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人的命运是和历史的发条捆在一起的。在FESCO麾下成长的老员工，他们的经历不单与FESCO的命运与共，同时也印记着中国对外开放这段历史的轨迹

八十年代的中国，北京某玻璃厂。

办公室里，几位工程师正背着手来回徘徊，时不时地停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仍是相顾无言、一筹莫展。

事情源于几个月前，厂里要购买一批烧玻璃的耐火砖。相对于普通的砖，这种砖使用的材质，必须能耐住几千度的高温，并且还需保证永久不变形、无气味。而在当时，这种制作工艺国内还生产不了，必须进口。玻璃厂便向国外的厂家下了订单，订了几个集装箱的一级耐火砖。

没过多长时间，货到了，可打开集装箱一看，拉来的却是三级耐火砖，一下子就降低了好几个档次。

这让玻璃厂的领导可傻眼了。想退货，可又如何去证明货品的优劣呢？国内连生产能力都没有，哪来的检测标准。没有检测标准，退货的理由就难成立。看来外商钻的就是这个空子——他们知道，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做平板玻璃，三级耐火砖就足够用了。

如何不吞下这口“恶气”？这可急坏了玻璃厂的工程师们。

不退货？白白浪费了几十万美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这可以说是“天价”啊；退货？合同上白纸黑字地写明，发现不合格，要在多少天内进行索赔，而索赔的标准，包括对不合格的货品必须出具规格数据来证明。“如何写这个数据呢？”工程师们为此在办公室里愁得团团转。

这时候，门悄悄地开了，一个小伙子大步流星地走进来，扒在其中一个工程师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工程师顿时茅塞顿开，喜上眉梢。

“别在这儿耽误工夫了。先整理一套理论上的数据报上去，反正外贸人员要照章办事，还需要时间找他们技术人员鉴定，到时候具体事宜再商量。但是咱们要先将程序走上，如果过了索赔期，再想争得权利就被动了。”

刚刚进来的这个小伙子，就是当时被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前FESCO）外派到日本三菱集团明和产业株式会社的业务代表——赵群。

·结缘FESCO

明和产业株式会社是日本三菱集团属下的商社，一开始以化工产品为经营中心。“明和产业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公司，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就和中国，特别是解放区有着贸易往来。”

赵群告诉记者，“之前被派去的几个员工，有的与外商关系搞得不是很好，不能很好的完成中方公司的期待值。”这时候，时任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的代总经理孙扬先，找到了正在北京外事办做秘书工作的赵群，希望他能够加入FESCO，接替这个工作。

一九八四年五月，赵群被正式外派到明和产业株式会社。在到岗之前，他常常在心底悄悄地叮嘱自己：不要忘记孙总的嘱托：“你去那里作为一个契机，双方关系一定要搞好。”果然，由于赵群的踏实肯干，日方对他很满意。在明和产业，赵群起初担任化工科科长，接触了很多药品以及生物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也为他日后的“下海”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他又升为北京事务所的秘书长、重庆事务所的首席代表，最后干脆去了日本总公司做顾问，从被日本人管理到后来管理日本人，他这一干就是十五年。

说起赵群和FESCO的渊源，代总经理孙扬先是个不得不提的人物。

一九八二年《北京科技报》上有篇报道，讲述的就是他与孙扬先之间的不解之缘。

当时的赵群还是北京职工大学的学生，在这期间，他又考上北京科技进修学院，一边学习科技一边学习日语，每天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又忙碌。

这天，他照例拿着写满日语单词的小纸条在路上全神贯注地背着。这时候迎面过来一骑自行车的人，连叫了几声他都没听见……赵群被撞倒后，骑车人连忙起身，查看他有没有受伤，哪想到，被撞倒在路边的赵群连动都没有动，手里拿着小纸条干脆躺在那里，嘴里继续振振有词地读着，这让骑车人很是惊奇。而这位骑车人，就是孙扬先。

现在看来，双方是否真是因此结缘还有待考证，不过，赵群勤奋好学的事迹确是千真万确的，这点从当年的《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其他报道中便可见一斑。

进入明和产业之后，对赵群来说是个很大的锻炼。按照常理推断，一个有志气的青年，是不愿意被束缚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却甘愿被“束缚”，并且被“束缚”了十五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怪的现象。

“因为我看到了这种‘束缚’对目前修炼的自己、对前途、对国家都有帮助，”赵群侃侃而谈，“当时接触到日本人的工作方式，觉得它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我们应该学习的。那时候给我的感触很深，我觉得应该忍耐这个过程，然后把日本人对待工作的这种精神，变成一种实在的机制，从而改变当时中国企业散乱差的管理现状。”

一九八四年年底，进入明和产业半年后的赵群被派往日本研修，回来以后，他上交了一份长达27页的汇报，内容涵盖了日本当时的社会环境、机制、法律、企业管理等方方面面。“里面说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这份报告，让他觉得很自豪。“我作为FESCO的一员，能够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去学习他们，从而把有价值的东西提供给国家，还是很高兴的。” 

·在“两种制度”下生活

八十年代中期，有上百家外国商社落户北京，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公司。当时不少中国人是在尚未放下“八年抗日”这个情感重负的情况下，不得不面对日本商人的。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一九七九年FESCO的适时诞生，为国家改革开放助了一臂之力，而且是特殊的一臂之力。这一点肯定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当初人们却没有这么明确的认识，也来不及形成这样明确的认识。

“在当时的背景下，摆在员工面前有很多问题，我们不像在国营企业，仅仅考虑到好好工作，如何晋升就完了，我们还要在两个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机制下，找到平衡、找到生存点。”赵群语重心长地说。

当时被外派到外国商社的这些员工，有人称他们是“中方雇员”，也有人调侃他们是一帮专门为“老外”干活的“洋买办”。中方雇员一脚踏入外国商社也跟外国商人一脚踏入中国土地一样，双方都是“脚踏两只船”，社会制度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计划”与“市场”不同，“主人翁”与“受雇者”身份不同，这一系列的不同，一方面带给中方雇员的是行为做法上的不习惯，另外一方面，更沉重的是内心的矛盾与痛苦。

“端着‘老外’的饭碗就应该为‘老外’奔走。每次在谈判桌上，当双方的利益得不到平衡时，作为一名中国人，出于血缘因素，自然偏心于自己的同胞。而作为外国公司的雇员，此时又必须为自己公司的利益尽力拼争。最残忍的是，有时在谈判桌上，我们要坐在自己的同胞对面，看着同胞出于某种更急需的考虑，不得不向外商低头的时候，而自己却帮不上忙。”

生意场上买卖成交的先决条件是双方达到共赢。可是谁获利大，谁获利小，这里还是有差别的。赵群感叹：“我们没办法做到在一笔买卖中，只让中国人获利或者保证使中方获大利。在当时，有时候中国人吃了亏还不知道，有时候明明知道吃了亏也没办法。”

每一份的得失，都在这些中国雇员的心中秤来秤去。一方面自己是中国人，当然不能胳膊肘往外拐，但同时又是外国公司的雇员，不维护公司利益也无异于缺少职业道德。“改革开放的初期，几乎每个中国雇员的心中都有着这样一杆秤，有人曾经形象地说，中国雇员是在两种体制下生活。” 

·但求平衡

尽管有万般无奈，但中国经济要摆脱自己游离于国际经济规则与现代秩序的乡俗乡习，就必须克服这些无奈，从起步的时候就需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才能逐渐与世界对话。

这种自我修炼式的约束是痛苦的，可必须有人承担和垂范。赵群说，“当时FESCO给我的教育是，要注意平衡，既要维护外商的利益，也要维护国家的基本利益。不要为了区区几美金的报价差，就因小失大，要站在两者的宏观利益上看问题。”

怀念起当年，赵群感叹，“看着国家蒙受损失，我心疼，但是作为长远来看，这点小痛必须要忍耐。外国人来中国是做生意的，而中国就是要通过这种生意往来，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素质，提高贸易往来中对问题的控制能力。作为FESCO的成员，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不应该没有原则地追求贸易平衡。纯粹的贸易平衡，在还没有加入WTO的情况下，无疑是实现不了的。”

事实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外国商社的中方雇员恰恰是在不断克服自己习惯、行为、观念上的诸多不适应，才恰如其分地扮演了中外贸易合作的桥梁与纽带的角色，为改革开放出了一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中方雇员又应该感到满足。因为进入商社的这几十年来，他们为外国老板提供服务，有付出、也有牺牲，但更有获得和进取。每一个商社都像是一所“免费大学”，每一个雇员都是不交学费的学员。赵群告诉记者：

“当时，FESCO让我们去学习，鼓励我们去学习。每周六的例会，除了谈感想之外，我们谈的最多的就是今后贸易的走向。”

三十年前，中国很少有人懂得什么是国际贸易，什么是国际惯例。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仅在北京，在这些外国商社老板的手上，经过严格甚至残酷的训练，就已经有成千上万人做了首席代表。“这批人才在九十年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外贸公司里面，中方的中层领导中就有一大批是从FESCO出来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处处都能看到FESCO的人才活跃在各个商务领域中。”赵群深有感触地说。

·一九九八年，赵群正式脱离了日本企业

在明和产业的这十几年里，他帮助运行北京市场，协调各个科室，拓展重庆市场，使贸易额有了相当可观的提升，又因在药品的合成方式上贡献突出，两次获得一等功，这也是当时FESCO里面唯一一个被记过两次一等功的员工。

对于这段经历，赵群谦虚地说，“改革开放以后的那个时期，需要人们将自己的生存本能和社会要求结合起来，从中抓住机会。而FESCO就像是我的‘摇篮’，培养我用一种思想来看社会，包括对待事物基本的洞察力、行动力和思想力。没有FSECO的培养，没有经过外企生活的磨练，我对机会的捕捉也就没那么精准。”

对于赵群这些“老外企”们来说，他们是特殊的一个社会层面，是随着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一支特殊的先头部队，在当时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这些人去了外国商社，就等于“深入敌营”，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对于当时中国走向市场的作用非常大。这个与国家利益与共的特殊群体的经历，不单与FESCO的命运相连，同时也印记着中国对外开放这段历史的轨迹。

 （晓歌编辑）