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十一连曾亲自为一位意外去世的上海女知青布置过追悼会场，写过悼词，制过墓碑。那是四十几年前的往事了。已记不住准确时间了，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女知青名叫沈冬妹，因患感冒，嗓子不适，服用了“长效磺胺”。据和她住在同一宿舍的人讲，她吃了药后不久就感到嗓子更难受了，还感觉发憋。马上找卫生员，紧急送往十里开外的团部卫生院。听说在路上她就不行了，噩耗传来无不为之震惊。一个鲜活的、由上海到东北兵团屯垦戍边的青年人，就这样去了。可能大家都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缘故，知青们震惊之余就只有同情、怜悯和哭泣，那种切肤之痛只有目睹才能体会。 后事怎么处理啊？记得连队领导办事还是很有章法的。他们很快报告团领导电告冬妹上海的父母速来料理后事；派老同志到医院给冬妹洗脸、换衣服；木匠师傅连夜打造棺木。很快就到第三天了，忽然有个知青提出建议，冬妹父母就快到了，老人家从上海跑来料理后事，如果就这么简简单单，追悼会不开，坟前再没有块墓碑实在是说不过去啊，是领导的疏忽吗？原来在这个荒野之地因条件艰苦，过去凡遇上死人的事，丧事都非常俭朴。这回可能因为死的是城市里来的知青和知青父母来的缘故，一定要隆重地办一下，否则说不过去。 布置追悼会场，谁来干？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会轮到我身上。理由是在接受“再教育”的人群里，你会写美术字，阅历多些。其实，我就是个刚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刚刚离开北京到东北边陲，脑瓜里那有追悼会的概念，仅仅在连队的山墙上写过几条口号标语罢了，居然要接受布置灵堂、写悼词、制墓碑的任务。连队领导耐心解释说，这种事在咱连里谁也没有搞过，以往我们这里的人去世后，基本是把遗体装殓进棺木中，安放到墓坑内，盖上土，堆起个坟包，亲属围坟墓着大哭一阵。条件好的立块墓碑，不好的连碑都没有。不像内地，条件好，搞得比较隆重。如果你们说不会弄，我们就更不会了，何况咱连很多人还没见过那种场面呢。 没辙，不能推辞了。连领导找了几名知青商量了一下，将追悼会场设在了连队小礼堂。有的人去团部放大照片，有的购买黑布、白纸，有的人去扎花圈，剩下一些笔头工作交给我去完成。墓碑由连队木匠师傅刨出一块一米多长的厚木板，我在那上边写碑文，写完后再刷几遍防水清漆。会场的横幅、挽幛我是连写带挂的完成了。大家忙忙碌碌直到夜深人静，陆陆续续回去休息了，留下我一个人独守在追悼会场写悼词。这项任务对我来说难度挺大，因为大家到11连时间不长，相互之间都不太了解。况且我在机务队，冬妹在种菜班工作，和冬妹几乎没说过话，正犯难时，猛然看见舞台中央冬妹的照片，从来没有体味过的一种恐惧感突然袭来。室外寒风呼啸银装素裹，室内黑色布幔、挽幛、白色挽联、肃穆的花圈和靠在墙边的墓碑，都好像在向我发问：谁在那做锦囊收艳骨？我不由得浑身上下汗毛都竖起来了。可能是无神论或胆子大的缘故，莫名的恐惧很快就过去了，写悼词的灵感也随之而来。 冬妹个子不高，身体微胖，齐耳短发，一看就是个精明强干的上海姑娘。据她的同伴说，她是个67届初中生，大概有二十岁左右吧。她平日里不太爱说话，多是埋头干活。她突然离世后很多与冬妹一起工作的同伴述说了很多怀念她的话。我还联想她父母到来之后顿足捶胸痛苦无奈的场景……最后我把听来的、想到的，添加一些应时的标语口号，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接过冬妹同志未尽遗志，化悲痛为力量，认真接受再教育”等等，写进悼词中。写好悼词再看看舞台中央冬妹的照片，我已经平静了很多，刚才那种瞬间的恐惧感早就无影无踪了。回到宿舍，战友们早已进人梦乡。 知青回访11连时，在墙上有孙培刚写的标语前留影 后来冬妹的父亲来到十一连，看了为冬妹设置的追悼会场后，连声说谢谢十一连领导，谢谢帮忙的同学，说连队生产很忙，主动提出不麻烦连队，不开追悼会了。这样，就有了十一连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已精心准备好、但没有使用的追悼会场。我当时真被冬妹父亲的开阔心胸震惊了，泪水禁不住的流下来，多么伟大的父亲啊！ 我仿佛听到冬妹父亲内心在说：“我的女儿啊，我怎么能够舍得让你走，如今分手何日再聚首。我的宝贝女儿啊，你怎么能够像那流水一去不回头……”。 几年后我们大多数知青都回到了父母身边，回到了我们生长的城市，只有冬妹还留在了十一连的黑土地上。 四十多年过去了，冬妹的音容笑貌并没有淡去，为她布置追悼会场的事，还清晰地留在脑海中。 冬妹仍然静静地在那里守护着我们的连队，看护着我们曾经留在那里的青春年华。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