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传裕和南师大教授王志龙合影
口述人：董传裕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王元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工作人员）、徐炜（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6年8月4日 采访地点：原南京军区联勤部南京第四干休所 整理人：余李水（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徐炜（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一、参加儿童团防范日本鬼子 我叫董传裕，1927年2月出生于山东荣成东山镇西夏家村。我父亲兄弟三人，他们因为家里生活过不去，就都闯关东去了。家里的地主要由爷爷种，因为爷爷年纪大了，所以也会请人帮忙，我也经常跟着爷爷去地里劳动。此外，爷爷去赶集，我也会去帮忙。 我的家庭生活还是可以的，从成分上来说属于中农。正因为如此，我有幸能够上学。那时农村孩子上学都比较晚，一般七八岁左右，我是1935年在村小学上学。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尽管鬼子还没有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但老师经常向我们宣传抗日。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革命老区，中共地下党特别活跃。日本鬼子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以后，地下党就开始积极地把大家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 毕树馨老师是我们村子里人，他就是地下党员。1938年的一天，毕老师问我参加不参加儿童团，我那时小，就说参加。他说：“那就这样吧，你当负责人。”那个时候还不叫儿童团团长，就叫负责人。1940年鬼子到了石岛以后，负责人就改称儿童团团长了。我们村子很小，有30户人家，180人左右，参加儿童团的也就几个人。开始两年，鬼子没有来，儿童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活动。1940年2月，日本鬼子进攻石岛，我当时在石岛海边的外公家，就看到鬼子用大炮轰炸石岛。鬼子占领石岛以后，我们就活动起来了，主要工作有站岗放哨、送鸡毛信等。站岗放哨干什么呢？因为鬼子经常出动，所以民兵们一般会在靠近鬼子据点较近的地方竖立一个木杆子或者树，发现鬼子来了以后，把树放倒，我们的瞭望人员看到以后，就去给村子里的民兵通风报信。 除了站岗放哨，我们平时也送信，送的是周围村庄相互来信。我们还送过鸡毛信。鸡毛信就是粘附有鸡毛的信件，说明有重要而紧急的事情。因为小孩能跑且不被敌人注意，大人一般把送鸡毛信的任务交给小孩。我们拿到信件一看，上面有鸡毛，也知道是急事，就跑得飞快去送信。但是由于接信的人有些也就是农民，他们到处干活，所以不一定能马上碰到人，需要到处找人，所以心里感觉特别急！ 日本鬼子从石岛出动，曾一度控制我们村子及其附近地区，宣传日本文化，搞“新民教育”。我想这是赤裸裸的文化侵略啊！名为新民教育，实则为奴化教育，农村的一些老人学的都是私塾教的《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我们老百姓哪能受日本人搞的教育，这个学校我不能去读，去读私塾，读私塾日本人干涉不了。我在私塾大概读了一年多。此时，我的老家已经成为游击区，鬼子今天来扫荡一下，明天就回去，总之已经形成拉锯了，社会很乱，私塾也读不下去。这时，村里的老人就对我讲，你爸不是在东北嘛，你干脆就到你爸那里去。我那时候已经14岁，便听从村里老人之言，就去闯关东了。 
董传裕
二、在大连三遭日本鬼子毒打 那是1941年夏天，我闯关东来到大连。大连是日本鬼子占领的地方，一到那以后，看到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吃饭，有不一样的待遇，日本人吃细粮，有大米、白面；朝鲜人是一半粗粮一半细粮；我们中国人完全吃粗粮，如橡子面、豆饼和高粱米等。我们吃的的确不咋地，因为你要打工、要生活嘛，反正就忍耐一点吧。但是，麻烦依旧找上门来，在大连短短的三年时间，我就被日本人毒打了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1942年。当时我在一家叫华东药房的中药店当学徒，因为中药东北没有，要到天津批发，但是又不是一个药房去买，几个药房联合起来到天津去批发。在天津批发中药之后，装在麻袋包里，然后运到大连码头。六个药房各出一个人去码头取药，我就代表我们药房。有一天，我们六个药房的伙计雇了一辆马拉的大轱辘车就到了码头，卸下药，装到车上。我们走到大连的一个叫东光街的地方，附近有个日本人的衙门。 车到衙门前，日本的警察出来了，用汉语大叫：“来！来！来！到这里！干什么呢？”听到日本人叫我们过去接受盘查，我就从车上跳下来往前面一站，其他五个人仍在车上坐着，接着他们因为怕警察抓人，就跳下车跑了。当时我心里想，都跑了，这一车药咋办啊？我就没有跑。但是过了一会儿，那五个伙计担心这车药，又回到衙门。这时，日本鬼子就叫我们两两面对面跪下来，你向我跪，我向你跪，然后互相用巴掌打对方的脸。当鬼子发现我没有出力打对方的脸以后，就对着我大声说：“我来教你打”！他就对着我的脸狠抽了几下，我的脸都被打肿了。就这样，我们仍要继续互相对打一会儿才放行。 第二次是在1943年。那年我母亲张松从山东到大连看望我那在码头上干活的父亲。在我母亲临走的时候，我就到轮船码头去送她。在码头中间有一个禁区，用一条黄线划出来，意味着你不能越过那个线。我妈妈是个土老百姓，她也不懂这个，就往里走，我就对着她大声喊：“妈妈，那里不能走，你快出来！”这时一个日本兵走过来，他不是用手打我，而是用脚上穿着的高筒皮靴子恨恨地踹了我几下！那为什么这次他要打我呢？什么其它原因都没有，就是因为喊声大了些！ 第三次也是在1943年。我们药房掌柜叫董辑吾，他平时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就搓麻将，牌友中有一个人是五湖饭店的马经理。这个马经理是日本警察局的一个联络员的狗腿子，联络员给他发一个名片，他可以直接去日本警察局通风报信。有一天，马经理和我掌柜一帮人在我们药房打牌赌钱，结果马经理输了，他不但不服气，而且叫他的伙计到西港警察局报案，说我们药店有人赌钱。他是想日本警察局帮他把钱要回来。他派人去报案的时候，赌场已经散了。我是小伙计，正在药店负责看门，突然警察来了，而且到处找人。我就说：“他们都走了，没有人了。”然后，警察就找保险柜，尤其是保险柜钥匙，且大声问我钥匙放在哪里。实际钥匙就在我口袋里，但是我还是说：“没有，没有。”结果，一个警察一个绊子绊倒了我，用大皮鞋使劲地踹。他们把我打一顿以后，我坚持说没有钥匙，他们才走开。 除了这三次挨打之外，我在大连也遇到日本人的一些可恶行径。那时候的大连，有我们的地下党在活动。我们药房隔壁的街道办事处住了一个汉奸，其实大家住在同一个楼，只是院子里有个墙隔着。如果街道办事处开着窗，我就可以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有时候也跳到我们院里来。有一次，地下党写了一封信丢进了这个办事处，信是给这个汉奸的，告诉他为老百姓服务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当汉奸。结果，这个街道办事处就报案了，警察局很快就来调查。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楼，而且院子是可通的，所以随即审查我们。他叫我们每个人都写汉字，记得写的是“山不在高”。我当时估计警告信里有这几个字，于是就将“高”字写成了“羊羔”的“羔”。写完了以后，警察把字纸带走了。又过了几天，他们就把我们的掌柜抓走了。后来，我们就到处打听掌柜的下落，发现他被关在旅顺口监狱，而且名字被改叫杨永毅，罪名是盗窃犯。由于找不到董掌柜通共的证据，所以关了半年就放了。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