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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吴慕林的《那些年，那些事》，勾起了我对鲤鱼洲往事的回忆。 吴慕林和我都是1970年上山下乡到鲤鱼洲的知青。鲤鱼洲当时叫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吴慕林下乡那年16岁，我17岁。他是南昌知青，我是上海知青。他在3营11连，我在4营22连。恢复高考后，吴慕林考上了江西财经大学，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如今，吴慕林是经济学家、江西省物价局副局长，发表了近100篇经济论文，出版过好几本经济学著作。他兴趣广泛，精研业务之余，还潜心散文杂文写作，不经意间，已出版了多本散文集，被推举为江西杂文学会副会长。我呢，没他那么多才多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新闻，如今在新民晚报供职。 其实我并不认识吴慕林。是当年12连上海知青、现银河证劵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朱伟仁牵线，嘱我作序。我拜读了吴慕林的《那些年，那些事》后，在为其才华倾倒之余，也唤醒了沉睡心底的件件往事。有些懒散的我，很踊跃地想写点什么了——因为被感动了，心中有话要说。 《那些年，那些事》记叙的知青生活，我都亲身经历过，因为熟悉，读来就感到亲切。我佩服吴慕林记忆力如此之强，感觉又如此敏锐细腻，案头准备工作又做的很充分周全，几乎是全方位地在还原当年鲤鱼洲的知青生活原生态。 鲤鱼洲的中心地点叫天子庙，也是团部所在地。元末朱元璋和陈友谅天子庙一带大战的传说，我当年也听说过，但吴慕林却描写得活灵活现，还把从一营到五营驻扎在鲤鱼洲的区位都记录的很清楚，可见他写这本书是很用心的，态度也很认真，他想把这本书当成鲤鱼洲的知青史传来写。 当年知青生活的点点滴滴，写得很真实，很传神，所以就有了打动人心的魅力。遥想当年，一个个16、17岁的少男少女，还未成年，却远离城市，远离父母，中断学业，来到鲤鱼洲这个“南大荒”。稚嫩的肩膀，跳起沉重的担子，肩膀被扁担磨出了血。烈日和水稻田里浑黄的泥水，将原本雪白娇嫩的肌肤晒成古铜色，染成暗黄色。蚊虫、牛虻、蚂蝗将光滑的皮肤咬得疙疙瘩瘩，又红又肿。农忙时披星戴月，天不亮起床，天黑了才收工，累到话也不想说。抢收抢种时，割稻，插秧，腰从早到晚一直弯着，几乎要断成两截。每个知青的手指，大约都被镰刀割破过，知青自嘲为“杀鸡”，包扎一下，马上又下田割稻，这叫“轻伤不下火线”。寒冬腊月，知青又要上大堤，挑土加高加固围堤，以防来年洪水。三九严寒，鄱阳湖挂来的风，刀割一般，知青却干活干得脸上淌下汗水，有性子烈的小伙，赤着脚在冰水里走。这说的是劳动的艰苦，工作的强度。这些娇生惯养的城里娃娃，很快学会了插秧、割稻、挑担等简单农活，部分知青学会了耕田、耙田、育秧等技术农活。风里来雨里去，顶着烈日干活，趟着泥水下田，挑着担子走路，是家常便饭，他们成了鲤鱼洲的壮劳力。 饥饿，是男知青才有的困扰。17、18岁的小伙子，肚里没有油水，食量很大，每顿饭吃6两8两是小菜一碟。吴慕林一顿吃过一斤七两饭，我曾经一顿吃下一脸盆的面条，好像也有一斤半了。我还和人打赌，一顿吃下一斤半的糯米饭，这些吃的记录，显示知青的饥肠辘辘。也难怪，那个年代，只知道种粮，没有油，没有肉，蔬菜常年只有蓊菜和韭菜，蓊菜知青都叫做“无缝钢管”，锅烧红了就倒进去，熟了盛出来，菜老到嚼着咯牙，难下咽。只有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春插、双抢才有肉吃。就像这本书中所述，几个月才吃一回肉，肚子怎会不饿？吴慕林的福气算好的，有个姐姐也在鲤鱼洲，又在炊事班，可去蹭饭，我就没有那个福气了，那个饿呀，至今想起来还是刻骨铭心。但饥饿并不只属于知青。当地老职工也同样。有一年。我们连队因误给饲养的猪喂食了工业盐，所有的猪都死了。团部兽医说不能吃，就地掩埋了。没料想，半夜里老职工都悄悄起来，挖开土坑，刨出死猪，拿回家连夜腌成咸肉。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吃病死的猪肉啊。 女知青的困扰，在于她是城里来的女学生，年轻，漂亮，时髦。鲤鱼洲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好色之徒。在这本书里说到的24连的一位美丽女知青，因被指导员奸污后想不开，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悲惨命运，我也有所耳闻。1973年，就是鄱阳湖发大水的一年，我当时在22连武装班，因24连地势低洼，营部命4营各连武装班派战士去加强值班，我就到24连值了一周的夜班，晚上持枪巡逻。和那位后来奸污漂亮女知青的好色指导员相处过。这位李指导员下场也很可悲，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交军事法庭审判。还有一个连队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记得是在1973年鄱阳湖发大水的一年，为抗洪，该连队大部分知青都转移到湘子口大堤，连队里只留下一些后勤人员。一天深夜，一位地方干部连长悄悄摸进了一位留守女知青的宿舍。女知青当时不敢反抗，很快让亲友在南昌找了老公匆匆嫁走。人走之后，再发回一封举报信。那位连长原以为这个平时很老实的女知青软弱可欺，料定她为了面子不敢声张，却没想到碰上了一个有勇有谋的女子。该连长后来被免去职务交群众监督劳动。 知青刚下乡时是不准谈恋爱的。其实也不可能谈恋爱。我们连队，男女上海知青之间很封建，彼此连话也不讲的。男的只和男生讲话，女的只和女生讲话，就像读中学时一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男女之间这层窗户纸才被捅破，于是，谈恋爱的就多起来了。青年男女，孤男寡女，男欢女爱是正常的，怎么可能禁的住？我的两位知青朋友，就是在那时谈的恋爱，天天躲在蚊帐里卿卿我我，回沪后结了婚。几十年过去了，女儿也出嫁了，两口子感情仍然很好。当然，像本书中的一对恋人，离开鲤鱼洲后反而分手，也有不少。人的感情，毕竟是受环境制约的。在这本书里，写知青恋爱的篇章，是很出彩的，哀怨，凄美，心酸，欢乐，甜蜜，苦尽甘来，各种滋味都有。但知青谈恋爱也是刀口舔血，一旦偷吃禁果，女方怀孕，麻烦就大了。我有一位知青朋友，春节没有回家探亲，和女朋友在鲤鱼洲过了个“两人世界”的年。年过得很甜蜜，但结果是苦涩的。那时，做人工流产要单位开证明，私下打胎很危险。我的知青朋友为了女友的安全，勇敢向领导承认自己犯了生活作风错误，领了个严重警告处分，换来女友开出一张合法的人流证明。我的知青朋友像个男子汉。 这本书中最华彩的地方，是作者的反思。作者沉痛地批判了那个摧残人性泯灭人性的年代，那是个思想戴上镣铐的年代。那时知青要“早请示，晚汇报” “灵魂深处闹革命” “狠斗私字一闪念”。信息的闭塞，劳动的艰辛，尚能忍受，最不能忍受的，是精神桎梏、尊严缺失与饥饿摧残的相互作用。吴慕林心痛地写道：“那时的鲤鱼洲啊，人人自危。行动小心翼翼，说话瞻前顾后；言必斗私批修，行必战天斗地。所有人的思想乳汁被抽干，只剩下一张包裹骨肉的皮囊，一个活着的躯壳。”作者感叹：“在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知青们的“壮怀”如何“激烈”得起来呀？在饥饿面前，任何说教最终都是苍白无力的。”作者的反思是深刻的。那时鲤鱼洲流行着这样的豪言壮语：“鲤鱼洲水混，水混能冲掉旧思想，鲤鱼洲风大，风大好展红旗，鲤鱼洲都是黄泥巴，黄泥巴能走出革命路。” “扁担不断只管挑，双腿不断只管跑。”“活着干，死了算。”豪放的言辞却掩饰不了思想的苍白空洞，也对付不了饥饿的煎熬。还有，像24连那位女知青的人生悲剧，归根结底，也是那个泯灭人性年代造成的。那个时候，营连级的干部，都不带家属，每年探一次亲，要么自己回家，要么老婆来探亲。这些壮年男子，手握招工招生上调大权，每天会面对很多漂亮的年轻女知青，好色之徒一旦把持不住，心中邪念拱起，就会动用手中权力，用各种威逼利诱手段玩弄女知青。我听农建师六团一位上海知青干部说，他们团一个边远连队的指导员，奸污了20多个女知青，但凡长的有点姿色的，都逃不脱这个禽兽的魔爪。此人后来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这个禽兽坐牢事小，20多个女知青的人生就毁在他手里，太惨了。这是因为，在那个闭塞的年代，虽然号称是“文化大革命”却又极其封建。女子婚前失身，被认为是严重生活作风问题，会背上沉重包袱，会受到持久广泛的歧视而抬不起头。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谢天谢地，我们九团还没有出这样的禽兽指导员。我要再说一遍，鲤鱼洲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这样的悲剧是有的，却很少发生。但即便很少，也是悲剧，是那个摧残人性泯灭人性年代造成的悲剧。 但愿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永远不要再回来。  （序作者朱大建系上海新民晚报副主编，上海记者协会和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协成员。）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