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党中央提出要重视农业生产，号召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到农村第一线。 当时我全家人都在北京居住。1962年我高中毕业，为了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我响应党的号召，带着户口回到了我的老家山西省武乡县大有公社峪口村，在这里安家落户、种地务农。 记得我回村的第二天，老支书张重有来看我，欢迎我这有文化的人回乡当农民。 我刚到农村，遇到的困难很多。首先是住的房屋破旧。我老家住宅长久无人居住，其中一孔窑洞已塌了，三间瓦房年久失修，走风漏气，遇到雨天，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家里还滴答。其次是吃不饱饭。辛辛苦苦干一年，挣不够口粮钱。峪口村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差，粮食亩产100多斤，人均口粮一年260斤，劳动一天的分红才6分钱，社员一年干到头也养不活自己，只能靠吃国家救济维持生活，全村每年要吃国家近万斤的返销粮。 我下乡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一日三餐。在北京父母身边的时候，我的生活是伸手穿衣，张口吃饭。现在，每天从地里劳动回来累得筋疲力尽还得自己动手做饭。因为我不会做饭，常闹笑话。有一天，我劳动回来，自己烧了一大碗水，和了半升高粱面，计划着做一碗抿圪斗，连汤带面正好一顿饭的量。我笨手笨脚把面放到抿床上抿到锅里盖好锅盖，烧旺火煮了一会儿，揭开锅盖一看，锅里煮的是一大块面疙瘩。这怎么能吃呢？再说面疙瘩的里面也不熟啊！尽管饥肠辘辘，我还是耐着性子把面疙瘩从开水中捞出来，放到抿床上，想重新做一回抿圪斗。当手一粘到面，烫面一下子粘到我手心里，疼得我大叫，一看手心里烧起一个大泡。这时，无尽的委屈让我彻底失望了。我饭也不吃了，地也不下了，痛哭一场后，蒙头睡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做饭烫着手的事很快传遍了全村，一些爱说风凉话的人编了顺口溜讽刺我：“王月书，大傻瓜，全家在外你回家，不在北京享清福，回来欺负土坷垃。” 农村意想不到的艰苦生活，让我建设新农村的思想发生了动摇，我准备打退堂鼓，重返北京城。 支部书记张重有带着大队长张书锦、小队长刘成义来看我，鼓励我要克服困难安心干活，并当场给我封了一个“官”——担任第三生产小队记工员。在书记的鼓励下，我打消了离开农村的念头，决心当好记工员，让大家满意。我手勤记，腿勤跑，嘴勤问，脑勤学，本分做人，老实做事，受到大家的称赞。 第二年，大队会计王徐清让贤，让我担任了大队的会计兼团支部书记。那时在大锅饭的大环境下，社员们出工不出力、熬日头磨洋工的情况比较严重。针对这种现象，我采取以劳动产值计酬的措施（即把各小队报上来的粮、棉、油、瓜、果、菜等统一折价，以产值计算工分），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有效遏制了混工分现象的发生。 1964年，我以集体经济“红管家”的典型出席了山西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农村退伍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接见了我们并讲了话。大会向全省发出“当社会主义改革派，促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倡议书。会议还组织我们参会人员到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回到武乡县，张乃成书记接见了我，并且将我的事迹在全县有线广播里播放。 1965年，我被县委以“四清”借调干部调出，在县大礼堂排房接受了一个月的培训。后来上面有新精神，大队会计是“四清”的对象，不能当“四清”干部，我这个大队会计自然在被退之列。于是，我背上铺盖卷重返峪口村。 回村后，老大队长张书锦让贤，让我担任了大队长，我就此不再担任大队会计。 我当了大队长，感觉责任更大了，担子更重了。我得全面考虑全村如何能全面提高产量，如何能增加社员收入、改善社员生活。峪口村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差，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田在山上旱，水在沟里流，地无三尺平，十年九欠收。面对这样的穷山恶水，我大胆提出治山治水规划并付诸行动。 我带领全村青年在试验田里搞科学试验，在距村三里远的长乐岭上开出了二亩弃耕坡地作为青年试验田。通过深翻深种、合理施肥、适度密植、精心管理，秋后获得了亩产530斤的好收成。这在当时没有优种没有化肥的条件下，可谓奇迹。 好的开头等于成功了一半，我们再接再厉又在村边试种了二亩水稻，又取得了好收成，平均亩产达到了850斤。 铁的事实，为引玉米上山做了好的示范，给社员吃了定心丸。社员们信心百倍，积极引玉米上山、扩大高产面积，很快全村高产作物面积翻了一番，平均亩产403斤，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成为全县独此一家的达标村。 1965年冬天，晋东南地区团委书记粟奇学、山西省团委书记董艺带领来自全省的30名共青团基层团支部书记到外地参观学习，我也在其中。我们到山东省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李家庄参观，听了李家庄团支部书记李兴芬组织全村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改变落后面貌的经验介绍后很受感动。之后，我们又到了北京，团中央领导亲自接见我们并鼓励我们要好好干。此次外出学习，让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更坚定了我改变峪口村一穷二白面貌的决心和信心。 回到村里，我和村干部们共同讨论，作出了全面规划：拦河筑坝淤滩造地工程、修建蓄水池引水上山工程、垒石筑坝兴修自流水灌溉工程、修建砖窑仓库和新建排房工程、拉电到峪口实行加工电气化、照明用电工程等等。 有了明确的目标，就要付诸实施。人心齐泰山移，我鼓励社员：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还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带好头，我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我一出门就带粪筐，拾满一筐粪就倒到集体的田里；我还自备工具学会了石匠，任何大石头在我手下都会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可用之料。为了起好干部的带头作用，我经常干在石头窝里，甚至过年也要到石场开几块石头才回家。那时我一月要穿烂三双鞋，干的吐过血、扭伤过腰，我现在身上还有腰肌劳损的病根。 干部带了头，社员有劲头。我带领村民苦干4年，造出了120亩河滩地，把小河水引到了高山顶，架通了电，库房排房修盖了50间，买回了拖拉机、胶轮车，建起米面加工厂、砖瓦房、粉坊、猪场和苹果园。 峪口村成了周围有名的好村庄。 1968年，晋东南地委王宾主任，带着平顺西沟申纪兰同志和我到北京、天津的许多街道和学校宣讲我们的事迹。申纪兰同志介绍西沟的变化，我讲农村广阔天地是知识青年用武之地。 不久，峪口迎来了22名北京知识青年。他们为峪口村的建设增添了新生力量。 我和新来的知识青年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大搞科学种田，推广优良品种。1970年，我村亩产达到了610斤，跨过了“黄河”，口粮由人均200多斤上升到600斤，一个劳动日由原来的6分钱增加到1元钱，由每年吃国家近万斤返销粮的贫困村一跃成为每年卖给国家11万斤粮食（超过增购任务5万斤）的产粮大村。这时的峪口村成为集体储备粮8万斤、银行存款人民币8万元的富裕村。社员有粮吃有钱花，高兴地唱到：“峪口变了样，山河换新装，排房新崭崭，电灯亮堂堂，机器隆隆响，人人心欢畅，感谢毛主席，歌唱共产党。” 1970年，我出席了山西省、地、县三级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北京知青党的九大代表蔡立坚，第二个发言的是我，第三个发言的是北京知青赵风琴。会议期间，《山西日报》以武乡县大有公社峪口大队支部书记下乡知识青年王月书的事迹发表了《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的长篇报道。会后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文补选蔡立坚、我和赵风琴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年我被选为武乡县第六届县委委员，并先后出席了山西省、地、县三级劳模大会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1年3月，我被任命为大有公社党委书记。自此，我离开战斗了8年的峪口村。 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我深感自己水平不够、能力不足，就虚心向老同志学习，拜武乡有名的老公社书记——我的副书记王琴书为师，向他请教，遇事与他商量，甘当小学生。工作中，我想尽一切办法调动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很快大有公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1971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长篇报道，报道了我作为下乡知识青年、山西省武乡县大有公社党委书记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的事迹。 1972年11月，我被调到晋东南团地委工作。领导与我谈话，让我筹备团代会并承诺，让张晋知任团委书记，我任团地委副书记。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同大家一道紧张工作一个月，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只等团代会召开。谁知在开会的前三天，地委书记武天明找我谈话，说：“你年龄有点大，不适合搞团的工作，已经把你退回到武乡县任县文教局办公室主任。”我说：“我调来一个月就长大了？”他说：“要服从组织安排。”我也提出我的要求：“我不想回县里工作，还是回大有公社吧。”领导同意后，我背上铺盖卷又回到了大有公社。 1973年10月，《山西日报》刊登了《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长篇报道，写了我在武乡县大有公社与党委老副书记王琴书团结战斗的故事。 1974年3月，山西省委组织部任命我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农林局副局长。我分管农业，后来又分管畜牧业。有一天，我正带领20名同志在兴县下乡蹲点，省委组织部长刘开基到兴县下乡找到我，说：“小王，你就在兴县当县委书记吧”。我说：“这担子太重，我怕干不好。我先跟上陈明光书记学习一段再说吧。”不久，上面有了新精神，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要下去补台阶，继续锻炼。我被免去了农林局副局长职务，被任命为兴县县委副书记、常委。 兴县是个革命老区，毛泽东、周恩来、贺龙都曾在蔡家崖住过。我到了兴县，很快安下心来，准备再大干一场，让革命老区不再贫穷。我抓了城关、瓦塘、魏家滩三个试点，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用典型引路推进全县农田基本建设，造出滩地3000多亩，受到吕梁地区的表彰。 1976年，我被任命为山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兼省农垦局局长，分管全省的农牧场和畜牧业。1977年，我出席了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1977年我被定为清查“四人帮”的对象，清查的结果是我与“四人帮”没有关系。1980年6月，我被免去了农业厅副厅长的职务，下放到忻定农场任副场长。 一路走来，职务的上上下下，让我感受到人生的坎坎坷坷。但是我不会因此放弃追求，因为听党的话没错，为老百姓做事没错！ 来到位于忻县和定襄之间的忻定农牧场，我一如既往，继续为百姓做事。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以后，了解到忻定农牧场，是五十年代建的国营农场，有耕地3万亩，职工2千人，主业是种玉米、葵花，养奶牛，生产奶粉。该场多年亏损，由于土地劳力有限，不能大量发展奶牛。如奶粉厂有一套日加工2万斤奶的设备，因缺少奶源，农场日产奶只有4千斤，大马挂小车，严重浪费资源。我还了解到，农牧场周围社队水草丰富，劳力有余，社员想养奶牛，却苦于没资金没技术。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就好办了。我到省财政厅长武乡老干部刘庆武办公室，好说歹说为农场要来20万拨款，又从北京买回144头荷兰黑白花奶牛，帮忻县、定襄10个大队办了10个奶牛场。和周围社队签订合同：农牧场提供奶牛和技术，社队负责奶牛的饲养，奶牛所产的奶全部交给农场。农牧场以现金方式支付养牛社队，鼓励社队再发展奶牛。这样滚雪球似的发展，很快社队奶牛场就发展到24个。农牧场周围成了奶牛之乡，解决了农牧场奶源不足的大问题。 大力发展农牧业，要解放思想。我们冲破了当时规定的农业不能经商的阻力，在忻府城建了一栋农工商大楼，把农场、造纸厂和社队联合起来，建立了山西省第一个农工商联合企业，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这样，社队每年增加收入300多万元，农场年盈利近100万元，农场和社队都得到了实惠。 为了推广经验，我以《国营集体手拉手，扬长避短共增收》为标题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工作。此文发表在《山西日报》头版头条。随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报道了我们山西农工商联合企业的成功做法。武光汤副省长亲自打电话，让我到全省财贸会上介绍办联合企业的经验。 1982年9月，我调回山西省农业厅担任农垦局局长。1983年3月，山西省委组织部任命我为山西省农业厅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厅长。 1988年，山西省农业厅领导班子换届，免去了我农业厅副厅长职务，组织部让我到省农机局任副局长，我说，我已经50多岁了，对农机工作和人事都不熟悉，在农业厅安排个工作就算了。农业厅就让我到农业厅援外外事办当主任。我高兴地说：“我当过村官、乡官、县官、场官、厅官，还没当过外交官。既然组织决定了，我就学着干吧。” 初到援外办，我发现山西援外工作比较落后，改革开放的思想也落后于全国。原因是山西地处内陆，不靠边，不临海，在娘子关内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于是，我提出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搞外向型农业，引进国外技术、人才、资金。我先后到日本、美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考察洽谈了6个项目，引进国外优良的种子、苗木、家畜、家禽等一流品种；请国外专家来山西讲学、交流；派出大批科技人员出国考察、培训、研修学习，向美国夏威夷和日本岩手县派出了200多名农业研修生，为山西培养了人才（这些人现在都已成为农业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为山西搞外向型农业做出了贡献）。 开放的农业在山西有了新的气象。我们从日本引进地膜覆盖并且开始推广使用到粮食、经济作物、蔬菜、苗木实验等，山西每年仅此一项就增加产值达120亿元。我总结这段工作，写了《开放的农业结硕果》一文，在《山西外事》《山西农牧通讯》等刊物上发表。 1998年我办了退休手续，又被援外办聘为支部书记，继续留任山西省农民体协副主席，并且在这个岗位上又干了18年。2006年我彻底退休。现为外事办老干部党委第二支部书记，继续为40名离退休老人服务。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感慨万千。从插队当知青到退休，一路走来，可谓上上下下，坎坎坷坷，但是不忘初心，信仰不变，一生追求，为百姓做事，我无怨无悔！  作者简介：王月书，北京知青。1962年高中毕业后，离开北京回到祖籍山西省武乡县大有公社峪口村下乡务农。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担任大队党支书和革委主任。他带领全村社员拦河筑坝、上山锻石，引水上山、挖蓄水池，修高灌站，使峪口村5年大变样，社员开始过上有粮吃有钱花的好日子！王月书先后担任大有公社党委书记，山西兴县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农牧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山西省革委委员，山西省忻定农牧场副场长，山西省农垦局局长、副局长，1998年从山西省农业厅援外外事办主任岗位退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