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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口述⑥|90岁抗战老兵邵倜:高一参军,曾在印度受训(中)

时间:2017-12-23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肖晓飞 点击:
抗战老兵邵倜 二、父亲的几封信 父亲自离家外出谋生,我们兄妹便很少能见父亲一面。待稍长成年之际,与父亲通过书信往来。 南京沦陷前,父亲离开南京,先到合肥,在合肥女子师范教了一阵子书。抗战军兴,安徽形势紧张,父亲因与卫立煌有旧,便到了山西。当时

抗战老兵邵倜

      二、父亲的几封信

      父亲自离家外出谋生,我们兄妹便很少能见父亲一面。待稍长成年之际,与父亲通过书信往来。

      南京沦陷前,父亲离开南京,先到合肥,在合肥女子师范教了一阵子书。抗战军兴,安徽形势紧张,父亲因与卫立煌有旧,便到了山西。当时卫立煌在山西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父亲担任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的上尉译电员,兵站总监部就是做后勤的,职位较低,工作也简单。因为父亲有才能,很快得到提拔,担任少校秘书。战时的秘书还是很有权的,县政府没有副县长,下面只有秘书,相当于副县长。此后又提拔父亲为中校秘书主任,军队中由一般司令、参谋长掌握大权,秘书主任没什么权力,但是我父亲还是有一定权力,有时能代表兵站总监部长官出去。所有的单位公文都在他手里。

      1943年我到洛阳,跟父亲在一起,此时卫立煌已经下来了,他的继任者是蒋鼎文。父亲要和卫立煌共进退,也下来了。父亲重新回到学校,在洛阳的大学先修班、省立洛阳中学教书。

      1943年秋季,父亲给我写过一封很重要的信,名字叫《诚与术》,什么意思呢?我离开洛阳到洋县七中去上学,路上经过武功,哥哥邵杰在那里读书,我去看望他。毕业之前要实习,父亲很支持他,说实习很重要,是进入社会的第一步,要把它当回事情。结果呢,邵杰没有去实习。到了武功,我说:“你怎么骗父亲呢,父亲对你寄予很大希望,你怎么不说呢?”我就考虑,这个事情要不要告诉父亲。告诉吧,不好,不告诉吧,也不好,我考虑了很久,决定替哥哥隐瞒。

      到学校后,我还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和顾虑告诉了父亲。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说做人要诚实,诚实是基本的,但有的时候善意的隐瞒也有道理,你这样做还是对的,这和完全违背诚实两回事,后者属于奸诈、权术。父亲的这封信,说明他其实是个思想很开通的人,不是一般的教书匠。

      同年,日军攻打洛阳,父亲离开洛阳退到西安,这个时候卫立煌要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父亲奉召跟卫立煌一起去了云南。这次提升一级,在长官部做军简三阶上校秘书,在购粮委员会协办军粮购供。远征军要吃饭,父亲在当地征购粮食,仍然负责后勤工作。

      父亲到了云南以后,给我来过几次信,给我影响很大。第一封信是谈到云南之后的感想,谈了两点:一是云南的自然形势,地处山区,原始森林密布,瘴气很重;二是云南社会情况,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掌握在土司手中,土司是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统治者,权力很大。

      以后的信谈到他的工作情况,信中说本来他是可以在司令部里,但是购粮的工作很复杂,大权都掌握在土司手上,买粮食不通过土司就困难重重——这里面牵涉到钱的问题。第二点,到部队也是一关,部队也不是清水衙门,粮食买了来到部队,这里有又是一道弯弯。所以有时候他不得不下去——原本是可以不去的。

      最后一封信是这样讲的,腾冲是我国抗战以来收复的第一个城市,其他的都是短暂收复又得而复失。收复腾冲死伤很大,据说日本大概死伤两三千,中国是九千,还有民工四千,是日本的几倍。胜利是胜利了,但是代价很沉重。信中还说道“我现在在龙陵,龙陵是此地收复的最后一个城市,我到达时,日本人已经败退,但夜里仍能听到枪声”。这是我收到父亲的最后一封信。

      我报名参军以前,给他写过一封信,他当时刚好离开司令部去了前线,没有接到我的信,也就没有给我回信说同意不同意。不过,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在洛阳时,我和父亲说我要考军校。父亲说:“你当军人也好,当科学家也好,做什么我都没有意见,但有一条,你要把基础打好,当军人不是凭勇敢,要有知识有学问,起码要上高中以后才能去上。”所以我想,我当兵父亲应该还是支持我的。参军有条件,两年之内如果不死,可以重回学校继续读书。当然,两年什么都很难说。

      战时颠沛流离,父亲的信我都交给一个亲戚保存,可惜都不在了。

      1945年初,父亲完成购粮以后,在回保山司令部的路上,不幸翻车,遇难牺牲——此时我已经到昆明,分到了207师,并不知情。当时他在司令部的朋友征求我在西安的哥哥的意见,说在战时情况下,不可能将你父亲的尸骨运回去,最好的办法是火葬。家里人同意了,骨灰就放在昆明寄柩所。抗战胜利后,我到昆明取回父亲骨灰。

      我到了印度之后,邵杰写信告诉我这个噩耗。我收到来信,看了两遍,第一遍没看懂什么意思,第二遍才知道是父亲牺牲了,放声大哭。连长、排长对我很好,很同情我的遭遇,安排我一个人住到团部的空房子里。我痛哭了两天,最后眼泪也没有了,重新回到部队训练。父亲对自己多么的重要,很长一段日子里,一想起来就痛哭。

      父亲牺牲以后,他的朋友、上级给他募捐,有一本记录册子,第一名是卫立煌,捐了一百元,那时候一百元也不少了,最后钱都汇给我哥哥了。我回国的时候,去看我父亲的上司,他说:“我这里还有一笔钱,是留给你的。”我没有要。我说:“我是一个当兵的,我的地址是流动的,这个钱无法保存,收到收不到也不知道,你还是给我哥哥吧!”以后,远征军长官部又替我母亲和家人申请遗属抚恤,那时候是国防部负责,我去领过两次。再后来,通货膨胀厉害,币值贬低,就没有再去领。

      三、在印度受训

      在洋县七中读书的时候,有个飞行英雄周志开,打下敌人很多飞机,到我们学校演讲,讲述和敌人空中作战的事迹。同学们听了十分激动,很多人报名参加空军,我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体格检查就把我淘汰了,因为沙眼。这次报名,只有一个初一的学生考取了空军幼龄学校。

      1944年,我17岁,开始读高一。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候,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不行,海军基本上垮掉,制空权也没有了,日军就想从东南亚开始进攻中国的腹地。日本调集65万人马分三路向中国进攻,北边把洛阳攻占,中端攻占了湖北老河口,在湘西到汉中把整个中国大后方切成两段,南边桂林、柳州也沦陷了。日军前锋已经抵达独山,离重庆不是很远,全国为之震惊。

      因此,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原先中国是征兵制,年满岁数的人都要去当兵,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以后,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大学生、中学生尤其少,战争毕竟是短时期的,战争结束以后要搞建设,建设要靠人才,人才要靠教育,故而大学生、中学生很宝贵,不能去当兵,定为缓征,到年龄不去当兵。

      11月份,我念高一两个月左右,在报纸上看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我一直有当兵的想法,便写信给父亲,但一直没等到回信,我在报名即将截止的时候参加了青年军。国民政府办了二十九个国立中学,绝大部分都是沦陷区的学生,不愿意做亡国奴,都是自发的报名参加。我们报名的很多,同期入伍的一共137人,除了个别是初中生,几乎都是高中生,占洋县七中的百分之二十。那时候,中学的规模跟现在不能比,从初一到高中只有几百人。

      我们这批学生先到西安检查身体,接着坐飞机到云南沾益机场,送到云南曲靖。我与洋县七中的同班同学吕志孔同分在207师621团7连。连长姓戴,团长姓张,我们的师长叫方先觉,死守衡阳47天的那位,当时在我们心中是大英雄。

      青年军的伙食还不错,上面规定,每天都有荤菜。我走了以后,听说司务长、连长因为贪污,被赶跑了。

      我到部队不到半个月,上面通知中印公路即将开通,需要驾驶员,要在青年军招一部分人,有一定外文基础,安排到印度学习驾驶。最终调了两个团约2000人到印度受训。

      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所知道的有两个人就不是:一个是少校张寿民,军校13期的,陆大参谋班毕业,他就想到外国去看一下汽车,于是冒充报名;另一个是黄埔15期的上尉连长。

      实际上我庆幸自己离开了207师,我这个体格,当步兵根本不行,既要扛枪背子弹,还要背粮食,哪里行啊。

      1945年春节过后,我们分批坐飞机到印度,运输的飞机五花八门,我乘坐的是货运机。一架飞机大约三十人,没有座位,没有氧气筒——有的飞机上有。飞机从沾益起飞,那天天气很好,晴空万里,中途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共四个小时,到印度汀江机场降落,此地为航线的终点。

      战时飞机的飞行高度最多五千公尺,重载飞机只有三千五百公尺,只能在喜马拉雅山的山沟之间小心翼翼飞行。刚上飞机,大家兴高采烈,进入山区时,看到底下是重峦叠嶂,白雪皑皑,十分美丽。不料,飞到中途,飞机开始上下颠簸,忽上忽下——高空气流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稀薄。飞机向上还挺有意思,人跟着往上一跳,向下颠簸,人的心跳陡然加快,痛苦万分,顿时什么心情都没有了。由于飞越高空,我们统一穿着新发的棉袄,飞机内外都结了一层冰,有的人在颠簸过程中难受的呕吐,吐到地下的都结成了冰。

      到汀江机场后,当地已安排好接送,我们安顿好就换掉了服装,统一换上黄色的咔叽服、皮鞋,统一发放了球鞋、羊毛褂、羊毛裤,这些衣物由英军供应。身上穿的棉袄都烧掉了——上飞机时刚发的新棉袄。

      驻印军的训练都在兰姆伽,那里有很多美国人开办的训练机构:汽车学校、坦克学校、炮兵学校、汽车修理学校、通信兵学校等等。我们从汀江坐火车,经两天三夜到兰姆伽。

      我们去兰姆伽的时候,驻印军都已离开,只剩下一个坦克营没走,留在来做我们的助教。我们暂编汽车团共两个团,我在第二团三营七连,团长黄占魁,黄埔六期生,留英学习坦克,后来在台湾做了后勤司令。

      还在沾益机场的时候,所有人等待着出发,我的一个同学说:“到国外以后,饮食肯定不习惯,我们难得去街上吃一餐吧,将来想也吃不到了。”二人从街上吃完饭回来后,发现我俩不幸落单,其他同学都已经先走了,慌忙往机场赶。所以后来到了印度,其他同学都分在汽车团第八连,我们俩在第七连。

      我们在印度大概有五个月,实际上,学开汽车也就一个多月。任务就是学习驾驶,学习的是美式十轮大开车。汽车学校跟现在的驾驶学校相比怎么样,我不知道,那时是美国人训练的,初级班一个月,一天一个样子,今天训练这个,明天那个。第一天学习原地不动、松刹车、开排挡、加油,一个小时,重复这个动作。第二天学习原地驾驶,排挡不变,绕圈子。第三天,开始换排挡。此后就是困难地形、夜间驾驶等各种情形。

      上午是学驾驶,每天学一个项目,四个人一辆汽车,每人开一小时,下午是学习理论,汽车的构造啊,更换轮胎啊,雨雪天气装防滑链啊之类。唯独不教修理——美国人有个道理,学驾驶的不教修理,修理需要花很多时间,有专门的修理学校。中印公路开通,现在急需派上用场,来不及教修理。

      训练时,四个人一辆车,回国以后两个人一辆车。训练场很大,一个美国教官,四个美国军士,另外配备中国助教,一辆车一个。一辆车坐四个人,一个学员坐驾驶位上学,副驾驶是中国助教或美国教官,三个学员坐后面。美国人自己有个吉普车,在训练场上来回穿梭,监督教学情况。

      美国人训练跟中国人不同,教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了没有多余的话,几点钟开始、结束,非常准时。这对我们也很有影响。美国教官说英语,中国的翻译和美国人在一起,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大学生,待遇很好,跟美国人差不多。

      英国人负责后勤给养、伙食服装。汽车团的伙食还不错,饭菜都很齐全,荤素皆有,以牛肉、包心菜居多。每天车子把菜拖过来,由各个连队自己做,大家轮流烧饭。我年纪小,也不会做饭,就跟着连里的老大哥打打下手。美国人、英国人的标准是另外一套,行军时候吃的就不同,一个大纸盒子,里面有白糖、香烟、饼干、口香糖、乳酪等。部队里崇美气氛较重,大家都很喜欢美国的东西。我们平时和美国人私下往来也不多,美国人也不喜欢和我们拉拉扯扯。

      当地印度人很多,印度天气炎热,人们也懒洋洋的,劳动的不多。据说中国驻印军未到以前,当地华侨受印度人欺负,我们去了以后,情况有所好转。这也说明国家不能贫弱,不仅帝国主义欺负,别的国家也欺负。

      我们平时训练,在军营里出不去,只有礼拜天两个小时,到附近小镇上转一转,休息一天,上午是内务检查、评比,下午则休息。

      我们队里也有美国人驾驶车,美国人特别是黑人驾驶员,都有十几年的驾龄,开车速度很快,我们学员都没有几个小时的驾驶经验,差距很大。我在连队里岁数最小,开车成绩是数一数二的,和美国人开车,我紧跟在后面,一点都不落下。

      有一回在山区,有一辆车不知什么原因翻下山谷。美国人来一看,车不要了。我们当时就奇怪,崭新的汽车,上面装满了物资,怎么就不要了?但是你一想,如果在挽救这一辆车,需要花多打的人力、物力,美国人不干这个事情,人没有损失,车子就不要了。美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当然,美国人有本钱不要。

      在和美国人相处的时间里,我们有一个体会,美国人做事目标非常明确。干什么就是什么,很讲究效率,没有多话。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中国人到哪里,互相敬香烟,美国人不会,都是自己抽自己的。和美国人相处时间不长,但是学到很多东西,两国文化不一样,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在学习过程中,我还出过一次事故,轧死一头猪。我到了印度农村,开的是训练车,路旁有一头猪,当我车子开过来时,猪忽然横穿马路,我刹车刹不住,直接从猪身上轧过去。美国人处理这件事非常干净利落,轧死一头猪要像我们国家,马上很多人要围观、起哄,有人过来围观,美国人马上赶走他们。我就很奇怪,村民根本就不问,原来美国人和当地早就签好合同,如果轧死一头猪,大猪、小猪还是什么,按价格赔偿,都是比较优惠的。所以印度人无所谓。轧死以后,教官来现场看,分清责任,一句多话都没有,事后也没有什么总结经验,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故发生以后,你自己就有体会了,应该怎么样,不需要多话。实际上我内心印象非常深刻,好几天不敢开车,自然也不用再去讨论将来怎么样去改正。

      兰姆伽训练结束后,就准备回国。一团结束的早,有一部分学员被派往加尔各答等地,短途送货。我们二团则一直处于训练状态。兰姆伽是中印公路的起点,是丛林之间开辟的道路,我们曾经到原始森林里去过,驻扎的帐篷后面就是原始森林,进去就很难出来。原始森林里蚊虫极多,一旦叮咬,很有可能发疟疾,美国人为此准备了很多药品。在部队里也和国内通过信,父亲已经去世,和哥哥通过几次信,寄到西安一般需要个把礼拜。

      汽车团陆陆续续分批回国,1945年7月,我们开着卡车沿着中印公路一起回国,从雷多开到昆明。部队里头一天说要回国,大伙儿很高兴,第二天一早起来,把行李整理好,吃过早饭,汽车早已停在外面,两个人一辆车(两个人轮流开),按照次序开回国,路上速度很慢,每天只驾驶几小时,车上油、水、粮食都已备足,睡觉则在车厢上或车厢底下,垫一块油布,历时十四天到达终点。

      路上还出了一次事故。车队开入国内的滇缅公路,天下大雨,道路很滑,行到要拐弯处,我前面的一辆拖车拐弯拐的急了,车一打滑,他的车没有翻,后面的拖车翻了,把整个路面挡住了,一面是山,一面是下坡,中间是汽车。我就紧跟在后面,刚转过弯,就看到这个情景,向左就是撞山,向前就是撞车,电光火石之间,也来不及思索,只有向右一转,整辆车直接就滑下坡了。我的车子已经刹住了,可是路很滑,一直向前滑行,旁边的副驾驶情急之下跳车,我没办法跟着跳,心想这下完了,连人带车一起翻坡。还好,下面是稻田,不是山沟。几分钟以后,我感觉没有太大问题,四肢能动,挣扎着爬起来,随后美国人来了,用吊车把车子救回来。

      回到昆明,车停在停车场,我们被安排在当地苗族老百姓家中。后来,部队发了一批新车,我很快就离开了,我的战友则在云贵之间开车运货。

      8月15日晚上,我们还驻扎在昆明郊区一个小山坡上,那天晚上,昆明方向灯火通明,锣鼓声、人声沸腾,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第二天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投降了,大家欢呼跳跃,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离开云南以前,昆明还发生一件大事,龙云被迫下台,大批坦克车自东向西,一辆一辆地开往市区。龙云下台的消息传来,我们拍手欢庆,因为我们对他没有好感。当初刚到曲靖时,连长就打招呼,说:“你们在路上碰到龙云的部队,就给我离远一点,不要惹他,你惹不起!”我们心里对龙云印象很不好,认为他飞扬跋扈。另外,中央军驻扎云南,驻扎地点需要龙云点头。龙云还可以自己发行钞票,如同军阀一般。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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