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斌，一名曾经的知青罪犯，他是我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年级、在同一个时间、同乘一列火车、同到一个地方、同为知青的中学同学，最终又都回到了同一个城市。不同的是，我们学生时期不在同一个班，知青时期不在同一个营连，更大的不同是我成了一名军人，他却在云南山区的监狱里，成了服刑十年的罪犯。 关于他过失服刑的事情，在中国知青作家邓贤所写的《中国知青梦》一书中有过描述，并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上有过报道而轰动全国。但人们只知道曾经发生过烧死十名成都女知青的事情，却不知道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作为赵斌的老同学，我愿就我所知的情况作个回顾。 赵斌到达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盈江十三团后，被分配到二营四连，这是个新建的连队，位于盈江县岸坎乡太平街的一个山腰上。因为是新建的连队，为了快速建成，更为了降低成本，所以，连队的住房全用茅草和竹子搭建，并且不通电。 1971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因为借来的小说《青春之歌》（当时被列为禁书）后天就要归还了，赵斌很想把这本书看完，所以等同宿舍的人都睡着后，他强打起精神，点着煤油灯，躲在蚊帐里偷偷的看起来。年轻人本就贪睡，加上白天开荒的劳累，他逐渐犯睏、犯迷瞪乃至瞌睡过去，书从手中滑落，把煤油灯碰翻了。随着煤油的溢出和火势的蔓延，床头柜、蚊帐和被子被烧着了，此刻他全然不知，仍在酣睡。直到火已经烧到了他的胳膊，他被灼痛惊醒。眼前一片火海使他精神恍惚不知所措，他惊慌地冲出草房后只顾自己往山上跑。 当时正值秋天干燥季节，加之山坡上风大势猛，与他相邻的草房全都着火了。当隔壁的知青惊醒后，火势像猛兽般的吞噬着这一排的草房，房门和屋架因塌陷变形已打不开了，可怜的年仅17岁半的十名成都女学生，才分到连队当了七天的知青，因为大火造成的窒息和房屋的倒塌而葬身于火海。 当时我在团部宣传队，随陈二马副团长赶到现场时，看到人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那个场景让我终身难忘。此时的赵斌也因为手臂烧伤被送进了县人民医院治疗。 后来，经过立案侦察，从火源查起，确定赵斌属于过失犯罪，被判处十年徒刑。就这样，在短短一年零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因为一本《青春之歌》所引发的一场毁灭青春的大火，赵斌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大城市上海到边疆小县城盈江，从知识青年到过失罪犯，从知青居住的草房到服刑的牢房。 1972年底我被部队招文艺兵参军入伍了，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解放军师团以上的部队都会成立一个宣传队，一个篮球队。这对有文艺细胞和会打篮球的知青来讲，无疑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极好机会。我算是幸运的，尽管不知今后的命运最终会怎么样，但眼下起码能够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能够给父母精神上带来一些安慰。我自己也觉得人生命运像做梦，变化无常。当我穿上军装对着镜子时，心里自我调侃的想，昨天还是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怎么今天就变成了一个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解放军啦？还调皮的对着镜子敬了个礼。 到部队后，我经历了新兵连的集训，又下到特务连锻炼。一年后调到了保山军分区宣传队。因为我是接兵干部重点物色的，所以领导对我很重视，1974年派我作为解放军代表到昆明观摩了云南省首届文艺汇演，回来后参加节目创作和编导。为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我非常刻苦、勤奋和好学，为宣传队创作和编导了许多节目。也是我们宣传队的台柱和主角。 1975年我们参加昆明军区文艺调演后，首长要求我们下部队演出，就在这次演出中，我与赵斌意外相遇，演绎了一名军人与一名知青罪犯的故事。 在巡徊演出中，我们来到了地处云南施甸和龙陵两县交界的新光劳改农场，慰问分区独立营下属的四连指战员和管教干警。该连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看管新光劳改农场的犯人和警卫值勤，确保监狱和劳改农场的安全。新光这个地方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在其他地方我们问路或打听什么事情，都习惯叫路人——“同志”或者“老乡”，而在这个地方是不允许叫“同志”的，因为这里的人都是劳改和刑满释放后不愿回原籍的人员，经组织批准后在此当了农民，他们是监管对象，必须要定期汇报思想。 这里属热带雨林气候，十分炎热，水果相当丰富，这个连队因为有劳改犯作为免费劳动力，所以连队的后勤生活保障都非常好。 我们慰问演出的对象是部队、管教干警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刑满释放后留用人员。正在服刑和劳改的人员是没有资格观看我们的演出。为了确保演出的质量和效果，晚饭通常安排在演出之后吃，部队为了表示对上级领导机关的尊重和热情，表示对宣传队付出辛苦的感谢和关心，他们会安排很丰盛的晚餐，杀猪宰羊、杀鸡抓鱼，自不必说了。 这天独立营营长正好在他们连队蹲点，晚饭时营长亲自陪同。入席后，我们宣传队领导和营长、连长、指导员座主桌，叫我们几个主要演员也跟他们同桌。按照部队的惯例，经过了欢迎、答谢、互相敬酒的程序，气氛十分融洽和热烈。席间，营长指着我问是哪里的？过去怎么没有见过？宣传队的领导把我的情况作了介绍。营长听说我是上海知青，就说：“我们这里也有上海知青的”。他看到我惊奇的表情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是个罪犯”。我问是什么罪？营长说：“过失着火”。我马上问是不是姓赵？他说：“是的”，反问我，“你怎么会知道？”我回答说：“我们都是建设兵团盈江十三团的知青，还是一个中学的同学呢”。营长说：“这么小的年纪，就判了十年刑，可怜啊。虽说是过失，但是后果也太严重了，到底是十条人命呢”。 虽然赵斌已经是个服刑的罪犯，但在我的心里，还是把他看作是同时代、同命运、同下乡、同患难的同学和上海老乡。我跟营长提出了想看看他的要求，营长说：“现在天黑不行了，明天上午七点正，叫一个干部陪你去”。当时可能是我在宣传队的表现好，作用大。领导也就默认了我去探监。 第二天早上，我先到连队的小卖部，化了四元一角钱买了条春城牌香烟（当时我的月津贴费才八元钱），然后就到连部报到。在一个排长的带领下，来到了监狱的大铁门外。高高的围墙上面都是铁丝网，大门一侧的围墙上耸立着一个像炮楼一样的岗亭，有两个解放军在站岗。排长在检查我香烟之后，让哨兵把赵斌叫出来，大约十分钟后，只听见“哐铛”一声，监狱的小门开了。一个个头不高、赤着脚、皮肤黝黑、肌肉发达、全身上下只穿一条短裤的人走了出来。用疑虑的眼神看着我，好象根本就不认识我一样。这也难怪，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已经当了兵。还是我主动的叫了他的名字并且告诉他我是谁。他迟疑了几秒钟后，马上冲过来，扑在我的胸前，我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他的身体在我胸前抽搐，肩膀在颤抖，声音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也动情的流下了眼泪。此时，排长有意回避一下，在离我们十几米的地方等候。 几分钟后我们稳定了各自的情绪，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大概的内容是：自从他离开上海到进监狱，上海的家人没有来看望过他。每个月有二元钱的津贴费，主要用于信纸、信封、邮票、草纸、肥皂等生活用品，还要买点烟丝等。每天的工作基本在野外，开采、搬运石头，修路、挖河等。每天要出操军训、整理内务、打扫卫生和搞菜地。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抓得很紧，每个班都要出黑板报、墙报，每个犯人都要写学习心得体会和思想汇报，各项工作都要进行考核评比等。 我简单讲了我当兵的事情后，对他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希望他好好表现和改造，服从管理，不要有委屈的思想，就凭十条人命也应该好好的服刑改造等。在告别的时候，他一再要求我以后再来看他，我握着他满是老茧像一把老虎钳的手，答应以后会再来看他的。 在以后连续两年的时间里，凡是到他们那里演出，我都会去看望他，并且听连队干部说他表现不错。连长有一次跟他谈话，告诉他我已经提干，鼓励他要向我学习，争取减刑，提前释放。据赵斌自己讲，连队的干部知道他曾经是我的同学后，还是给于他一些关心和照顾的。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我已经提干了。部队进行了“拨乱反正”等一系列的教育，展开了叶剑英副主席提出的“十个为什么”的讨论。军事工作又恢复了主导地位，被压抑了十年的练兵热情，像火山喷发似的空前高涨。大比武、大练兵的传统又回来了。在我本人的坚决要求下，我调到了先行连，任先行排排长，全身心的投入到军事训练、培养尖子骨干和大比武、大练兵的活动中去。原来的宣传队也解散了，独立营划给了新成立的武装警察部队，后来我又调到老山前线部队参加对越作战，所以，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去看望赵斌了。 1987年7月，已经是云南老山前线边防部队参谋长的我回上海探亲，在快要结束休假的一天下午，我所在的区政府民政局派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慰问组到我家进行慰问。没想到的是，慰问组的成员中竟然有我中学的陈老师（教导主任），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并且还记得我的名字。经过一番礼节性的交谈后，陈老师代表我的母校邀请我明天返校，参加爱国主义教育座谈会。出于对母校、老师的尊重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我接受了邀请。第二天我如约赴校，受到了学校较高礼节的欢迎。在校长和陈老师的陪同下，我们进入了学校的体育馆，在掌声和鲜花中，我作了一场《老山前线英雄事迹的报告》，并回答了老师和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原赵斌的班主任问我认识赵斌吗？我说：“认识，他现在在哪里”？班主任告诉我，他在打浦农贸市场卖水果。我如获至宝似的带着这个信息告别了母校。 再过三天我就要离家归队了，心里很想看看已经有十来年没有见面的他，不知道刑满释放后的他现在怎么样了？带着这个想法，晚饭后我携夫人到打浦农贸市场去找他，一位摊主给了他家的地址，我按址找去，只有他母亲一人在家。我自我介绍是他云南一起下乡的同学，他母亲看我身穿军装，马上就说：“你是不是姓范？后来当兵去了”。我说：“是的”。他妈妈一边哭一边拉着我的手说：“你是好人啊，还多次到监狱去看他，他一直在找你啊”。我看见老人这么动情，我的鼻子也酸酸的。我安慰老人家后留下了我家的地址，随便聊了一会就告辞了。 第二天的下午，赵斌手里捧着熟菜和黄酒找到我家，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讲述了他服刑到刑满释放，然后回到原来的四连，又因为顶替母亲退休回到上海，再之后辞职做个体户，专门经营水果蔬菜等等。 其中比较感人的一件事情是，他刑满释放以后回到了盈江，原来的兵团已经改为国营农场，原来的连队叫二分场四队，原来的知青都已经回家，原来认识的老职工都变得苍老许多，他们的孩子也长大而不认识了。队长和老职工还是很关心很热情的接待和接纳了他，为他安排了住处和工作，提供了各种方便。他稍作整理后，就带着香烛纸钱去给十名女知青上坟，在坟前他一一磕头、忏悔、长跪不起，围观的老职工也被他的举动感动得落泪。 如今他已结婚成家，女儿考上了上海的名牌大学。他现在的生活比较稳定，但是很不愿意提起往事。几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知青作家邓贤先生的“老赵—你现在在哪里？”短文留言，我转告他并把这本杂志送给他，希望他能够给邓贤先生回封信，可他还是不愿意揭这块陈旧而又沉痛的伤疤。 如今被烧死的十名成都女知青的坟墓在成都知青和死者亲属以及社会善举人士的努力下，已迁回故里。当年的过失犯赵斌也已回归了社会。但留在我们脑海里的阴影却无法抹去。我经常在想，如果当时建设兵团按照国家的拨款标准，让知青住砖房或者土房，这场大火会烧起来吗？如果当时的连队用电灯而不用煤油灯，这场大火会酿成这么大的灾难吗？ 如果………？如果………。历史是残酷的，生活是现实的，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虽然被烧死和被服刑的人只是知青中少部分人，但也是那个年代所酿成的悲剧和不该付出的代价。（注：知青赵斌为化名）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