万碱基级的水平。2002年，赵国屏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完成了钩端螺旋体基因测序和注释，其论文被入选于《自然》杂志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表50周年的专刊中。 2003年SARS肆虐，赵国屏一次次冒着危险只身到疫区，与当地的医护、疾控和科研人员广泛接触，起草给中央SARS科技攻关领导小组的报告。要做好这些，除了中国生物科学家在危急时刻的责任和勇气，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政府部门、不同实验室的有效沟通和协调至关重要。赵国屏多年社会实践锻炼的能力帮助了他。由于他和他的团队在2003年到2005年两年里，对SARS的分子流行病学和SARS冠状病毒分子进化，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绩，2006年度获上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赵国屏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手中接过奖状，代表所有获奖者发言，衷心感谢党和政府的支持，感谢与此成就相关的方方面面。 2003-2005年，赵国屏组织团队，为阐明SARS分子流行病学和SARS冠状病毒分子进化规律，开展一系列工作，取得重要成果，获2006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图为2007年，赵国屏在颁奖大会上，代表全体获奖者发言  20年过去了，当基因组测序技术日益成为生命科学一种重要研究手段时，当基因组数据日益成为生命科学各种研究都必须获取的基本信息和知识的来源时，中国及时地拥有了提供这种技术服务的能力与平台，也有了提供这些信息和知识的基础。因此，今天的中国科学家可以自豪地说，在基因组研究领域，我们与国际同行已经走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了。这是赵国屏这一代生命科学家在20年前不曾辜负历史的重托，勇敢并持之以恒地坚守使命所获得的回报。 任职香港岭南大学 俞自由1993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管理与决策科学系副主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积极引入国外先进的教材与教学方法。她通过与保险公司和保险业务培训机构的结合，建立保险培训中心，率先将美国保险业先进经验和LOMA寿险管理师考试引进中国，并在汪道涵同志和中国一批金融界前辈的支持下，创立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论坛。 1998年，俞自由受聘香港岭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岭南大学重视她在内地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美国普渡农经系博士研究生的教育背景，俞自由参与创建了岭南大学财务及保险系，致力于金融投资风险分析和保险市场的教学与研究。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态势如火如荼，金融和保险市场及风险投资正面对着巨大市场，俞自由的科研和教学，重视与国内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实践的紧密联系，得到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福特基金在内的多项研究资助。她也善于将国际和香港的资源，与上海地区大学的研究生培养相结合，让学生了解保险研究的最前沿。她指导和培养的一批金融保险专业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中，许多人已成为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及各类金融保险机构的管理和研究岗位上的领导和骨干。 俞自由学成回国后在上海和香港的多所大学任教，讲授数理经济学以及风险管理和保险学。图为2006年，岭南大学毕业典礼上，保险专业毕业生向俞自由赠礼：“诲人不倦” 2001年至2003年，俞自由参与组织亚太风险和保险学会，并两度担任学会主席，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组织年会，推动了中国保险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合作。 在香港任职的十二年，是俞自由又一段奋力拼搏的人生。刚去时，因为完全要用英语教学，备课压力很大，她几乎把每一句话都预先打了草稿。为了应对与学生沟通中的语音障碍，还设计了一些应急手段，每一个细节都“不敢怠慢”。她希望学生的学习能着重于应用而非应试。她很欣赏千夫之诺不如一夫之谔。希望学生有理解能力，会独立思考，有交流沟通的能力，有海量信息中感悟本质的灵感。能有批判、反思、总结、推理、选择等能力。她说搞经济的要见危知机，转危为机。这些靠照本宣读是远远不够的。 俞自由曾对多年知青好友、后来也做教师的黄红说，她认同身教胜于言教，认为只有教师对学科发自内心的喜爱，对其发展充满兴趣，才会让学生感受到这门学科的魅力。令她最兴奋的事是，上课时学生全神贯注地听，有时目光闪动，表示恍然大悟。有些学生毕业后仍会就某些观点与她交流，她会感到很满足。 2010年4月，俞自由因患肺癌辞世。事发突然，岭南大学俞自由工作的系主任，一位学养深厚的英国人，连夜和同事赶来上海，参加了近700名当年知青和她的学生、人生各阶段同事送她的追悼会。岭南大学在学校的教堂举行了追思会，她的同事们怀念她给大家带来的欢乐，称她“执著于真理，又善解人意，并敞开心胸与人讨论”，“是极少数会对学校高层的政策及决定直接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士之一”，“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生命最深的秘密”。 2009年6月，俞自由查出肺腺癌晚期，于2010年3月29日不治逝世。图为2010年2月，赵国屏陪俞自由在病房里度过她最后一个生日 家里设了灵堂。小好，当年下乡知青的同龄人，朱集生产队一个富农的儿子，一步跨进门，面对遗像，跪倒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磕头，呢喃。他感谢当年俞书记没有歧视他家，后来知青们又使生产队逐渐富起来。 四十年甘苦与共，三十载相濡以沫，赵国屏悲痛欲绝。俞自由患病后，他曾撰写对联“自强不息报国真情 由缘相爱同屏风雨”，描画他们共同的人生足迹。追悼会上，赵国屏说，妻子的病逝，会使他更加发奋于科研，为人类战胜疾病作出成绩。俞自由去世后，他曾多次在春节期间，独自回到朱集，想着如何能为现代化农业，再做些什么。 2008年，蒙城县上海知青联谊会组织返乡访问活动，赵国屏和俞自由回到当年在朱集芦沟上修建的滚水坝，合影留念 赵老师把为国家做事看得很重很重 “赵老师把为国家做事看得很重很重，”从山东农家走来的刚跨入知天命年轮的孔祥银这样说。这位中科院生命科学院肿瘤微环境重点实验室现任主任，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1997年他在德国做访问研究，得知中国要开始做人类基因测试，在没有得到任何承诺时便和妻子立即回国，和赵国屏一起建立基因组工程实验室。他们在一起共事五年，至今仍常有合作。有次走过一处地方写着“缘”字，孔祥银和赵国屏一起合影，“我们有缘。”他笑说，自己当年和妻子从国外回来，也是有责任感的。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用两年的时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2001年，《自然·遗传》杂志在同期发表他们与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撰写的两篇有关II型乳光牙疾病基因的论文时评论说：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意味着定位克隆已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 孔祥银认为，赵老师兴趣广泛，对生物学各领域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又因为常年在科研第一线，了解现实情况，所以能提出一些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意见。不过，“像他这样一年到头没日没夜地干，我们这个年龄也做不到。赵老师爱国，非常爱。有责任感，有紧迫感，有抱负。” 去年，赵国屏因颈椎病发，蜷缩在病床上。学生们围在边上，又急又气，“跑呀，你还跑吗？”赵老师一年到头几乎没有间歇地奔波，在他们看来实在是过劳了。 如今已是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下属上海申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金维荣，他永远记得，第一次按约去赵老师实验室，还是大三学生，想利用暑假去做实习。那天，赵老师臂上戴着黑纱，自己开着车按约而至，金维荣后来知道，那天凌晨，赵祖康先生辞世。一个即将踏上科研人生的青年学子，老师如何做事、做人，在后来的20多年里，时时影响着他。“《风筝》里那样的共产党人是真的有的，为了信仰”，金维荣几番说起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那句台词，“不是每个人都有为国捐躯的机会”。金维荣说，“他影响了我，我也要这样做。” “非典”时期，赵老师每次从南方回来都要隔离，那时他已55岁，学生们说，让我们去吧。赵老师却坚持说，自己的身份，在那里了解情况对问题的处理更有推动力。“他做成了当时我们都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 赵老师对学生的科研文章，每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逐句推敲修改，最后却不在乎排名第几或是以什么名义署名。 “亦师亦友亦父，就是这样”。植生所副研究员王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博士后，当时俞自由用岭南大学的房贴在香港买了房子，赵国屏兼职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讲座教授。王金在他们家整整住了三年，每月至少省下五六千元。在那里免费住过的大陆学生先后有六人，赵老师的家成了他们的男生宿舍。对于一些家境较差的学生，无疑是巨大而有力的支持。 2005年，赵老师获何梁何利奖，至今他把20万元奖金放在南方中心财务处，专门用作借给有需要的青年科学家购房首付。 有趣的是，被学生们称为在金钱和物质方面没有概念的赵老师，平时却是十分节俭，生活简单，衣着简朴，不讲究人情世故，约人谈事哪怕很晚了，仍是各吃各饭。晚上去买打折的面包做早餐，买便宜的牛奶，早上起来叫大家快喝，要过期了。实验室里的小管子，最好洗洗再用。 去年，学生们为他庆祝70岁生日，一大群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感情饱满地唱：“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好大一棵树，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赵国屏坐着半晌未动，抹一把脸，说，我想我应该做得更好。 那天，钟杨车祸，噩耗传来，赵国屏神伤，为这位十多年的同行同事写下对联：“演讲传真知，谈笑间天宽地阔深入浅出，大智慧；挚友何日论旧文？ 播种育伟业，征途上山高水急千辛万苦，硬汉子；后人谁敢续新篇！——天妒英才，我哭钟杨”。 2009年3至4月，墨西哥爆发新型H1N1流感疫潮，后传播到全世界。当时，恰逢钟杨译《大流感》一书出版，文汇大讲堂请钟杨与赵国屏演讲。图为演讲后，两人与听众互动，讨论人畜共患病。同年，两人共同为《科学通报》专刊撰写编者的话: Learn to Fight from the War（Chin Sci Bull 54: 2157-2156） 未来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赵国屏听从内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热爱生命科学，热爱中国人民之心不改；我也始终享受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服务中国人民的幸福。” 年届古稀，赵国屏常想起父亲贯穿终生的做人做事，他为自己写下了座右铭： 严亲教子立业 十年插队 十年留洋 惟愿为社会为科学 认认真真干实事 慈父示儿修身 一生忠诚 一生勤奋 定要爱国家爱民众 清清正正做好人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