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垦情，知青梦
作者：原湛江农垦局五一农场
1968年11月6日凌晨5点，我回到广东实验中学广播站进行最后一次播音。稍后就要与300名省实校友，远赴千里之外的红土地——雷州半岛去“战天斗地”了。 次日我分到离场部最远约八公里的二队，在八角塘水库边。罗仲熙书记与几位老工人在村口大榕树下等候，热情接待了我们省实中学18位广州知青。我们住进了原二队文化室里面的板床大通铺，男女知青中间用薄木板分隔，一人打喷嚏全屋皆震动。
罗仲熙书记读过初中，在农场干部里属“小秀才”，常来文化室与我们这些小年青聊天。他发现我会唱歌，吹笛子，每晚坚持写日记，爱看报尤其是《参考消息》，大小会发言有板有眼，很喜欢与我聊天，罗书记让我当兼职墙报编辑。因嗓门大，每晚让我爬到2米高的榕树丫上，用锡铁皮广播筒宣传当天好人好事和《人民日报》新闻。罗书记喜欢写诗，还让我修改。他爱唱歌，打篮球，真是知青的大哥哥！后来我被评为九团“学毛著积极分子”，是仲熙大哥推荐的。 此后几年，团政治处甄林海干事两次找我谈话，让我当团部文艺宣传队长（69年1月13日五一场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师九团），我都谢绝了，理由“要在基层艰苦磨练”。我经历了“开荒栽树，凌晨割胶，插秧割稻，驶牛耕土，挑水种菜，挖沟施肥，牛车送货，单车运菜，厨房煮饭，代课老师，读书培训……” 二连没有电灯，没有娱乐，每天超十小时艰苦劳动，我们还经常吃不饱——挨饿的滋味真难受。虽然苦，我还坚持每天唱歌和吹笛子。脸晒红了，筋骨坚挺肌肉结实。当所有苦都尝遍，后来我再去读书打工创业，即使再难再累，就觉得什么都不苦了！ 这些老工人其实只大我们十几岁，他们是五十年代从广东高州、化州、信宜等山区陆续招工的农垦第一代年轻人，现在都成家了。与我们同样苦干外，他们每家允许养几只鸡鹅，种几垄菜，在吃不饱的年代，逢年过节也会杀鸡宰鹅。因为我帮老工人代写家信，业余教他们识字“扫文盲”受欢迎，逢年过节总被轮流请到家中吃饭。至今还记得景连叔的红烧肉，木轩叔的爆炒鸡，百才叔的酱油鹅，海明叔的炒鸡蛋……这才是人间最美味食品！农垦人的情，已深深铭刻在我心！ 后来我先后从香港六次回五一农场，每次都请二队全体老工人同聚晚餐，共忆当年激情燃烧岁月，其乐融融。在历史长河中，农垦老工人与知青结下了最真挚友情！ 72年3月7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二连传开——我们罗仲熙指导员，最近吃东西总不适或呕吐，从龙门七师医院转广州华南肿瘤医院，确诊为食道癌。3月18日他回到团部卫生队疗养，我多次去看望，知道有了新药“庆大霉素”，鼓励他勇敢战胜病魔，同时我也对癌症研究产生了强烈兴趣。为何？ 1956年，教育部公布了全国56名大学“一级教授”名单，广东有三位，其中一位是影响我终生的罗潜教授。他1911年生于广东大埔县湖寮乡（整40年后，我也出生在湖寮），17岁读高二时，以优异成绩被破格录为中山大学医学院学生，年年获奖学金。1935年罗潜公派赴德国汉堡医学院进修与研究, 为首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全国著名药理学家，先后任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暨南大学医学院院长。 罗教授与我祖父（定居新加坡）曾同班攻读，后义结金兰。我因长得像祖父，又是年年优秀生，罗教授特喜欢，嘱我长大后考中山医，做他研究生，我回答“一定会！”几乎每月我都到东山马棚岗2号（五十年代一级教授月薪460元，住小别墅）吃饭，聊天或更多看电影，对罗教授深为崇敬与羡慕，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在一篇小学考试获奖作文《我的理想》中写到——长大后考中山医，我要做一名优秀医生。可惜，文革砸碎了我的大学梦！ 多次去团部卫生院看望罗指导员时，知青都嘘寒问暖，但我大脑同时会思考：还有谁患癌？为何会得癌症？为何……“我想请教，农场还有谁患了癌症？”同伴李伟三白了我一眼，嘟哝着轻声说：“探病问这些，大吉利是！”指导员缓缓扳着手指：“近年患癌还有刘典全、叶建平、雷富华、黄河亮、罗杏吉、肖庆荣，其他不清楚了。”我还想问，伟三拉我手告辞了，一到病房外就埋怨我不智。我无语。 十几天后我到团部办事，又去卫生队探望指导员，他脸色苍白，似乎比上次更消瘦。我先问候，再诚恳说自己想做抗癌研究。他微笑回答“我会尽力帮你。”“你上次提到6位近年患癌职工，他们工作岗位是？” 我认真作了笔录：刘典全（铁工）；叶建平（新职工）；雷富华（生产工）、黄河亮（基建工）、罗杏吉（生产工）、肖庆荣（芽接工）。我突然发现不对啊，包括指导员（干部）内，七位癌症患者为什么无一位胶工呢？ 九团农地近6万亩，主业为橡胶种植，近3,000名职工中（包括退伍兵、政治学徒，来自广州、湛江、揭阳、江门、东莞等地知青），近2,000人为割橡胶工人，其他900多人为干部、后勤、教师、医护、机械、基建、运输等工种。从52年建场到知青下乡的六十年代末，九团与十一团（南华农场）成了七师17个农场中最主要的天然橡胶基地。按人口比例，九团7位癌患者应有4～5位胶工才对，为何没有一位患者是胶工？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从小爱独立思考，喜读书研究。我想，只有大规模找出10～20年内九团全部癌患者，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才可能找出癌症在本地的发病规律，分析出偶然与必然。 忽然想到好办法：到九团卫生队查20年病例！我兴冲冲到卫生队找孙中殿队长，他不在。出门正巧见到曾德明主任，急忙向这位农场名医详细说明来意，请他支持我科研。曾主任身高仅到我耳垂，在我心中他是高山，令人仰视的权威。他用眼上下描一番，打断我汇报，严肃说了终生难忘的训话：“你是二连蓝瑞明，读过几年书？你不懂医学知识，就去搞科研？还是老老实实回连队割好橡胶吧！年轻人做事要脚踏实地，千万别好高骛远！”说完转身离开，剩下在医院白色走廊中呆愣伤感的我。 太难了，放弃吗？忆起罗潜教授文革期间在中山医洗厕所扫地多年，他对我谆谆教诲与言传身教；想起仲熙大哥被食道癌折磨的痛苦，对我研究癌症的期望；更不敢忘曾主任刻骨铭心的“教诲”……我一定要把癌症科研进行到底！为实现知青奋斗梦，我暗下决心不谈恋爱，不理冷嘲热讽（个别知青多次说我“成名成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我只能更加倍努力—— 任割胶三班长，我主动承担路途远，多农村坟的橡胶林段； 扛200斤大米健步如飞（全队知青只有我和张桂宁扛得起）； 多次潜入5米深水井，帮女知青打捞遗留杂物； 橡胶树施肥沟 1.2 X 0.4 X 0.4（米），我苦干加巧干，日均挖出45～52个（定额40个），为全队知青最高； 我向指导员建议从团部贷款500元进货。69年12月1日，开设了全团首家连队小商店，方便了职工买香烟糖果酱醋盐。每晚6～7点我边吃饭边卖货，按规定可获销售额4% 补贴。由于服务好，附近几条村农民都喜欢到小店购买，我把每月赚到的25～30元补贴（当时月薪才20元）全交给连队食堂加菜； 我与村民关系好，逢年过节收到的各种雷州甜糕，就与知青好友共享； 仲熙大哥带知青们到边担村篮球比赛与文艺联欢，我组织了连队宣传队，担任男声独唱与笛子独奏，沈穗仪、冯佩敏的舞蹈，陈传干的二胡……深受村民欢迎； 我常为老职工代写家信，后来当了扫文盲夜校的义务老师； 那时学大寨经常大会战，凌晨割胶，下午种菜种番薯木薯，每天工作超10小时，晚上还要一小时政治学习。我宁可少睡，也坚持每晚一小时读书，写日记。本来每月职工有四个半天休息，可经常加班苦干，只有两个半天属自己的，知青都利用这宝贵时间睡懒觉，洗衣服，写信……我则走上了普查癌症的艰苦之路。 从72年3月～9月，我利用休息日去调查，靠步行或骑单车（老职工刘百才、吴木轩、黎海明、李田保都曾借车给我，非常感恩），我先后到了九团20个连队与瓦厂、畜牧队，采访各队卫生员与年长者，仲熙大哥给了我许多方便。 因篇幅限制，我只写印象最深的几次： 3公里远的一连（合溪队）是我首个调查点，徐海清曾当队长，找到他儿子徐文辉（后来成了我好友），一位浓眉大眼年轻帅小伙，知道他父亲患骨癌，68年已去世了。 两次到四连（新村队）调查，我最要好同学周文汉（原深圳副局领导）在此，调查癌症之余的意外发现：他有了女朋友，是惠州知青黄小平。首次见面“小平同志”就眼明手快，煎了土鸡蛋款待我。43年后的今天，她的煎蛋还齿颊留香哦！ 到十三连（百亩队）调查癌症，受到关尚博（现美国医学博士）、余国财（现澳门企业家）等同学热情接待，定要留下共餐。当我步行回到11公里远的二连附近大斜坡，已晚上10点多。这时乌云密布开始下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买不起手电筒，找了一条树枝作拐杖探路，在牛车碾出的红土路慢慢走。忽然我身躯往前一滑，重重摔倒在雨水冲刷而成的小水沟，剧痛阵阵涌来。我用手一摸，发现一块尖利石块插入右小腿约一寸，黏黏的鲜血不断涌出。此时叫天不应喊地不灵，唯有自救才能生存，我冷静的用手帕包山草，抽出解放鞋带紧紧包扎，以减少流血，一步一步踉跄而行，终于浑身湿透的回到了二队。从此，我右小腿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经不懈努力，我终于查到24位癌症患者（其中6位是论文写好后才陆续查到）。在九团卫生队查病例，只需半天；我去22个单位调查，用了半年业余时间。调查结果证明：20年来五一农场没有一位胶工患癌！ 21岁的我躺下床就能沉睡，为完成调查和论文，我牺牲了许多睡眠时间，眼困了用井水洗脸，实在不行就把头发淋湿。一个多月后，在昏暗煤油灯下，我完成了13页论文《广东徐闻地区癌症的特殊规律》。简述如下： 为什么癌症患者会24:0？同一性与差异性数据—— 职工人口～工种比例～原籍贯～饮食方式～喝水来源～工作环境……得出结论： 1、癌症病发率（每10万人比例），与广东其他地区无明显差异； 2、工种差异：胶工每天接触A【电石灯】，电石接触水而产生乙炔（瓦斯）点燃，每天接触3～5小时;胶工每天使用B【氨水】，防新鲜胶乳凝固。上述A～B两种化学物质非常刺激鼻子与眼睛，长期影响胶工的呼吸系统。 3、长期接触A～B化学物质的五一场胶工20年无癌症，这是与其他工种职工的唯一差异，值得进一步大规模调查，更深入研究A～B化学物质与癌症0病发率的因果关系。退一步说，即使发现了胶工癌症的超低病发率，也有其研究价值。 此时文革正进入“清理阶级队伍”扫尾阶段，人人自危，所有杂志报纸都不可能发表，我想到能接受论文的唯一单位：中国科学院。72年11月6日，二队职工子弟黎伟明（后参军）骑单车，到11公里外的徐闻下桥公社邮局，把我论文挂号寄给了北京中科院。73年7月5日我收到中科院回信。7月9日，我把修正后论文，按中科院指示寄给华南肿瘤医院。7月21日、29日与8月7日，再陆续把三份补充调查资料寄出。经短期教师培训，当时我已调到场部二中当老师，有更多时间精力去系统学习与研究了。 9月26日凌晨5点20分，敬爱的仲熙大哥在七师医院永远离开了我们。 次日上午天气阴沉，秋风凉雨愁煞人。我和二连邱国华、曹九枚、蒋亮健一起，到了海康龙门镇七师医院后面墓地，邱、曹在新墓前挖了土坑，我和亮健小心安放了石碑，上面刻着【七师九团二连罗仲熙同志之墓】。我流泪轻声说“安息吧，敬爱的仲熙大哥！” 10月4日傍晚，团部卫生队任锦强副队长致电我，中科院与广东省防癌办联合派出三位专家周孝珍（组长）、张一凡、周来仪，已专程到了九团。周孝珍老师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了许多鼓励话语。她还说，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与广东省防治肿瘤工作会议，分别宣读了我的论文与补充资料，是大会三篇“工农兵论文”之一，引起专家们特别强烈反响。周老师此时才知我并不是医生，非常好奇问道： “有一事我搞不懂，全国大会宣读的另两篇‘工农兵论文’都以癌症病发率百分比计算，你没读过医科专业，为什么你能对癌症病发率用了‘十万分之几’的专业表述呢？” “老师，我从小对罗潜教授崇拜，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舅母当医生，是我老师……我还读了很多专业医学书籍。” 三位专家与我长谈了几小时，兴致勃勃。次日早晨，我带三位到附近橡胶林，现场观察了胶工戴电石灯割胶与氨水的使用，让他们更直观感受。专家们随后到了十一团等橡胶农场进行详尽调研，兄弟农场不少人对我论文津津乐道，轰动一时。
专家回程前，周孝珍老师对我说：“我已代表中科院肿瘤所与省防癌办，向九团赖柏林团长与何一光政委郑重推荐，你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应该推荐去读医科与深造；领导让我把华南肿瘤医院图书馆借书证交给你，希望对你研究有帮助。”\ 说明： 1、1972年底止，全农场干部职工近3000人，近2000人为割胶工；其他900多人为干部、后勤、教师、医护、机械、基建、运输等。资料显示癌症分布人群的比例：非胶工24 : 胶工0 2、上述资料，大多为1972年的调查原始资料 3、其中“【 】”，为1973年的复查补充资料 后来我两次找了何一光政委，他总说“党委需要研究研究……”光阴似箭，42年过去了，至今还不知党委研究结果。我暗下决心：不管多少艰难，都要出国或到香港攻读、创业。因此，内地少了一位医生，香港多了一位董事长。
红土地八年，湛江农垦文工团二年，农垦广阔天地把我磨练，从白净文弱书生，变成了身体健壮，意志坚强，吃苦耐劳的小伙子，我最宝贵的十年青春，献给了祖国农垦事业！ 1978年5月22日，湛江农垦干部中第一位特批赴香港定居。 1990年至今，先后六次回到五一农场，其中三次为全场干部义务讲课。 1990年捐给五一农场5000元建场部学校新教学楼 （我在农场工作7年4个月，全部工资津贴合计为2540元） 1998年至今，合作开发推广专利【心脑血管中成药】～【抗癌中成药】出口、转口、边贸。同时终生学习研究42年，简述如下： 【带瘤生存：视癌症为慢性病； 中药调理：缩小癌肿，直至消失； 松针疗法：改变体液，从酸性变为微碱性，防止癌肿瘤转移； 科学饮食：饿死癌细胞； 音乐疗法：增强免疫力】 此项研究让数以万计癌症患者受益。日本成立了【松针抗癌协会】，超10万会员。
代表香港出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