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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那段逝去的日子曾经是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如今成了无尽的缅怀和感念。近年来，为了推进并成就这一段当代史的研究,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主持编写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中国新编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记事录》和《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黑龙江》等书。自1968年到1978年，上海赴江西插队的知青有118805人之多。上海知青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留下了人生难以磨灭的足迹。本刊特发表插队井冈山11年的王战教授(原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市委副秘书长,现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的口述回忆，以志纪念。  一、“成建制”奔赴井冈山 据档案记载：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个方向是江西的井冈山。1968年4月，就有好几批上海的中学毕业生来到井冈山农村；7月，华东师大二附中和南洋模范中学的24名毕业生，先后从上海步行到达新干县鸡丰公社。接着，上海位育和淮海中学8人到达井冈山小通公社要求插队。 同年，11月18日，上海一千多名中学毕业生“成建制”地赴井冈山插队落户。这天，上海举行了夹道欢送仪式，我也在行列中。第二天，《解放日报》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去插队落户”为题进行了报道。为什么说是“成建制”呢？因为一列火车开拔下去时，就是编成连、排、班的，一个连到峡江，500人；一个连到新干，504人(先行到达的32人亦正式编入第一批建制中)。尽管这只是知青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其道路、前途与命运，却是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真实经历。我当时是副连长，连长是南洋模范中学的温星衍，后来他抽调到复旦去读书了。峡江和新干都属于井冈山地区，峡江在里面一点，新干是最外面的一个县，我们在一个叫鸡峰公社的地方，因为那边有一座鸡峰山。到鸡峰公社的人是最多的，500个人当中差不多一半在鸡峰，还有一批在洋湖公社，主要是一批女将，是徐汇区市四女中的。  我们位育中学批准去55人，其中一人是在走的时候家长不放，最后投亲靠友去了。我们下去就是54个人，分在了四个生产队，建制上就是四个班，我们这个村全部是姓姚的，300多户人家，1000多人，我当了10年知青排长，后来当大队团支部书记、小学校长。为什么叫我当知青排长，这里还有高中生，比我大三四岁呢!就是要树典型嘛。因为我的手患有结核性关节炎，手腕只能活动15度，当时作为一个事迹报道了。现在想起来真有一点后怕，在那边插秧后手就红肿了，万幸没有复发。2003年时，我从美国到香港，再到青岛，连续作演讲可能累了，骨结核复发了。瑞金医院说要把里面的软骨全部切除，再用钛合金固定住，所以我现在这个手腕是残废的。我觉得这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这个复发出在农村的话，就糟糕了。所以，我现在是没法用电脑的。 二、值得感怀的日子 我们小康片（公社下面还分片的），共有五个大队，其中三个大队最有名，一个是我们的阳团，边上的小康大队也有三四十个知青，此队有一个高中生，在那边待了20多年，先做妇联主任，后来做了地区的干部，前几年退休了才回来。边上还有一个梅峰大队，有三十多个知青。梅峰大队的知青潘维明当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此是后话。我们三队就隔了5里路，大家经常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我们杀一只猪会让他们一起过来吃，看电影也是大家一起看的。所以，我们这一片的上海知青有一两百人呢，很热闹。  记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曹香秾，她专门到我们这里来组织报告文学《井冈山下的新一代》，里面的故事都是很典型的。我大概写了两篇吧。一篇是全国的第一个农村气象哨。是我们阳团知青任远搞起来的，她的父亲就是写儿童剧《马兰花》的任德耀。当时，这个气象哨很出名，是全国知青的一个样板，印象非常深。江西山里边的下午时常就是一阵雷阵雨，到收割的时候就很麻烦，因为打下来的稻谷刚刚摊开晒，雨来了来不及收，被雨一淋就发芽了，小区域气象预报对农业生产就很有用。  图 | 阳团村气象哨负责人兼观测预报员任远在观测记录有关气象数据，为准确预报天气提供科学依据 另外一篇写了在当地当“赤脚医生”的上海知青，后来他被推荐成了上海二医的工农兵大学生，曾任二医的学生会主席，现定居在加拿大。他的丈人曾是昆山地下党的负责人，现在快100岁了。这个“赤脚医生”在农村的口碑非常好，很远的路出诊都是一叫就到，有一些事情还真有本事，比如一个人手指断了，然后帮他接活了，这个在农村是很稀奇的事情。我们这个大队出了工农兵大学生大概有30个呢!上海复旦、交大、同济和师范大学都有，我是“留守兵团”，因为领导说你是排长不能动，你一动下面就散了，所以，副排长和班长就一批一批送走了，后来还要我扎根农村。 现在算起来，我们那个大队的知青出了一批人，里面有三个局级干部，一个经信委副主任。上海文化局的局长贺寿昌，他现在是画家了，最近还在开画展呢。他是先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学习的。还有一个局级干部是中福会的秘书长，可惜了，50多岁得癌症去世了。我们队里还出了个三项铁人的运动健将，他在农村并不怎么出挑，回来后骑自行车从西藏到新疆，很活跃的。 当时当地的农活还是比较落后的，田地很多，种上就不用管了，到时候再去割，所以产量很低，就一二百斤吧。后来我们把良种引进去了，还搞了920肥料。整个农村仍很穷，关键是增产不增收，当时的粮食价格是国家统一定的，压得很低，低于成本，这怎么会富裕呢？我一直在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副业，这样农民的生活会不会好一点啊!我们这个大队耕地是4000多亩，山地面积是1万多亩，我每年都看到林业所把很多的木头运出去。这些木头运出去派什么用场？一个是矿山里面的坑木，一个是铁路上的枕木。我问了一下一根木料多少钱，3块钱!这3块钱是怎么分的？把木头伐下来，拖下来，堆在一起是1块钱，很多都是江苏、福建的人来伐木的，然后大队拿1块钱，还有1块就归林业所。我想只要好好设计加工肯定不止3块钱。比如电灯泡插座就是一块小木头，我们去县上问了一下，这个东西是1毛7分钱，一根木头可以做多少只？我们知青中就有小木匠，然后我们自己投钱，专门做了一个锯木机，用来把木头做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这个机器蛮重的，两三个人一起扛到火车上运回来，这可以说是第一个自制设备，想搞一个小小的企业。但是，一搞起来就黄掉了，为什么？原来有规定，林木产品是国家一类物资，除了县以上谁都不可以碰，就是说我们知青不准干这个事情。这件事给我们的打击很大，我在农村11年，想尽所有办法要让农民富起来，让这个村庄富起来，结果就是做不到。农民为什么穷?原来是穷在经济体制上。后来，我为什么一定要学经济学，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说插队这一批人在改革开放来到时，有感觉，有想法，因为与我们的经历和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在新干插队时，我们搞了全国知青的第一个乡镇企业，这是从两架照相机起家的，事实证明办得非常好。上海知青中有懂摄影的人，考虑到农民总是要到很远地方才能拍照，我们就搞了这么一个点，从拍照到修照，还弄了一台上光机。很受农民欢迎，真正是盈利的。就此，我们也留下了不少有意思的“老照片”。 我的邻居中也有人去黑龙江的，去上海郊区，或去其他地方的。听下来最苦的地方就是江西，因为江西种两季稻，而且江西这边人少地多，又是丘陵地带。所以说这个地方每个劳动力要负责好几亩地，一人一天最多插一亩地，插完了腰都直不起来。每年7月天气最热的时候就是“双抢”，第一季收完了就一定要种下去，这是在抢季节，误一天都不行。那时早上4点就要起来了，第一件事情是先到地里割稻，你这边割完了，那边就有一批人耙田了，下午就要种了，晚上还要去拔秧，大概要干到10点多，最好有月光，拔秧时有一点月光就可以了。这等于一天要干三个事。距离近一点的地还好，最远的地要走7里路呢，而且是要挑着担子，翻山越岭走这7里路，一担是140斤，真是非常的累。冬季时的两个月，干的活就是去修水库，基本上都是泡在水库上面。山上修小水库，这对农村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知青在农村也不懂得怎么持家，我们初中生就16岁，高中生是18岁，最小的15岁，是硬跟着我们来的。到生产队以后，第一批菜是农民帮我们种好了，后面的菜都要自己种了。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开始都不知道。大家都出工了，家里留一个烧饭，做家务。我们看着茄子一点一点大起来，辣椒一点点长起来，黄瓜一点一点长出来了，总觉得有好菜可以吃了。那天轮到烧饭的小女孩一边烧饭一边洗衣服，顺手就把肥皂水往菜地倒，菜全部死了，结果吃了一个月的酱油拌饭。也有个别不负责任的，比如说今天轮到他烧饭了，恰巧这一天米吃光了。按理他就要到生产队的仓库里面去拿稻谷，然后还要把它弄成米回来烧饭。谁知他两手一摊说今天没有米没有办法烧，在地里干活的人最苦了，晚上回来饿着肚子怎么办？我只得连夜跑到生产队，把保管员叫来，把仓库打开来，最后弄到晚上十点多才吃饭。 刚下农村时，城市来的知青什么都不懂，发生劳动事故和意外事故也是有的。记得我们下去的第二年，应该是1969年7月1日，这天记得特别清楚，大雨下了200多毫米，扑面而来什么都看不清楚，山洪暴发，大家奔跑5里路全部上水库。要使水库不溃堤就是人在里面站成一排，外面打木桩。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江西的红土很滑，一碰到水以后像油腻一样，幸亏没出事。有一件很可惜的事，一个上海知青游泳非常好，地里劳动后人很热，一看水那么干净，跳下去就游，结果出事故了。一是水库里有水草，被水草缠住了很难脱身；二是下面的泥是不能踩的，一踩脚就陷进去了，再用另一个脚做支撑，那个脚陷得更深了，这和城市的游泳池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为了救火而死的。我有一次就很危险，因为那个时候失火了，大家都会往里冲的。那次，我看到一家着火了就冲进去，大概在我前面一尺左右的地方，上面的梁烧塌了砸下来。现在我手里面还有一个黑的印子，是烧过的东西留在伤口里了。如果我再朝前面一点点，烧塌的梁砸在头上就出事故了。江西这地方是四月清明以后播种，之前有一个懒办法是在冬天时把枯草全部烧掉，不然的话有很多害虫，烧一下害虫就会减少很多。但不当心就会引起山火。有一次真是发生山火了，我们知青不知道怎么救，折了松枝就冲到山顶上往下面扑火。这个火一烧热空气就往上升，这是会拔火的，结果冲在前面的人的头发、眉毛都没了，还好是这么一阵，如果持续刮风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还有一次爬拖拉机，差一点摔死。这些事情都经历了，也算是在这个社会课堂里锻炼了。 总的来说，第一批去的人素质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多是自己报名去的。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有一点革命的志向，或者说有一点理想主义，想着要建设新农村，这就会动脑筋做很多的事情。刚开始大家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就是大家的东西都放在一起，工分也不是分到每个人手中，就是男女一起出工，计工分后钱就放在一起。因为女的体力差一点，男的体力强一点，时间长了，如此搞平均分配就会有问题，搞了一年就搞不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知青上山下乡有“正能量”的东西，也有实际的劳动和经济的关系，不能搞乌托邦。 三、新干有个习家村 2007年时，我才知道当年插队的地方是习近平总书记“老家的老家”。有个习家村我们早就知道的。此村离我们约20多里路。一般知青去县城就扒拖拉机，拖拉机手看到知青在后面就开S形，而我们会预跑，看到拖拉机隔50来米时就助跑了，然后一跳就扒上去了。快到县卫生院的那个地方的对面就是习家村，它离县城大概几里路。 井冈山地区改成了吉安市，2007年吉安市党政代表团来上海交流时，新干县的县委书记当众说，当年王战就在新干插队。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听了问我：你在新干插队啊？我说：对啊!江西那个老家，习近平自己没有去过。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去过自己的老家。只是有一次习近平上井冈山，把新干县委书记约过去问了一下新干的情况。 现在大家看《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讲的是陕西延安，这真的是有缘，他的“老家的老家”江西新干县，是上海第一批知青“成建制”插队的地方。 四、如愿以偿回家路 粉碎“四人帮”后，形势起了变化。说起知青“大返城”还是很感慨的，毕竟上山下乡作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个运动结束了。当时，农村里抽调工农兵大学生、招工等已走了不少，因推荐是要讲政治的，表现好的人才可以被推荐。这之前的一条路就是病退，有的是真有病，很多是假病退。一个插兄家中比较困难，身体却没有病，怎么办？建议他装“神经病”。一天晚上，他把林场人都叫起来，手上拿一把柴刀，叫大家把鸡全部杀了，晚上的鸡都在鸡窝里面，抓起来比较方便。杀完以后丢到一个大锅子里，说今天开“百鸡宴”，然后拿把刀逼着大家吃，结果，弄了一个“神经病”的证明回去了。但这就留了一个话柄，后来的工作都不太好找。这种东西简直都是可以写小说的。还有的人怎么办？拖拉机后面有一个挂钩，就是在拖拉机开的时候手指伸进去，一开动就断了。江西农村多水田，季季要插秧的，他说我手指断了不能插秧了，就搞工伤病退了。还有一个是邻近大队的，因过几天就要回去了，他想到山上弄一点好的木头，带回去做家具结婚，不小心手被生锈的钉子弄破了，他只是用红药水涂涂，结果得破伤风死了。当时剩下的只有两拨人了，一拨是在农村结婚生孩子了，我们的一个插兄，到那边第二年就结婚了，他和我差不多年纪，快有曾孙子了。还有一拨人就是有点不当行为，队里还剩下十几个人，我作为参与队里领导的也是走不了的，我也做过一些家访，这些人也是很苦，不容易的。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在一起打交道，大家的感情都不错。 直至“老三届”可以考大学了，我才决定离开。当时说我是扎根农村典型，1977年就没让考,1978年到考试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公社党委同意了，只有6天时间了，我们4位知青在一起复习。我当时就是要考复旦经济系，分数下来离复旦的录取线差4分，招生组就来征求意见了，说可录取江西大学，我说什么系？说是政教系，我一听就说不去。其他几个分别转到了井冈山师范、江西财经大学等。我说复习6天才差4分，那么我明年再考，这样第二年就如愿了。 我是1979年3月顶替我父亲回来的，具体工作在海关招待所里面打杂，这个所长是老干部，大字不识的一个山东人。我还是想考大学，他一口山东话说小王没有问题，你每天就把这6层客房的水泡完就可以去复习了。这样，我两个小时就泡完了，然后就埋头复习，整整拼了3个月。到高考那3天，我发着高烧，每天中午一个面包一瓶盐汽水，撑了下来。 1979年不是先填志愿，是考完后再填志愿的。我一看正好复旦世界经济系第一次招生，就将经济系改成了世界经济系，我更用心的专业是世界农业，因为我不想前面11年在农村的插队经历浪费了。1983年毕业时，我想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去工作。因为世经系是复旦的第一届，学校不放要留校，我就留到了世界经济所，做比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人生的轨迹在改革开放中转了弯，而插队经历给我的好处，就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学的东西要派什么用处。我当时的想法是：因为在农村待过，世界经济应该包括中国经济，有了世界经济的知识背景，再来研究中国经济有一个对照，应该比较好。 我在江西新干插队落户整整11年，1968年11月最早一批下去，1979年3月最晚一批回来，可以说是完整地经历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这段经历使我懂得了天高地厚，一辈子受益无穷。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这个周年确实很重要，很有意义，我想如果能做一个课题也会有价值，或者在那个地方搞一个“知青博物馆”，当年的知青朋友手头上有不少的资料，包括下去时发的票证，还有那边的工分本，可见每天是怎么记工分的等等。1998年10月，为纪念插队落户30周年，我曾与20多名当年的知青朋友，重返了江西新干的生产队，重温当年的劳动生活。为了那里的孩子能够健康地成长，我们还捐资5万元设立了“教育资金”。当年，我在农村时曾是村办小学的校长，六七位老师都是上海知青。建校后，学生有一百五十多名，辍学率为零。自2003年起，我每年都委托知青兄弟将收入中节余的一些钱送到村里，给老人们过年。总之，中国知青研究可以成为很重要的课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实际上，十年“文革”及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给后面的改革开放启动了一个反作用力。就此，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一代人才走上了新的征程。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6期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