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0多名知青在丛林间开天辟地 1968年冬天，毛主席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社会潮流。两年后，17岁的查国平也出发了，他的目的地是黑龙江孙吴县奋斗五七农场，和他一起前往的初中毕业生有1000多名。 查国平说：“这是一辈子都难忘的，1970年3月31日普陀区跟长宁区一千多人，专门包了一列车，有两三千个家长送行，挤得满满当当的。12点钟火车开了，一霎那哭声震天动地。” 查国平穿着新发的棉袄、棉裤、棉大衣，带着对未来的忐忑上路了。行程持续了三天四夜，查国平和同伴们辗转乘坐火车、大巴、卡车等不同交通工具，来到了越来越荒凉的北方边境，最终在了一片林间空地里停下来。后来过了一会儿，树林里面钻出两个人，老乡戴了个狗皮帽子，穿了黑棉袄、黑棉裤，手里拿了一个小红旗，说欢迎欢迎，欢迎上海青年到这儿来，很多人就开始哭。 1000多名知青被分成20个连队，查国平在第15连。4月，小兴安岭的土地刚刚解冻，天气依然寒冷，没有水，没有食物，甚至连遮风避雨的房子也没有，奋斗公社的知青们要赶在10月上冻之前，把房子建起来。 当时全连出动，去把一片大概将近有30亩地的这个杨木林全部砍掉。造房子要一根大梁，一般来讲总是要7到8米，一千斤左右。这么多的木头全部要靠知青们，一根一根地爬上去归拢。 黑河地区历史上有过零下40度左右的寒冬，公社的同志来到连队视察，有一句话让知青们至今记忆犹新：“你房子造的不好，门缝里面漏风，在你们南方不算什么，在我们东北，那就是一个事啊，他说针鼻子大的洞斗大的风啊！”伐木、和泥、建房，查国平和他的同伴们边学边做，盖起了3间“干打垒”。 “过了芒种，颗粒不收”，为了能在冬天有口吃的，知青们赶紧在地里种上土豆、萝卜和黄豆。伐木、垦荒、造房，半年时间里，知青们终于在茅兰河畔的草甸上安顿下来。 在《奋斗》这本小说里，查国平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每逢雨季，小兴安岭的木耳遍地生长。为了给大家改善伙食，同为厨师的另一名知青决定去摘些木耳回来。没想到山洪爆发，这名知青会游泳就把这个木耳口袋口扎好以后，系在自己裤腰带上，没想到有一棵树倒了。他后脑勺被这个木头撞击昏过去，就淹死了，那年他才17岁。 直到后来，查国平才明白他们这1000名上海知青为什么会被派往这深山老林。因为地处东北边陲的孙吴县与前苏联隔江相望。1968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孙吴县东南部的深山密林成为“三线基地”的首选，查国平等人被派往这里，就是为了建造这一前线后方基地，备战备荒。 小兴安岭火灾频发，奋斗公社的知青们就参与过两次扑火行动，查国平写道：“天空灰蒙蒙的，到了晚上，四周的山林都是火光”，青年们“焦头烂额，破衣烂衫，一个个和逃兵一样”，但这还不是他最深刻的记忆，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一连女生宿舍遇到的着火事件。 查国平：“女知青们住在天棚，就是在天棚上开一个洞，用楼梯爬上去睡觉。有一天夜里，蛮冷的，她们就烧那个就是铁皮炉子取暖，可能那个火烧得太旺了，把那个炉筒子烧红了，天棚上的茅草烤着了。天棚有很小的洞，只能一个人钻上去钻下来。火着之后，有的人就来不及就往下跳；有的人不巧就跳在那个烧红的炉子上。有的女知青往外逃的时候，天黑也看不见，就踩上了一个大钉子，大概3寸长，把整个脚底板都刺穿了。” 岁月如刀，像做梦一样 查国平出生于上海一个纺织工人家庭，兄妹六人，查国平排行老二。小学时，查国平就读于搬运工人第三子弟小学，正值三年饥荒时期，学校课业松散，学生们每天惦记的是如何弄点菜皮烧粥吃。  查国平个子矮小、身材瘦弱，在奋斗十五连，他做不了伐木、抬木之类的重活，连长安排他做了厨师，负责给大家做饭。奋斗十五连的饮食异常单调，土豆、海带、黄豆是知青们平日最主要的食物。 1978年知青返城时，因为没有关系，查国平第一站回到了常州老家，在那里种了一年水稻，而后顶替母亲回到了上海纺织厂，成为一名落布工人。也是在纺织厂，查国平和一名纺织女工结了婚。 没过半年，纺织厂倒闭，查国平和爱人双双下岗，工厂安排他去居委会做调解工作，查国平不愿意。一位在出版社做编辑的奋斗公社知青帮了他的忙，在一家儿童英语培训中心为查国平找了份后勤工作。 退休后的查国平选择在周庄颐养天年，相比于上海的繁华与嘈杂，他更喜欢周庄的安静与闲适，他喜欢侍弄花草、打桌球，还自学了吉他、电子琴等各种乐器。 包霞英是十五连的联络员，知青时期修路，挖沟，垦荒，其他奋斗公社知青们所干过的苦活、累活，包霞英一个都没落下。 公社缺医少药，知青们经常得病。有一次，同连的一位女知青得了阑尾炎，肚子疼得直打滚，知青们却以为她是吃坏了肚子。包霞英和另一个女知青用木头绑了一副担架，想把她送往县城的医院。抬着担架走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了救护车能到达的道口。可惜，救护车太小，坐不下包霞英这么多人。  包霞英拽着那个救护车死活不走：“我就想到，不是说叫我到黑龙江来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我连黑龙江什么样我都没看见过。” 最后救护车还是走了，包霞英不服，决定自己走到县城。到了半夜，路走了一半，又累又困的包霞英只能在一处道班借宿，天亮后，修路师傅找了辆卡车，将她送到了县城。 包霞英：“我记得到县城吃饺子，吃了一大盘饺子，这么大一盘，都不知道怎么吃进去的，都吃到嗓子眼了。” 1978年，包霞英到了兴北公社工作，之后到粮食局做了出纳员，还做过粮食局托儿所所长和县政府办公室秘书。结婚生子后的包霞英留在了东北。1988年，包霞英和丈夫一起回到上海，在闵行区物资局工作。此时，市场经济萌芽，包霞英自愿从国家干部转为工人，提前退休后，开办了一家饺子馆。 当年留在东北时，包霞英把孩子送回了上海，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因为没有户口，儿子在学校借读，和包霞英在感情上始终存在一些隔阂。 尽管有着诸多艰难，生活还是要继续。对于他们来说，最为期待的就是明年的50周年聚会，届时，奋斗公社20个连队、上千名知青聚集一堂，这是属于他们的青春回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