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邵倜
四、东北的十个月 从印度回来，我们处于等待任务中。抗战已然胜利，我对国家尽忠自然结束，自古讲忠孝两全，我还剩下尽孝的任务，父亲的骨灰寄存在昆明，接下来我要做的是把父亲的骨灰接出来，送回南通老家。 家中来信，说老家人在江苏，来昆明是不现实的，你在昆明想办法把父亲的骨灰带回来。我一个当兵的，开着汽车，骨灰是没办法带的，只有离开部队。连长很同情我，说：“你走就走吧，但是你要把服装留下来，新来的人好有衣服。”我离开不算退役——退役要办手续。 日本投降，后方的人都要回家，交通十分紧张，车票、船票都很难买到。我有个亲戚，在杜聿明的昆明司令部工作，杜聿明要调往东北，整个司令部跟着一起去。他说：“你跟着我们一起吧，我们到东北要经过上海，你到上海不就可以回家了吗？跟我们走，吃住都不要花钱。”我就跟着他上船了，从云南出发，经过广西到越南海防，一周以后，登上美国的运输船，这一批好几艘船，坐的都是司令部、特务团、汽车兵的人。结果，中间没有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有很多水雷，从太平洋外海即台湾东侧经过，在上海根本没停，直接到了东北，在葫芦岛登陆。此时国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锦州，我们随即进驻锦州。在那里前后十个月。 到了东北正是天寒地冻，当务之急是解决吃穿问题，我于是参加了新成立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韩侨事务处工作，管理韩国侨民，韩侨处属于新成立机构，只有一个处长王逸曙（原名金弘壹），无其他人员。这个处长来头不小，是入籍中国的韩侨，和韩国流亡政府主席金九是拜把兄弟，云南讲武堂毕业，青年军总监部的少将参谋处长。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意为“逃逸出来的曙光”。杜聿明说东北有很多韩国侨民，有大量事务需要处理，旁人就介绍了他过来。 东北当地有很多韩国侨民，与日本侨俘须遣返回国不同，韩国侨民和我们中国人属于统一战线。东北的韩侨有很多问题。他们有很多财产，有的是敌伪财产，需要没收；有的是他们自己的，需要保护。还有治安问题，韩侨有贩毒行为，和当地人民纠纷不断，这些都需要我们管理。 韩侨处总共只有七个人，对于韩侨的财产问题很难解决，一般都是以长官部名义收发公文，至于问题解决不解决，就只有天晓得了。对于韩侨的违法犯罪，一经发现，都会抓起来，送到警察局。韩侨和本地农民的有很多土地纠纷、水源灌溉问题，在日占时期，韩侨就已经生活在此，这些纠纷往往很难调解。我们后来在各地成立韩国侨民会，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内部纠纷自己协调，解决不了的事情，再由我们出面。这个办法很好，省了很多麻烦。 苏军撤退以后，我们搬到了沈阳。我在207师的同学吕志孔正在四平参战，给我来信说，没上前线打仗的时候，心里非常害怕，感觉子弹就在头上飞，头也不敢抬，以后眼睛打红了，就无所谓，豁出去干了。吕志孔四平战役以后从部队退伍，考上了西北大学，解放以后在新疆水利厅工作。 1946年8月，我考取东北的一所大学，我就准备离开长官部上学。同年八九月之间，王逸曙将要回国，韩侨处事务无着，侨民问题属于外交问题，放在长官部不合适，王逸曙建议移交给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蒋经国），杜聿明也表示赞成。于是将韩侨处撤销，并到特派员公署。 此时，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转到特派员公署；留在长官部；回家。回家则发放遣散费，不到一年者发三个月，两年者发四个月。我决定回乡上学。处长王逸曙对我很好，分别的时候，他赠送我五千元，资助我学费。王逸曙此行回国是准备担任要职的，金九在韩国参加总统竞选，邀请王逸曙回国，据说是内定他为参谋总长。结果李承晚上台，最后安排他为韩国军官学校校长，以后又担任过韩国驻台湾的“大使”。 我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实际上只有八个月，这八个月的生活体验，比我在印度当兵还要多。当兵很单纯，就是开汽车，除了“三操两讲”，没有其他内容。在东北，我接触了很多东西。国民党为什么在东北失败，我有些自己的体会。虽然那时候我还小，很多东西不懂，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当时到东北的国民党部队，都是精锐，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能打的，都是美式配备，开始的时候一路过关斩将，但是带来一个问题，国民党每到一个地方，占领以后要分兵把手，要维持交通线，原来的战斗部队变成防守部队。以后要调部队去，蒋介石就没有部队可调了。国民党和日军不同，日军占领一个城市以后，实际上城中日军数量很少，小地方最多一个排，但是兵力很集中。国民党在东北则不一样，兵力分散。 第二个，伪满洲兵国民党没有用。我在长官部里，办公室对面就有个部门专门收编伪满部队的，他们做些什么事？每个月去验收一下，看看你有多少人，是不是满员，给你发钱，其他的就不管了。对伪满部队不收编，不信任。伪满部队不管怎么样，还是经过训练的，战斗力还是强的。 第三个，八年抗战，国民党整个下层军官都很苦，军队生活很苦，打仗调来调去。到东北去以后，待遇提高了。当时东北用的币子和关内不一样，用的是流通券，部队作为胜利者开进东北，就好比解放初期，女青年都愿意嫁给军人，嫁给胜利之师。东北刚收复，很多人失业，经济困难，国军来了，大家都想办法嫁给基层军官。基层军官有了家以后，你说还有战斗力吗？我碰到一些人，他在前方，抽空回来了，前方情况紧急了再去，这样能打仗吗？军队的战斗力无形中削弱了，有了家庭不想打仗了。这一点我是根据自己在下层的接触观察到的。 还有一点，长官部本身的工作效率非常差。我当然不是在机要部门，长官部的指挥系统不大清楚。但是从我的部门上面的批示，就可以看得出来乱得很。我的单位是管理韩侨事务的，前面也提到韩侨实际上是外交部门管理的，当时没有外交部门，所以长官部什么都管。民政也好，军事也好，什么都管，指挥系统就分散了。我们上面的呈文，杜聿明也批，参谋长也批，副参谋长也批，这个怎么行呢？也没有明确分工，什么事情应该谁管。一些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杜聿明也管，很乱。此外，内部机构太大。原来按照美军的编制，是八大处，到了东北以后，东北行辕没到，长官部掌管一切，省政府的事情也管，各县县长、专员任命，都是长官部的事情。权力也很膨胀，管理的事情也多，他怎么能指挥打仗？在东北我就有这种感觉，部队怎么可以这样子。 在东北，我在长官部办公楼的最高层。那时候经常开军事会议，孙立人、廖耀湘都见到过，都在一个楼上。会议室很简单，开会就来，开完会就散。这些将军威武得很，当然我和他们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在一个楼层上见到过。杜聿明生病回来，召集长官部各级官员、将领讲话，对大家在他养病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也参加了，站在距离主席台最近的前排。杜聿明开口第一句话：“幕僚们，你们辛苦了！”我在韩侨处模仿杜聿明的签名，极其神似，同事们都以为是真的，不过实际中从来没敢仿写过。 从那时候我就看出来，军队打仗的防止情报泄露是非常重要的，长官部非常乱，随便一个人到长官部，几个人介绍一下，考个试，觉得不错，就来吧，没有审查。我在机要室，就曾看到攻打张家口的作战地图挂在那里，最后要拿到南京去请示，我都能看到，这说明国民党对这些军事机密防备非常松懈。 最后一点，国民党的派系很深。长官部刚去的时候，东北行辕在北平，长官部有什么事情，自己能决定的就决定了，不能决定的就直接请示南京。我快走的时候，东北行辕从北平搬到沈阳。行辕是长官部上级，杜聿明很多事情都要请示熊式辉。行辕未到时，东北是杜聿明说了算，东北九省省主席都听命于杜聿明，有什么事直接请示南京。行辕到了，杜聿明遇事要向行辕请示，长官部的大小将领不服气，彼此关系很紧张。长官部很多人就很不服气，你算什么，我们拼死拼活，你来指手画脚。两个司令部两栋大楼，中间有一个过道，都相通的，应该是很密切的，却是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说，国民党失败，有大的原因，也有小的原因。 五、从农业技术员到淮安政协 1946年10月，我离开东北，送父亲的骨灰回老家，安葬于平漕。我还准备回东北复学，东北打得很激烈，家里不让回去。南通老家也有大学，我就没有再回东北继续上大学，转而就读于南通学院（今南通大学）。 我一开始学的是经济，解放以后，农业经济还没有成为系统，旧的农业经济学不适应新的形势，我觉得学的那一套跟新中国不适合，所以改学农艺化学。农艺化学对我很不大适合，那时候也有医学院，我也可以选择医学，但是医学专业时间比较长，五年，还要实习一年，一共六年，我的家庭经济也不允许。于是，我就选择了农艺化学，实际上农艺化学对我来讲还是很吃力的。我前面提到，一年级、六年级没上过，初中也没很好上过，高中读了一个月，就去参军了，等于没读高中，农艺化学属于工科，我原来学的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理科基础实际很差。但是我觉得，农艺化学技术性很强，讲的是新中国的农业，学习很有用处。 1951年，我大学毕业，被安排在扬州的苏北农业实验场（今扬州农科所）工作，主要做农业试验，施肥、培肥、开辟肥源等等。1953年，苏南苏北合并，实验场撤销，一部分转到南京、苏州，单位想让我留在扬州，或者去盐城、徐州，我不想留，也不想去苏北，同人事处交涉，最终同意我去苏州，到苏南农业实验场工作。 在学校里，我的基础很差很差。参加了工作，我也知道自己技术不行，只有从头开始学习，主要还是自己摸索、学习。当时人才比较少，老专家对于我们这样年轻人很好，你只要肯学，肯虚心请教，他们会耐心帮助你。所以工作中有机会，机会比较多，因为没有什么人，什么事情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去吧，有的是学习的机会。在实践中慢慢地提高。之后，我也慢慢地做到了研究员。 我解放以后的经历，跟一般老兵还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以学生的身份参加工作，不是国军兵源或者起义人员身份，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的那一段经历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的，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冲击。就是“镇反”的时候，也过去了。如果是从军队里直接过来的，那就不一样了。很多人直接回去了，或者下放了。 到庐山会议以后不同了，内部反右倾，大批干部受到影响。1958年，单位正在开展反右，我是第二名，第一名已经被打倒，我是候补。大会刚批判过我，正好赶上春节，批判中途结束，春节一过，我又要登台受批。领导对我不错，对我说：“淮阴那边要人，你去吧！” 我满口应承：“好，我去！” 心照不宣啊，原来调我徐州、盐城都不愿意去，这次却主动同意去淮阴。 在苏南的时候，领导对我言听计从，也很重用我。我提出两条意见都被采纳了：一、我提议农业科研单位要用技工，不能让技术员也做工人的事情，技术员要集中精力做研究；二、开展盆栽试验，当时只有中科院、江苏省农科院等大型机关才有，这两条意见都被采纳了。 在淮阴则没有这样的待遇了。我做田间实验，需要土壤平整的地方，否则会影响实验的结果，但是别人看不惯，反对我的意见。 淮阴的领导也有自己的想法，认为这里木质容易冻坏，黑色的东西可以吸热，锅灰可以吸热，防止冻坏，要求我们实验。设想是不错，可是锅灰能有多少？到了年终，领导问：“锅灰实验结果怎么样啦？” “没做。” “我布置的任务怎么不做呢？” “不是不做，而是没有实用价值。” “大跃进”的时候，我到淮阴农村调查。农村没有肥料，两百斤的亩产都很困难，丰产最多在四百斤，社会上说亩产有千斤，领导要求拿出一个施肥计划，我说拿不出来。后来省里派人来，计算五千斤稻草需要吸收多少氮磷钾含量，肥料利用率等，最后决定，就要求这么做！你也不能不做，你不做就是右倾，是保守。 1960年，我和很多干部被下放到涟水，在农科所当技术员，每月照领工资，但无事可做。涟水盐碱地多，当时流传一句话，叫做：“产量翻三番，不过百斤关。”可见这里粮食产量之少。 这个下放到县里的时候，单位的业务全部是我负责，当时我连个股长的头衔都没有，叫做“业务负责人”。我在涟水属于“内控”，属于敌人范畴，属于没有捅破窗户纸的敌人，不加薪、不提干。对于内控的事，我并不知情。 “文革”的时候，造反派说我是特务，要把我打成敌人，需要定罪名，我不承认，就刨档案，一看组织部门的档案，档案说一般历史问题，交待的历史问题都查清楚了。把我的档案翻出来，我才知道我是内控，可以叫我工作，但是不提拔，不任职，不加薪。造反派说没有查清楚的就有问题，给我定罪名为特务，判了三年，关进五七干校，对我进行监督劳动，打扫厕所、运粪、赤脚下地的活，都是我干。幸运的是，我没有下放农村。三年以后，即1972年，把我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没有撤销特务帽子，也没有平反，回原单位农科所，原职原薪。 “文革”以后，算是纠正了，我的情况也改变了。1980年，我调到淮阴地区农科所，担土肥组组长，后来改为研究室。 1983年的一天，单位领导来通知我，说：“你明天早上准时坐车到南京去开会。” 我说：“田里还有事情，明天不行。” “你非去不可，明天汽车停在单位门外，你一定要准时去。” 第二天下午到了南京，领到表格一看，吓了一大跳，我当了省政协委员了。 当时淮阴的党外人士只有七个，两个宗教人士，两个教育界人士，一个农民，一个科学界的。我很奇怪为什么会选为政协委员，别人问我：“老邵啊，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淮阴市政协成立，需要党外人士，当时考察对象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时刚当选省政协委员，所以被选为淮阴市政协副秘书长。我还是省政协委员淮阴联系组的组长，每一季度活动一次，活动一次写一次报告。我被选为政协委员，离开农业岗位，后来成为市民盟副主任委员，转变为统战系统了。到了新系统以后，我有什么优势呢，我的经历比较广泛，接触了很多人，视野比较开阔，在参政议政方面我还是有自己的优点所在。所以在政协了我比较认真，还做了学习组长，每一年办几次学习班，召集厅级干部学习。我没有思想包袱，有的人走过来以后，就萎靡了，倒下了。 虽被选为省政协委员，但我并不想当，很多人都是我敬重的老师、前辈，都是各行各业的代表，我肚子里没有货，根本不敢发言，心想还是辞职不干好了。但是转念一想，怎么这么孬种呢，坚持干下去吧，这辈子从来也没有说过自己不行。 刚当委员那会，我也不会写提案，各地方都有代表发言，唯独淮阴没有。政协主席说：“我们淮阴也要有人发言呀，老邵，你说说。” 我说：“我发什么言呢，也没那个水平。” “那不行，这样吧，这里有一份材料，你照这个材料写一份。” 这个材料是讲全省的，并不是讲淮阴的，最后照搬硬套，写了一份材料交上去。当时政协提案材料分为三种：好的直接大会发言；其次的书面发言；再次是简报上登出。还不错，我的材料是书面发言。我回来认真总结，第二年再写提案，还是书面发言。第三年，选中了，排在个人发言的第一位。写的材料叫《从淮阴看农业发展的潜在危机》。农业实施承包以后，产量迅速上升，解决了温饱问题，取得的成绩很大，我提交的是“潜在的危机”，有人告诉我：“你怎么写这个题目？” 我说：“不错不错，我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于是说我要拿回来，稿子要修改一下，给我的答复是已经交上去了。发言的时候，我紧张的一塌糊涂，没想到，大会上一炮打响，以后连续三次大会发言。 1985年，我和南京师范大学的李旭旦教授合作，李教授当时承担了一个大课题，对江苏境内的黄河故道进行调查研究，我听说以后主动联系他，给了我一千块，我提交了我的研究报告：《黄河故道果园土壤主要养分含量及果树的营养状况》，被收入《江苏省黄河故道综合考擦报告》一书中，以《南京师大学报专辑》方式出版。 1997年，我年届七十，退休。到了政协以后，我年龄也大了，也脱离农业多年，一直搞民主党派工作，到七十岁退休。我有个体验，还是早一点退休好，一方面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七十岁，你的脑力、心力都已衰退，办事能力和效率都差了，记忆力、理解力和分析判断力都差了，不能把工作做好。我回来以后，再搞科研就搞不下去了，科研要对新鲜事物特别敏感，观察细节非常入微，一点差异你就要看出来，精力不济，差一点你就看不出来，但是科学研究差一点都不行。第二个，人生那到了时候该休息就休息，不要死抓住权力不放，享受享受家庭生活，把子女教育搞好，对不对？现在的家庭教育是个薄弱环节，家庭教育放松了，跟社会随大流，我之所以经历这么多，没犯错误，就是因为我当兵，见得多。 回顾我的一生，对我的所作所为从没有过后悔，因为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我自己决定、自己做的选择。很多时候，在历史潮流下，是大势所趋，没有所谓对错之分。知足常乐，安享晚年，足矣。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