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到兵团后，我就很快被连队领导看中，列为了入党积极分子，准备重点培养，并参加了师里主办的培训。却不料三个月后，父亲被迫害致死，我便从一个“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培养”就成了泡影了。1969年的冬天正是东北边疆战事正紧的时刻，修防空洞、军事训练，真正有了“屯垦戍边”的味道，同时又开始了“整党”运动。也许是我在“屯垦戍边”中表现不错，也许是团里派来主持“整党”运动的颜股长是无锡人，也许要放上一两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党的宽大政策，反正我的“入党积极分子”的称号没被取消，还被评为了“五好战士”，继续担任连里的通讯员。但在兵团修理地球的六年时间里，无论是我是普通战士还是当了团支委、统计员，党组织再也没有来找过我，倒是那些后来的知青不断有人入了党提了干。我知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并非是“已经教育好”了的，因此入党是万万不可能的，即使父亲后来被结论为“正常死亡”。再后来，后调来的指导员与副指导员等成了一派要“抓革命”的，与想“促生产”的连长顶牛，发展到组织人去抄了连长的家。不幸的是我所从事的“统计”工作偏偏中属于连长管辖的范围，当然被视作连长一派。（其实在长期的工作中，我也已经认识到生产的重要性，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要把生产抓上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入党自然成了泡影。

　　1974年10月，我离开连队到齐齐哈尔师范学校上学了，“入党积极分子”的组织关系也随之转入了学校。有了重新读书的机会，我们这些从农村农场来的人都十分珍惜，不仅努力读书，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我还担任了学校团委宣传委员的工作，再次列入培养对象，班里的同学、系里的领导都认为我在毕业前可以解决入党问题的。临毕业前的社会实习，学校还让我参加由各专业尖子组成的实习指导小组，为各实习小组作业务和政治指导。实习结束，小组里的党小组还给我写了一份评价很高的鉴定书。没有料到的是，那时的学生已经不是单纯的了，农村农场的多年“再教育”，使得一些党员已经沾上了许多本不该属于他们的东西，在入党问题上更多的哥们义气把本来纯洁的东西变得浑浊了。结果在毕业时的入党评议会上，全班男女同学都以拒绝出席来反对。最后男同学在我们几个的工作下去参加了，女同学却一个都没参加。

　　1976年8月，我毕业了，分到齐齐哈尔车辆厂中学。10月“四人帮”被打倒，整个中国百废待兴，我也和广大教师一起投入到复兴中国教育的热潮之中。几年后，父亲被平反了，学校领导为此远赴上海去作政审调查，再次将我列入重点培养的范畴。可惜的是，那个时候领导调换适如“走马灯”，我的入党问题就在这走马灯似的变化之中，渐渐地耽搁了，直到我1983年底调回江南。

　　1984年我到戚墅堰铁路中学工作，由于我的努力工作，从班主任到年级组长，从校办主任到教导主任，再次重新列入培养对象，再次进行政审调查，一切似乎都在顺利的进行中，偏偏又遇到了89年的学潮，有领导说我没有及时写思想汇报，要阻碍我。是杭校长仗义执言，充分肯定了我的成绩，客观分析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认为这样一个有思想肯耐劳的人就应该发展。就这样，自1968年8月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到1993年9月入党，我的入党之路竟然跨过了漫长的25个年头。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95周年了，这95年中，党坎坎坷坷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有胜利也有失败，有前进也有停滞，有顺利也有曲折，尤其是在这不断“运动”的岁月中，在这“摸着石子过河”的日子里。我是个不太容易盲从的人，但我相信，只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只要“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法宝不丢，我们这个党还是有希望的，这已经被以往的历史所证明，这也被正在进行事业所证明。我们必须充满信心，相信中国共产党能与全体人民同心同德，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艰险都能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