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老辰光

当前位置: 首页 > 写作 > 口述 >

老兵口述⑥|90岁抗战老兵邵倜:高一参军,曾在印度受训(下)

时间:2017-12-23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肖晓飞 点击:
抗战老兵邵倜 四、东北的十个月 从印度回来,我们处于等待任务中。抗战已然胜利,我对国家尽忠自然结束,自古讲忠孝两全,我还剩下尽孝的任务,父亲的骨灰寄存在昆明,接下来我要做的是把父亲的骨灰接出来,送回南通老家。 家中来信,说老家人在江苏,来昆明

抗战老兵邵倜

      四、东北的十个月

      从印度回来,我们处于等待任务中。抗战已然胜利,我对国家尽忠自然结束,自古讲忠孝两全,我还剩下尽孝的任务,父亲的骨灰寄存在昆明,接下来我要做的是把父亲的骨灰接出来,送回南通老家。

      家中来信,说老家人在江苏,来昆明是不现实的,你在昆明想办法把父亲的骨灰带回来。我一个当兵的,开着汽车,骨灰是没办法带的,只有离开部队。连长很同情我,说:“你走就走吧,但是你要把服装留下来,新来的人好有衣服。”我离开不算退役——退役要办手续。

      日本投降,后方的人都要回家,交通十分紧张,车票、船票都很难买到。我有个亲戚,在杜聿明的昆明司令部工作,杜聿明要调往东北,整个司令部跟着一起去。他说:“你跟着我们一起吧,我们到东北要经过上海,你到上海不就可以回家了吗?跟我们走,吃住都不要花钱。”我就跟着他上船了,从云南出发,经过广西到越南海防,一周以后,登上美国的运输船,这一批好几艘船,坐的都是司令部、特务团、汽车兵的人。结果,中间没有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有很多水雷,从太平洋外海即台湾东侧经过,在上海根本没停,直接到了东北,在葫芦岛登陆。此时国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锦州,我们随即进驻锦州。在那里前后十个月。

      到了东北正是天寒地冻,当务之急是解决吃穿问题,我于是参加了新成立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韩侨事务处工作,管理韩国侨民,韩侨处属于新成立机构,只有一个处长王逸曙(原名金弘壹),无其他人员。这个处长来头不小,是入籍中国的韩侨,和韩国流亡政府主席金九是拜把兄弟,云南讲武堂毕业,青年军总监部的少将参谋处长。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意为“逃逸出来的曙光”。杜聿明说东北有很多韩国侨民,有大量事务需要处理,旁人就介绍了他过来。

      东北当地有很多韩国侨民,与日本侨俘须遣返回国不同,韩国侨民和我们中国人属于统一战线。东北的韩侨有很多问题。他们有很多财产,有的是敌伪财产,需要没收;有的是他们自己的,需要保护。还有治安问题,韩侨有贩毒行为,和当地人民纠纷不断,这些都需要我们管理。

      韩侨处总共只有七个人,对于韩侨的财产问题很难解决,一般都是以长官部名义收发公文,至于问题解决不解决,就只有天晓得了。对于韩侨的违法犯罪,一经发现,都会抓起来,送到警察局。韩侨和本地农民的有很多土地纠纷、水源灌溉问题,在日占时期,韩侨就已经生活在此,这些纠纷往往很难调解。我们后来在各地成立韩国侨民会,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内部纠纷自己协调,解决不了的事情,再由我们出面。这个办法很好,省了很多麻烦。

      苏军撤退以后,我们搬到了沈阳。我在207师的同学吕志孔正在四平参战,给我来信说,没上前线打仗的时候,心里非常害怕,感觉子弹就在头上飞,头也不敢抬,以后眼睛打红了,就无所谓,豁出去干了。吕志孔四平战役以后从部队退伍,考上了西北大学,解放以后在新疆水利厅工作。

      1946年8月,我考取东北的一所大学,我就准备离开长官部上学。同年八九月之间,王逸曙将要回国,韩侨处事务无着,侨民问题属于外交问题,放在长官部不合适,王逸曙建议移交给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蒋经国),杜聿明也表示赞成。于是将韩侨处撤销,并到特派员公署。

      此时,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转到特派员公署;留在长官部;回家。回家则发放遣散费,不到一年者发三个月,两年者发四个月。我决定回乡上学。处长王逸曙对我很好,分别的时候,他赠送我五千元,资助我学费。王逸曙此行回国是准备担任要职的,金九在韩国参加总统竞选,邀请王逸曙回国,据说是内定他为参谋总长。结果李承晚上台,最后安排他为韩国军官学校校长,以后又担任过韩国驻台湾的“大使”。

      我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实际上只有八个月,这八个月的生活体验,比我在印度当兵还要多。当兵很单纯,就是开汽车,除了“三操两讲”,没有其他内容。在东北,我接触了很多东西。国民党为什么在东北失败,我有些自己的体会。虽然那时候我还小,很多东西不懂,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当时到东北的国民党部队,都是精锐,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能打的,都是美式配备,开始的时候一路过关斩将,但是带来一个问题,国民党每到一个地方,占领以后要分兵把手,要维持交通线,原来的战斗部队变成防守部队。以后要调部队去,蒋介石就没有部队可调了。国民党和日军不同,日军占领一个城市以后,实际上城中日军数量很少,小地方最多一个排,但是兵力很集中。国民党在东北则不一样,兵力分散。

      第二个,伪满洲兵国民党没有用。我在长官部里,办公室对面就有个部门专门收编伪满部队的,他们做些什么事?每个月去验收一下,看看你有多少人,是不是满员,给你发钱,其他的就不管了。对伪满部队不收编,不信任。伪满部队不管怎么样,还是经过训练的,战斗力还是强的。

      第三个,八年抗战,国民党整个下层军官都很苦,军队生活很苦,打仗调来调去。到东北去以后,待遇提高了。当时东北用的币子和关内不一样,用的是流通券,部队作为胜利者开进东北,就好比解放初期,女青年都愿意嫁给军人,嫁给胜利之师。东北刚收复,很多人失业,经济困难,国军来了,大家都想办法嫁给基层军官。基层军官有了家以后,你说还有战斗力吗?我碰到一些人,他在前方,抽空回来了,前方情况紧急了再去,这样能打仗吗?军队的战斗力无形中削弱了,有了家庭不想打仗了。这一点我是根据自己在下层的接触观察到的。

      还有一点,长官部本身的工作效率非常差。我当然不是在机要部门,长官部的指挥系统不大清楚。但是从我的部门上面的批示,就可以看得出来乱得很。我的单位是管理韩侨事务的,前面也提到韩侨实际上是外交部门管理的,当时没有外交部门,所以长官部什么都管。民政也好,军事也好,什么都管,指挥系统就分散了。我们上面的呈文,杜聿明也批,参谋长也批,副参谋长也批,这个怎么行呢?也没有明确分工,什么事情应该谁管。一些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杜聿明也管,很乱。此外,内部机构太大。原来按照美军的编制,是八大处,到了东北以后,东北行辕没到,长官部掌管一切,省政府的事情也管,各县县长、专员任命,都是长官部的事情。权力也很膨胀,管理的事情也多,他怎么能指挥打仗?在东北我就有这种感觉,部队怎么可以这样子。

      在东北,我在长官部办公楼的最高层。那时候经常开军事会议,孙立人、廖耀湘都见到过,都在一个楼上。会议室很简单,开会就来,开完会就散。这些将军威武得很,当然我和他们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在一个楼层上见到过。杜聿明生病回来,召集长官部各级官员、将领讲话,对大家在他养病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也参加了,站在距离主席台最近的前排。杜聿明开口第一句话:“幕僚们,你们辛苦了!”我在韩侨处模仿杜聿明的签名,极其神似,同事们都以为是真的,不过实际中从来没敢仿写过。

      从那时候我就看出来,军队打仗的防止情报泄露是非常重要的,长官部非常乱,随便一个人到长官部,几个人介绍一下,考个试,觉得不错,就来吧,没有审查。我在机要室,就曾看到攻打张家口的作战地图挂在那里,最后要拿到南京去请示,我都能看到,这说明国民党对这些军事机密防备非常松懈。

      最后一点,国民党的派系很深。长官部刚去的时候,东北行辕在北平,长官部有什么事情,自己能决定的就决定了,不能决定的就直接请示南京。我快走的时候,东北行辕从北平搬到沈阳。行辕是长官部上级,杜聿明很多事情都要请示熊式辉。行辕未到时,东北是杜聿明说了算,东北九省省主席都听命于杜聿明,有什么事直接请示南京。行辕到了,杜聿明遇事要向行辕请示,长官部的大小将领不服气,彼此关系很紧张。长官部很多人就很不服气,你算什么,我们拼死拼活,你来指手画脚。两个司令部两栋大楼,中间有一个过道,都相通的,应该是很密切的,却是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说,国民党失败,有大的原因,也有小的原因。

      五、从农业技术员到淮安政协

      1946年10月,我离开东北,送父亲的骨灰回老家,安葬于平漕。我还准备回东北复学,东北打得很激烈,家里不让回去。南通老家也有大学,我就没有再回东北继续上大学,转而就读于南通学院(今南通大学)。

      我一开始学的是经济,解放以后,农业经济还没有成为系统,旧的农业经济学不适应新的形势,我觉得学的那一套跟新中国不适合,所以改学农艺化学。农艺化学对我很不大适合,那时候也有医学院,我也可以选择医学,但是医学专业时间比较长,五年,还要实习一年,一共六年,我的家庭经济也不允许。于是,我就选择了农艺化学,实际上农艺化学对我来讲还是很吃力的。我前面提到,一年级、六年级没上过,初中也没很好上过,高中读了一个月,就去参军了,等于没读高中,农艺化学属于工科,我原来学的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理科基础实际很差。但是我觉得,农艺化学技术性很强,讲的是新中国的农业,学习很有用处。

      1951年,我大学毕业,被安排在扬州的苏北农业实验场(今扬州农科所)工作,主要做农业试验,施肥、培肥、开辟肥源等等。1953年,苏南苏北合并,实验场撤销,一部分转到南京、苏州,单位想让我留在扬州,或者去盐城、徐州,我不想留,也不想去苏北,同人事处交涉,最终同意我去苏州,到苏南农业实验场工作。

      在学校里,我的基础很差很差。参加了工作,我也知道自己技术不行,只有从头开始学习,主要还是自己摸索、学习。当时人才比较少,老专家对于我们这样年轻人很好,你只要肯学,肯虚心请教,他们会耐心帮助你。所以工作中有机会,机会比较多,因为没有什么人,什么事情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去吧,有的是学习的机会。在实践中慢慢地提高。之后,我也慢慢地做到了研究员。

     我解放以后的经历,跟一般老兵还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以学生的身份参加工作,不是国军兵源或者起义人员身份,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的那一段经历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的,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冲击。就是“镇反”的时候,也过去了。如果是从军队里直接过来的,那就不一样了。很多人直接回去了,或者下放了。

      到庐山会议以后不同了,内部反右倾,大批干部受到影响。1958年,单位正在开展反右,我是第二名,第一名已经被打倒,我是候补。大会刚批判过我,正好赶上春节,批判中途结束,春节一过,我又要登台受批。领导对我不错,对我说:“淮阴那边要人,你去吧!”

      我满口应承:“好,我去!”

      心照不宣啊,原来调我徐州、盐城都不愿意去,这次却主动同意去淮阴。

      在苏南的时候,领导对我言听计从,也很重用我。我提出两条意见都被采纳了:一、我提议农业科研单位要用技工,不能让技术员也做工人的事情,技术员要集中精力做研究;二、开展盆栽试验,当时只有中科院、江苏省农科院等大型机关才有,这两条意见都被采纳了。

      在淮阴则没有这样的待遇了。我做田间实验,需要土壤平整的地方,否则会影响实验的结果,但是别人看不惯,反对我的意见。

      淮阴的领导也有自己的想法,认为这里木质容易冻坏,黑色的东西可以吸热,锅灰可以吸热,防止冻坏,要求我们实验。设想是不错,可是锅灰能有多少?到了年终,领导问:“锅灰实验结果怎么样啦?”

      “没做。”

      “我布置的任务怎么不做呢?”

      “不是不做,而是没有实用价值。”

      “大跃进”的时候,我到淮阴农村调查。农村没有肥料,两百斤的亩产都很困难,丰产最多在四百斤,社会上说亩产有千斤,领导要求拿出一个施肥计划,我说拿不出来。后来省里派人来,计算五千斤稻草需要吸收多少氮磷钾含量,肥料利用率等,最后决定,就要求这么做!你也不能不做,你不做就是右倾,是保守。

      1960年,我和很多干部被下放到涟水,在农科所当技术员,每月照领工资,但无事可做。涟水盐碱地多,当时流传一句话,叫做:“产量翻三番,不过百斤关。”可见这里粮食产量之少。

      这个下放到县里的时候,单位的业务全部是我负责,当时我连个股长的头衔都没有,叫做“业务负责人”。我在涟水属于“内控”,属于敌人范畴,属于没有捅破窗户纸的敌人,不加薪、不提干。对于内控的事,我并不知情。

      “文革”的时候,造反派说我是特务,要把我打成敌人,需要定罪名,我不承认,就刨档案,一看组织部门的档案,档案说一般历史问题,交待的历史问题都查清楚了。把我的档案翻出来,我才知道我是内控,可以叫我工作,但是不提拔,不任职,不加薪。造反派说没有查清楚的就有问题,给我定罪名为特务,判了三年,关进五七干校,对我进行监督劳动,打扫厕所、运粪、赤脚下地的活,都是我干。幸运的是,我没有下放农村。三年以后,即1972年,把我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没有撤销特务帽子,也没有平反,回原单位农科所,原职原薪。

      “文革”以后,算是纠正了,我的情况也改变了。1980年,我调到淮阴地区农科所,担土肥组组长,后来改为研究室。

      1983年的一天,单位领导来通知我,说:“你明天早上准时坐车到南京去开会。”

      我说:“田里还有事情,明天不行。”

      “你非去不可,明天汽车停在单位门外,你一定要准时去。”

      第二天下午到了南京,领到表格一看,吓了一大跳,我当了省政协委员了。

      当时淮阴的党外人士只有七个,两个宗教人士,两个教育界人士,一个农民,一个科学界的。我很奇怪为什么会选为政协委员,别人问我:“老邵啊,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淮阴市政协成立,需要党外人士,当时考察对象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时刚当选省政协委员,所以被选为淮阴市政协副秘书长。我还是省政协委员淮阴联系组的组长,每一季度活动一次,活动一次写一次报告。我被选为政协委员,离开农业岗位,后来成为市民盟副主任委员,转变为统战系统了。到了新系统以后,我有什么优势呢,我的经历比较广泛,接触了很多人,视野比较开阔,在参政议政方面我还是有自己的优点所在。所以在政协了我比较认真,还做了学习组长,每一年办几次学习班,召集厅级干部学习。我没有思想包袱,有的人走过来以后,就萎靡了,倒下了。

      虽被选为省政协委员,但我并不想当,很多人都是我敬重的老师、前辈,都是各行各业的代表,我肚子里没有货,根本不敢发言,心想还是辞职不干好了。但是转念一想,怎么这么孬种呢,坚持干下去吧,这辈子从来也没有说过自己不行。

      刚当委员那会,我也不会写提案,各地方都有代表发言,唯独淮阴没有。政协主席说:“我们淮阴也要有人发言呀,老邵,你说说。”

      我说:“我发什么言呢,也没那个水平。”

      “那不行,这样吧,这里有一份材料,你照这个材料写一份。”

      这个材料是讲全省的,并不是讲淮阴的,最后照搬硬套,写了一份材料交上去。当时政协提案材料分为三种:好的直接大会发言;其次的书面发言;再次是简报上登出。还不错,我的材料是书面发言。我回来认真总结,第二年再写提案,还是书面发言。第三年,选中了,排在个人发言的第一位。写的材料叫《从淮阴看农业发展的潜在危机》。农业实施承包以后,产量迅速上升,解决了温饱问题,取得的成绩很大,我提交的是“潜在的危机”,有人告诉我:“你怎么写这个题目?”

      我说:“不错不错,我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于是说我要拿回来,稿子要修改一下,给我的答复是已经交上去了。发言的时候,我紧张的一塌糊涂,没想到,大会上一炮打响,以后连续三次大会发言。

      1985年,我和南京师范大学的李旭旦教授合作,李教授当时承担了一个大课题,对江苏境内的黄河故道进行调查研究,我听说以后主动联系他,给了我一千块,我提交了我的研究报告:《黄河故道果园土壤主要养分含量及果树的营养状况》,被收入《江苏省黄河故道综合考擦报告》一书中,以《南京师大学报专辑》方式出版。

      1997年,我年届七十,退休。到了政协以后,我年龄也大了,也脱离农业多年,一直搞民主党派工作,到七十岁退休。我有个体验,还是早一点退休好,一方面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七十岁,你的脑力、心力都已衰退,办事能力和效率都差了,记忆力、理解力和分析判断力都差了,不能把工作做好。我回来以后,再搞科研就搞不下去了,科研要对新鲜事物特别敏感,观察细节非常入微,一点差异你就要看出来,精力不济,差一点你就看不出来,但是科学研究差一点都不行。第二个,人生那到了时候该休息就休息,不要死抓住权力不放,享受享受家庭生活,把子女教育搞好,对不对?现在的家庭教育是个薄弱环节,家庭教育放松了,跟社会随大流,我之所以经历这么多,没犯错误,就是因为我当兵,见得多。

      回顾我的一生,对我的所作所为从没有过后悔,因为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我自己决定、自己做的选择。很多时候,在历史潮流下,是大势所趋,没有所谓对错之分。知足常乐,安享晚年,足矣。

 

(责任编辑:日升)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